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7年04月08日讯】（大纪元记者叶蓁报导）他是成功分离出沙眼病毒的第一人，解决了困扰世界数千年的传染病；他是中国第一代病毒学专家，创造了一个个不可能的医学奇迹；然而在中共的“拔白旗”运动中，他成为污言秽语下的冤魂。
中国科学技术史权威李约瑟赞叹他是“人类的朋友”“预防医学领域里的一位顽强的战士”；当今世界最权威的微生物学教科书、病理学教科书，都记载着他为世界医学做出的不朽贡献。在中国大陆，他也重获一定的声名与荣誉，但他的故事及个中辛酸正在被国人遗忘。
他就是清末民初的医学界泰斗——汤飞凡。
少怀悬壶济世心
汤飞凡出生的那一年，正值湖南家乡大旱。自幼目睹乡亲贫病交迫的他，遂生悬壶济世之心。在他6岁时，汤父遵守易子而教的古训，把他送到世交何家的义塾学习。何家的少爷——何键，即后来国民革命军的上将，对勤勉求学的汤飞凡青睐有加，不仅亲自辅导他算数和自然，更将女儿许配于他。怀高远之志、结将门之亲，预示了汤飞凡传奇却坎坷的一生。
1914年，教会学校湘雅医学院首次在全国招生，年仅17岁的汤飞凡立即放弃在读的工业学校，参加考试。七年的专业训练，不仅磨练了他刻苦治学的精神，更让他对行医救人有了具体目标。时值微生物学的黄金期，汤飞凡在时代感召下，立志终生研究细菌学及传染病。
1921年毕业时，有同学邀请他一同开馆行医，汤飞凡断然拒绝：“当一个医生一辈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发明一种预防方法却可以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之后，他入北京协和医院细菌学进修三年，掌握细菌学理论及实验方法。当时的中国有“南湘雅、北协和”之说，汤飞凡已在国内最顶尖的两所医学院完成学业，打下坚实的科研基础。
经校方推荐，他又获得在哈佛医学院细菌系深造的机会。出国前，他与何二小姐何琏成婚，夫妻俩同赴美国。汤飞凡没有选择当一名普通医生，而是步入崎岖而清苦的科学之路，成为哈佛投身病毒学研究的第一个中国人。又是三年的进修时光，包括他在内的哈佛人扮演着拓荒者的角色，证明病毒的微生物特性，以及寻找相关测定方法。
毕业后，他的导师再三请他留校，优越的生活条件、先进的研究环境及病毒学展露的前景，的确让他向往。然而曾任湘雅医学院院长的颜福庆寄来一封信，改变了他的选择。颜福庆矢志创办中国独立的医学教育体系，促成中山大学医学院的成立。然而在经费、师资紧缺的情况下，百废待兴，他想到了曾经的优秀学生汤飞凡。
在信中，颜福庆开不出诱人的条件，只是如实告知办学困难以及发展中国医学的殷切期望。这封真挚坦诚的信彻底打动了汤飞凡，一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爱国豪情油然而生。他立即在1929年春天，携妻子飞往上海，出任医学院细菌系教授。
中国病毒学的拓荒者
中山大学医学院开学时，只有8位老师，29个预科学生，而汤飞凡所在的细菌系则是一片空白。他再次成为一名拓荒者，亲自设计课程、建立实验室，在教学之余进行研究。1930年起，他陆续发表论文，开启中国病毒学研究。
两年后，他兼任英国雷氏德研究所的细菌系主任，有条件从事更复杂的实验。在上海的八年教学与科研生活中，汤飞凡在病毒学领域的研究有重大突破，多篇论文被世界权威专著及教科书援引，成为经典文献。如果历史允许，汤飞凡凭借他对医学的热情、坚韧不拔的精神与严谨的治学态度，一定会取得更为惊人的成就。然而1937年爆发的抗战，打断了他的研究计划。
汤飞凡是一位科技精英，也同时是一介文弱书生，但在国家存亡之际，他却怀着为国捐躯的大爱精神，奔赴抗日救亡的战场。他报名参加“上海救护委员会”的医疗救护队，并多次冲在战场第一线，对伤员进行紧急救护。由于救护站离战场仅有几百米，数次险被日军炮火击中。在三个月的前线工作中，他几度出生入死，却只回过两次家。
妻子何琏曾担心他的安危，身高仅有1米60的汤飞凡却毫不畏惧：“因为我目标小，炮火打不中我，所以我干这个最合适。”
紧接着上海沦陷，汤飞凡原本准备随雷氏德研究所撤向英国，然而已担任卫生署长的颜福庆又适时出现，改变他的人生轨迹。因战时的中国瘟疫肆虐，重建中央防疫处成为当务之急。当汤飞凡收到老师的邀请信，再次燃起为国效力的情怀，转赴“大后方”昆明担纲处长要职。
刚接手的中央防疫处，财政困难、设备不齐、产能低下、人心涣散，犹如一盘散沙。汤飞凡便重整旗鼓，带领有限的人员生产狂犬疫苗、牛痘苗等简单的药剂，维持日常开支并有盈余；随后把防疫处变成国内唯一的微生物研究所，生产符合国际标准的疫苗和血清。所制药品不仅送往全国各地，还为英美盟军所用，为世界二战的胜利作出贡献。
国民政府下属的中央防疫处因此名扬海内外。1934年，《科学》杂志发表文章介绍了其青霉素生产车间的艰苦条件：“没有自来水，只有一台又旧又漏、而且每天用完后都要修理的锅炉；用过的琼脂要回收使用，回收的设备是一只破木船，放在湖里进行透析；没有商品蛋白胨供应，完全自己制造……”汤飞凡带领防疫处的勇士们，克服重重阻力，做出了世界为之惊叹的成绩。
抗战胜利后，汤飞凡随防疫处迁回北京旧址，重建战火后的家园。他在美国的资助下建成占地万余平方米的中央防疫实验处总处，又凭借一套小型青霉素制造设备，建立中国第一个抗生素生产车间。1948年，他主持生产每支20万单位的青霉素，堪比进口产品。可以说，没有汤飞凡的努力，就没有中国病毒学的飞跃性发展。
汤氏病毒与衣原体之父的荣耀
转眼就到国共内战、中共篡权之时，汤飞凡作为科技精英、国民政府官员、国民党贵婿，远离中共的掌控才是明智之举。随着国民政府的撤退，防疫处无法正常运作，他也打算举家移居美国，重返哈佛。然而在出国前夕，他突然改变了主意，回到北京。在他心中，自己只是个专注科技领域的学者，并不关心政治；他更舍不得中国刚刚起步的微生物学，舍不得放弃辛苦创建的基业。
而中共在建政之初，也亟需汤飞凡这样的医学奇才“建设国家”；大陆民众饱受各种传染病折磨，更需要大量的疫苗供应。汤飞凡便被委以“重任”，担任中共中央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中共中央生物制品检定所所长。他也竭尽所能，为恢复疫苗的研发与生产而忘我工作。
1950年，他的团队成功遏制华北鼠疫的流行；1961年，他采用牛痘“天体毒种”和乙醚杀菌法，能快速制出大量优质的牛痘疫苗，在中国成功消灭天花病毒，比世界领先16年。
待国内疫情稳定，汤飞凡重拾少年壮志——发明一种可使亿万人免遭传染病侵袭的预防方法。1954年，他回到实验室，重拾一度中断的科研——寻找沙眼病原体。
沙眼是流行三千多年、可致失明的世界性传染病。当时世界上约有1/6的人患有沙眼，在中国，有近一半人患病，边远地区更有“十眼九沙”之说。而关于它的研究，单单分离沙眼病原体一项就是困扰微生物界数十年的难题。沙眼危害深远、难以攻克，促使汤飞凡下定决心，潜心于遏止这项传染病的研究。
那时的医学家专注于沙眼病原是细菌病原还是病毒病原的争论。早在1929年起，汤飞凡就在上海进行7个月的实验，推翻当时颇具影响力的论断。20多年后，57岁的汤飞凡壮心不已，再次挑战学术难关。由北京同仁医院的张晓楼提供典型病例，他带领团队开始了全新的探索。
工作中最大的难度是病毒分离，汤飞凡经过1年辛苦努力，试过前人所有方法都未成功，便独创“鸡卵黄囊分离病毒”的方法，配合青霉素、链霉素进行试验。1955年8月10日，他第8次用新方法试验，终于成功分离出沙眼病毒，并命名为“TE8”。这一重大突破，让汤飞凡成为世界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第一位中国人。
有成员催促他立刻发表论文，抢占世界之先。然而治学严谨的汤飞凡却知道，病原体必须经过重复分离、体外传代、引起病变等论证，才能称作真正的病原。因而他不为名利所动，又花费1年心血完成论证工作，才于1956年10月发表论文。
为保万无一失，汤飞凡不顾自身安危，把沙眼病毒植入自己体内，并在身患沙眼的情况下，坚持40天不治疗。凭借“神农尝百草”的无畏精神，他成功积累了第一手宝贵而可靠的临床资料，彻底结束病毒学界的争论。
他的论文一经发表，立即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各个国家先后用他的方法分离出沙眼病毒，尊称这种病毒为“汤氏病毒”。1970年，学界将沙眼病毒与其它几种类似的微生物命名为“衣原体”，而汤飞凡，正是公认的“衣原体之父”。由于找到了沙眼病原，对症下药也就水到渠成，沙眼疾病在全球范围迅速减少，几近绝迹。
医学名宿的迅速陨落
就在汤飞凡创造微生物学奇迹之时，迫害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也随即展开。由于汤飞凡沉浸实验室的小天地中，无暇参与政治活动，因而暂时免受冲击。而1958年，继“反右运动”后，中共又大搞“大跃进”，同时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拔白旗、插红旗”运动。这一年，成为汤飞凡的受难殒命之年。
“拔白旗”即拔资产阶级白旗，把具有所谓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人士加以批判、斗争，是中共迫害知识分子、加强文化专制的又一残忍手段。在大陆医学界，大部分“白旗”是躲过“反右”一劫的知名学者。在卫生部的生物制品所，德高望重的汤飞凡就是一面在劫难逃的“大白旗”。
1958年9月下旬起，汤飞凡就接到所里党委的通知，要求他检查资产阶级思想，接受群众批判。26日，他不得已在一个小型会议上作检讨，但是“群众”认为他交待的都是无关痛痒的小事，不能过关。
28、29日两天，汤飞凡在“全体党团员大会”继续检讨。为了“帮助”他过关，所里的中共组织还私下安排批判发言，对他“万箭齐发”。两天之内，大会从“和风细雨”转向“狂风暴雨”，起初他还能坐着交待问题，第二天就只剩挨批斗的份儿。随着气氛愈发紧张，他的罪名也逐步升级，先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社会主义阵地上的一面大白旗”，接着是“民族败类”“国民党反对派的忠实走狗”“美国特务”等。
更荒谬的是，他研究沙眼病毒的成果，被说成是把病毒、分离方法送给外国人，“出卖国家利益”。29日散会时，主持人不依不饶地咆哮：“坦白交代低头认罪才有出路，不然死路一条。”
30日那天，还有一场会议等着汤飞凡，但他万念俱灰，不愿继续接受无端的侮辱，在清晨自杀身亡，中共宣称他“自绝于人民”。
人已去，身后风波却接连不断。文革时，他继续被打为“国民党残渣余孽”“漏网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他的名字连同科研成就都被打入地狱，不见天日。发现沙眼病毒的功劳，被中共移花接木，安到提供病例的张晓楼身上。
幸而，他的贡献最终为世人铭记。1980年，国际眼科防治组织向中国眼科学会寄来一封短函，邀请汤飞凡参加国际眼科学大会，为他颁发“沙眼金质奖章”，纪念他的功绩。此时，汤飞凡已故去20多年。中共原本安排汤飞凡的学生、当年参与沙眼研究的王克干代为领奖，并通知当年独揽功劳的张晓楼一同赴会。
谁知在会议前一天，王克干被临时撤换，改由张晓楼一人领奖。他领到的奖章，也改刻他与汤飞凡两人的名字，张氏还排在前面。回国后，张晓楼把奖章复制两枚，一枚自留，一枚送给汤家，原件却上交中共卫生部。
汤飞凡的遗孀——何琏，和学生们一同发起呼吁，要求卫生部澄清事实。在求告无路的情况下，将门虎女忍无可忍，于1986年8月致信国际眼科防治组织，要求还汤飞凡一个公道。4个月后，该组织回信，肯定汤飞凡分离出沙眼病毒的事实，并补发奖章，上面只篆刻汤飞凡一人的名字。至此，一雏医学丑闻落下帷幕。
参考资料：
京虎子，《中国人不应遗忘的名字汤飞凡》，收录于二闲堂网站。
责任编辑：李沐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