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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白旗”冤案:中国病毒学家汤飞凡

中国第一代病毒学家汤飞凡纪念邮票。(网路图片)
中国第一代病毒学家汤飞凡纪念邮票(网路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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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7年04月08日讯】(大纪元记者叶蓁报导)他是成功分离出沙眼病毒的第一人,解决了困扰世界数千年的传染病;他是中国第一代病毒学专家,创造了一个个不可能的医学奇迹;然而在中共的“拔白旗”运动中,他成为污言秽语下的冤魂。

中国科学技术史权威李约瑟赞叹他是“人类的朋友”“预防医学领域里的一位顽强的战士”;当今世界最权威的微生物学教科书、病理学教科书,都记载着他为世界医学做出的不朽贡献。在中国大陆,他也重获一定的声名与荣誉,但他的故事及个中辛酸正在被国人遗忘。

他就是清末民初的医学界泰斗——汤飞凡

中国第一代病毒学家汤飞凡。(网路图片)
中国第一代病毒学家汤飞凡(网路图片)

少怀悬壶济世心

汤飞凡出生的那一年,正值湖南家乡大旱。自幼目睹乡亲贫病交迫的他,遂生悬壶济世之心。在他6岁时,汤父遵守易子而教的古训,把他送到世交何家的义塾学习。何家的少爷——何键,即后来国民革命军的上将,对勤勉求学的汤飞凡青睐有加,不仅亲自辅导他算数和自然,更将女儿许配于他。怀高远之志、结将门之亲,预示了汤飞凡传奇却坎坷的一生。

1914年,教会学校湘雅医学院首次在全国招生,年仅17岁的汤飞凡立即放弃在读的工业学校,参加考试。七年的专业训练,不仅磨练了他刻苦治学的精神,更让他对行医救人有了具体目标。时值微生物学的黄金期,汤飞凡在时代感召下,立志终生研究细菌学及传染病。

1921年毕业时,有同学邀请他一同开馆行医,汤飞凡断然拒绝:“当一个医生一辈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发明一种预防方法却可以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之后,他入北京协和医院细菌学进修三年,掌握细菌学理论及实验方法。当时的中国有“南湘雅、北协和”之说,汤飞凡已在国内最顶尖的两所医学院完成学业,打下坚实的科研基础。

经校方推荐,他又获得在哈佛医学院细菌系深造的机会。出国前,他与何二小姐何琏成婚,夫妻俩同赴美国。汤飞凡没有选择当一名普通医生,而是步入崎岖而清苦的科学之路,成为哈佛投身病毒学研究的第一个中国人。又是三年的进修时光,包括他在内的哈佛人扮演着拓荒者的角色,证明病毒的微生物特性,以及寻找相关测定方法。

毕业后,他的导师再三请他留校,优越的生活条件、先进的研究环境及病毒学展露的前景,的确让他向往。然而曾任湘雅医学院院长的颜福庆寄来一封信,改变了他的选择。颜福庆矢志创办中国独立的医学教育体系,促成中山大学医学院的成立。然而在经费、师资紧缺的情况下,百废待兴,他想到了曾经的优秀学生汤飞凡。

在信中,颜福庆开不出诱人的条件,只是如实告知办学困难以及发展中国医学的殷切期望。这封真挚坦诚的信彻底打动了汤飞凡,一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爱国豪情油然而生。他立即在1929年春天,携妻子飞往上海,出任医学院细菌系教授。

1921年,汤飞凡毕业于湘雅医学专科学校。(网路图片)
1921年,汤飞凡毕业于湘雅医学专科学校。(网路图片)

中国病毒学的拓荒者

中山大学医学院开学时,只有8位老师,29个预科学生,而汤飞凡所在的细菌系则是一片空白。他再次成为一名拓荒者,亲自设计课程、建立实验室,在教学之余进行研究。1930年起,他陆续发表论文,开启中国病毒学研究。

两年后,他兼任英国雷氏德研究所的细菌系主任,有条件从事更复杂的实验。在上海的八年教学与科研生活中,汤飞凡在病毒学领域的研究有重大突破,多篇论文被世界权威专著及教科书援引,成为经典文献。如果历史允许,汤飞凡凭借他对医学的热情、坚韧不拔的精神与严谨的治学态度,一定会取得更为惊人的成就。然而1937年爆发的抗战,打断了他的研究计划。

汤飞凡是一位科技精英,也同时是一介文弱书生,但在国家存亡之际,他却怀着为国捐躯的大爱精神,奔赴抗日救亡的战场。他报名参加“上海救护委员会”的医疗救护队,并多次冲在战场第一线,对伤员进行紧急救护。由于救护站离战场仅有几百米,数次险被日军炮火击中。在三个月的前线工作中,他几度出生入死,却只回过两次家。

妻子何琏曾担心他的安危,身高仅有1米60的汤飞凡却毫不畏惧:“因为我目标小,炮火打不中我,所以我干这个最合适。”

紧接着上海沦陷,汤飞凡原本准备随雷氏德研究所撤向英国,然而已担任卫生署长的颜福庆又适时出现,改变他的人生轨迹。因战时的中国瘟疫肆虐,重建中央防疫处成为当务之急。当汤飞凡收到老师的邀请信,再次燃起为国效力的情怀,转赴“大后方”昆明担纲处长要职。

刚接手的中央防疫处,财政困难、设备不齐、产能低下、人心涣散,犹如一盘散沙。汤飞凡便重整旗鼓,带领有限的人员生产狂犬疫苗、牛痘苗等简单的药剂,维持日常开支并有盈余;随后把防疫处变成国内唯一的微生物研究所,生产符合国际标准的疫苗和血清。所制药品不仅送往全国各地,还为英美盟军所用,为世界二战的胜利作出贡献。

国民政府下属的中央防疫处因此名扬海内外。1934年,《科学》杂志发表文章介绍了其青霉素生产车间的艰苦条件:“没有自来水,只有一台又旧又漏、而且每天用完后都要修理的锅炉;用过的琼脂要回收使用,回收的设备是一只破木船,放在湖里进行透析;没有商品蛋白胨供应,完全自己制造……”汤飞凡带领防疫处的勇士们,克服重重阻力,做出了世界为之惊叹的成绩。

抗战胜利后,汤飞凡随防疫处迁回北京旧址,重建战火后的家园。他在美国的资助下建成占地万余平方米的中央防疫实验处总处,又凭借一套小型青霉素制造设备,建立中国第一个抗生素生产车间。1948年,他主持生产每支20万单位的青霉素,堪比进口产品。可以说,没有汤飞凡的努力,就没有中国病毒学的飞跃性发展。

汤飞凡身后获国际眼科防治组织颁发的沙眼金质奖章。(网路图片)
汤飞凡身后获国际眼科防治组织颁发的沙眼金质奖章。(网路图片)

汤氏病毒与衣原体之父的荣耀

转眼就到国共内战、中共篡权之时,汤飞凡作为科技精英、国民政府官员、国民党贵婿,远离中共的掌控才是明智之举。随着国民政府的撤退,防疫处无法正常运作,他也打算举家移居美国,重返哈佛。然而在出国前夕,他突然改变了主意,回到北京。在他心中,自己只是个专注科技领域的学者,并不关心政治;他更舍不得中国刚刚起步的微生物学,舍不得放弃辛苦创建的基业。

而中共在建政之初,也亟需汤飞凡这样的医学奇才“建设国家”;大陆民众饱受各种传染病折磨,更需要大量的疫苗供应。汤飞凡便被委以“重任”,担任中共中央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中共中央生物制品检定所所长。他也竭尽所能,为恢复疫苗的研发与生产而忘我工作。

1950年,他的团队成功遏制华北鼠疫的流行;1961年,他采用牛痘“天体毒种”和乙醚杀菌法,能快速制出大量优质的牛痘疫苗,在中国成功消灭天花病毒,比世界领先16年。

待国内疫情稳定,汤飞凡重拾少年壮志——发明一种可使亿万人免遭传染病侵袭的预防方法。1954年,他回到实验室,重拾一度中断的科研——寻找沙眼病原体。

沙眼是流行三千多年、可致失明的世界性传染病。当时世界上约有1/6的人患有沙眼,在中国,有近一半人患病,边远地区更有“十眼九沙”之说。而关于它的研究,单单分离沙眼病原体一项就是困扰微生物界数十年的难题。沙眼危害深远、难以攻克,促使汤飞凡下定决心,潜心于遏止这项传染病的研究。

那时的医学家专注于沙眼病原是细菌病原还是病毒病原的争论。早在1929年起,汤飞凡就在上海进行7个月的实验,推翻当时颇具影响力的论断。20多年后,57岁的汤飞凡壮心不已,再次挑战学术难关。由北京同仁医院的张晓楼提供典型病例,他带领团队开始了全新的探索。

工作中最大的难度是病毒分离,汤飞凡经过1年辛苦努力,试过前人所有方法都未成功,便独创“鸡卵黄囊分离病毒”的方法,配合青霉素、链霉素进行试验。1955年8月10日,他第8次用新方法试验,终于成功分离出沙眼病毒,并命名为“TE8”。这一重大突破,让汤飞凡成为世界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第一位中国人。

有成员催促他立刻发表论文,抢占世界之先。然而治学严谨的汤飞凡却知道,病原体必须经过重复分离、体外传代、引起病变等论证,才能称作真正的病原。因而他不为名利所动,又花费1年心血完成论证工作,才于1956年10月发表论文。

为保万无一失,汤飞凡不顾自身安危,把沙眼病毒植入自己体内,并在身患沙眼的情况下,坚持40天不治疗。凭借“神农尝百草”的无畏精神,他成功积累了第一手宝贵而可靠的临床资料,彻底结束病毒学界的争论。

他的论文一经发表,立即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各个国家先后用他的方法分离出沙眼病毒,尊称这种病毒为“汤氏病毒”。1970年,学界将沙眼病毒与其它几种类似的微生物命名为“衣原体”,而汤飞凡,正是公认的“衣原体之父”。由于找到了沙眼病原,对症下药也就水到渠成,沙眼疾病在全球范围迅速减少,几近绝迹。

汤飞凡生活照。(网路图片)
汤飞凡生活照(网路图片)

医学名宿的迅速陨落

就在汤飞凡创造微生物学奇迹之时,迫害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也随即展开。由于汤飞凡沉浸实验室的小天地中,无暇参与政治活动,因而暂时免受冲击。而1958年,继“反右运动”后,中共又大搞“大跃进”,同时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拔白旗、插红旗”运动。这一年,成为汤飞凡的受难殒命之年。

“拔白旗”即拔资产阶级白旗,把具有所谓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人士加以批判、斗争,是中共迫害知识分子、加强文化专制的又一残忍手段。在大陆医学界,大部分“白旗”是躲过“反右”一劫的知名学者。在卫生部的生物制品所,德高望重的汤飞凡就是一面在劫难逃的“大白旗”。

1958年9月下旬起,汤飞凡就接到所里党委的通知,要求他检查资产阶级思想,接受群众批判。26日,他不得已在一个小型会议上作检讨,但是“群众”认为他交待的都是无关痛痒的小事,不能过关。

28、29日两天,汤飞凡在“全体党团员大会”继续检讨。为了“帮助”他过关,所里的中共组织还私下安排批判发言,对他“万箭齐发”。两天之内,大会从“和风细雨”转向“狂风暴雨”,起初他还能坐着交待问题,第二天就只剩挨批斗的份儿。随着气氛愈发紧张,他的罪名也逐步升级,先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社会主义阵地上的一面大白旗”,接着是“民族败类”“国民党反对派的忠实走狗”“美国特务”等。

更荒谬的是,他研究沙眼病毒的成果,被说成是把病毒、分离方法送给外国人,“出卖国家利益”。29日散会时,主持人不依不饶地咆哮:“坦白交代低头认罪才有出路,不然死路一条。”

30日那天,还有一场会议等著汤飞凡,但他万念俱灰,不愿继续接受无端的侮辱,在清晨自杀身亡,中共宣称他“自绝于人民”。

人已去,身后风波却接连不断。文革时,他继续被打为“国民党残渣余孽”“漏网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他的名字连同科研成就都被打入地狱,不见天日。发现沙眼病毒的功劳,被中共移花接木,安到提供病例的张晓楼身上。

幸而,他的贡献最终为世人铭记。1980年,国际眼科防治组织向中国眼科学会寄来一封短函,邀请汤飞凡参加国际眼科学大会,为他颁发“沙眼金质奖章”,纪念他的功绩。此时,汤飞凡已故去20多年。中共原本安排汤飞凡的学生、当年参与沙眼研究的王克干代为领奖,并通知当年独揽功劳的张晓楼一同赴会。

谁知在会议前一天,王克干被临时撤换,改由张晓楼一人领奖。他领到的奖章,也改刻他与汤飞凡两人的名字,张氏还排在前面。回国后,张晓楼把奖章复制两枚,一枚自留,一枚送给汤家,原件却上交中共卫生部。

汤飞凡的遗孀——何琏,和学生们一同发起呼吁,要求卫生部澄清事实。在求告无路的情况下,将门虎女忍无可忍,于1986年8月致信国际眼科防治组织,要求还汤飞凡一个公道。4个月后,该组织回信,肯定汤飞凡分离出沙眼病毒的事实,并补发奖章,上面只篆刻汤飞凡一人的名字。至此,一雏医学丑闻落下帷幕。

参考资料:

京虎子,《中国人不应遗忘的名字汤飞凡》,收录于二闲堂网站。

责任编辑:李沐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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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10 8:0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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