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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辉:向毛与中共挑战的两名北大学生之死

1957年6月,“反右”运动正式开始,被定为右派集团的有22,071个,右倾集团17,433个,反党集团4,127个;定为右派分子的3,178,470人,列为中右的1,437,562人。(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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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7年05月11日讯】1956年,匈牙利爆发了知识份子要求改变共产党的领导并摆脱苏联控制的抗议游行,之后,苏联在中共的支持下出兵对其进行了血腥镇压,造成了2万多人死亡。此时,与匈牙利远隔万里的中国也正在酝酿着一场针对知识份子的运动。时任中共最高党魁的毛泽东因为此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引起了国人特别是知识份子的不满,为了匈牙利事件不再中国上演,毛决心消灭不满情绪,特别要将那些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份子彻底消声。

在经过了一番筹划后,毛和中共以“引蛇出洞”的方式诱使众多知识份子“大鸣大放”。不少天真的知识份子相信了中共,而将心中对中共的不满一一道出。在掌握了大量的证据后,毛对知识份子下手了。1957年6月,“反右”运动正式开始,被定为右派集团的有22,071个,右倾集团17,433个,反党集团4,127个;定为右派分子的3,178,470人,列为中右的1,437,562人。他们的命运极其悲惨,不少人更是与亲人阴阳永隔。这其中就包括北大的800多名右派,这中间至少有8名学生右派遇害,本文说的就是当中的两名学生。

公开向毛挑战的刘奇弟惨死于“小号”

一个是北大物理系四年级学生刘奇弟。据北大校友、同为“右派”的陈奉孝回忆,来自湖南的刘奇弟不仅在专业学习上优秀,爱好读外国文学名著而且擅长作曲、指挥并能拉一手优美动听的小提琴,是一个多才多艺之人。1955年,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他因为替胡风鸣不平而被打成了反革命,在学校被隔离审查并受到管制,曾被人绑在窗櫺上。

1956年,经甄别后“平反”,刘奇弟继续在校读书。但从此他的心情比较压抑,在学生宿舍经常拉《牧羊姑娘》、《塞外组曲》等哀怨的曲调。

1957年反右前,刘奇弟在北大大饭厅的南门贴了一张大字报“胡风绝不是反革命——为胡风招幡”,并附了一副对联“铁窗锁贤良,天昏地黑;忠臣血撒地,鬼哭神号”(因为当时谣传胡风已死在天津监狱里)。他在大字报中说,当局以胡风和友人的通信作为定罪依据是“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毫无法律根据。它把闲人聊天,侯宝林说相声的逻辑搬进了法庭。”

大字报在北大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因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名正是毛泽东钦定的。刘奇弟此举显然就是在公开向毛挑战,他非凡的勇气和胆量可想而知。他说:“怕什么?我已经被打成过一次反革命了。根据报纸上公布的材料,胡风根本构不成反革命罪。”他认为,四九年后胡风是第一个写长诗来热烈歌颂中共的人,“这样的人能是反革命吗?绝不可能,胡风已经死了,他是屈死的。每个有良心的人,难道不应该为他鸣怨吗?”

另据陈奉孝说,刘奇弟在贴这张大字报之前,就意识到会有坐牢和杀头的危险,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做了,结果不难预料。他在系里和全校遭到了猛烈的批斗和围攻,甚至被殴打。连续的批斗和折磨使他的肺病发作,不断地咳血。

随着“反右”运动的日益激烈,刘奇弟被逮捕,并被判刑15年。他先在北京团河农场劳改,之后被押送到黑龙江省密山县兴凯湖劳改农场劳改。

在黑龙江劳改期间,因为他拒不认罪,多次被吊起来拷打,后来就疯了,被塞进了像狗洞子一样的小号里。据曾呆过小号的人介绍,小号宽八十公分,高一米,长一米五左右,人根本站不起来,躺着也伸不直腿。地上铺的是二十公分厚的稻草,寒冬中根本无法抵御寒冷。被关在小号中的人,不仅身上要带着镣铐,而且一天只给很少的苞米面稀粥喝。在这样的环境中,身体瘦弱的刘奇弟是无法捱过去的。

1961年,刘奇弟因疾病加冻饿,死在了小号里。冤死时还不到30岁。而大难不死的陈奉孝此后多次在睡梦中梦见刘奇弟被打得满脸是血,二个打手拖着他往小号里塞,他一边喊一边挣扎。

预言中共倒台的张锡锟被枪决

另一个遇害的是当年北大化学系三年级、来自四川的学生张锡锟。据同在北大读书的校友陈奉孝回忆,他和张锡锟是在“反右”运动中认识的。当时陈奉孝和北大一些为追求真理、不畏权势的学生组织成立了社团“百花学社”,并创办了壁报以及其后的刊物《广场》。张锡锟后来也加入其中。

早在“百花学社”成立前,张锡锟就曾写过几张很有影响的大字报,一个题目是“制度问题”。在文章中,张锡锟明确指出:“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源在于制度……制度是人订的。而每个人都有其局限性、两面性……无产阶级专政体现在制度上。制度并非神圣不可侵犯。除此而外,他还提到了等额选举的不合理性、在民主集中制下集中过多的弊端以及人人在宪法面前应该一律平等,等等。这样的内容显然无法为中共容纳。

另外两张大字报的题目分别是“卫道者逻辑大纲”和“人性的呼唤”。前者把当年的教条主义者刻画得入木三分,比如“党的错误是个别情况,对他的批评是反对全党;民主自由是党的恩赐,再要索取便是煽动闹事;歌颂奉迎是一等品德,揭发错误就是否定一切;盲目服从就是否定一切;万事保密是警惕性高,若加思考就是立场不稳;政治必修是制度原则,若加考虑就是反对马列;国家制度是早已完善,再加指责就是阴谋造反;政治等级是统治杠杆,取消等级就是制造混乱……。

后者则鞭挞了阶级性对人性的摧残,鞭挞了官僚主义对人身的无形的迫害,点出了中共泯灭人性的根源所在,并呼吁人们“不要再出卖良心,不要再屠杀自己的兄弟。回到人性中来”。据说,当年看过张锡锟写的大字报的人,都十分钦佩他。

在张锡锟加入“百花学社”后,陈奉孝对其印象颇佳,认为他“敦厚踏实,朴实诚恳,忠厚热情,沉默寡言,从不爱出风头,是个非常值得信赖的人”。反右后期,“百花学社”被迫宣布解散,印《广场》的纸张和稿件也被当时的《工人日报》出版社扣押。为了抗争,“百花学社”的成员不少人将自己的衣物卖掉,买了部手推式油印机和少量的大白纸,在陈的宿舍里刻蜡版油印,连续干了四个昼夜。这其中就包括张锡锟。

随着“反右”的日趋激烈,“百花学社”和成员的命运也可预见。对此,张锡锟如此说道:“形势的发展看来对我们越来越不利,对我们来说,最后的结局可能是悲剧性的。不过任何政治运动总会有人做出牺牲,只要我们做到问心无愧就行了。”他喜欢背诵英国诗人拜伦的一首诗:“爱我的,我致以叹息;恨我的,我致以微笑;无论头上有怎样的天空,我准备承受任何风暴!”

1958年,作为组织者的陈奉孝被捕,而张锡锟等人则被打成右派,送去北京团和农场劳教。1969年林彪下达命令,走资派、四类分子、右派都被送出北京,疏散到外地。劳教分子遣送回老家,交给群众专政。张锡锟因此被遣送到四川北部的一个劳改农场,继续劳教。

失去自由十多年的张锡锟,不堪忍受无休止的劳教生活,试图组织反抗,逃离劳改农场,但都没有成功。在一次越狱失败后,他曾向狱方直言:“从我当学生被划成右派起,就知道你们共产党一贯是骗人的,以后也一定会因此而倒台。”

1977年,张锡锟被当局以“企图组织逃脱”的罪名枪毙,其遗体由其妹妹领走,掩埋在四川盆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据说,在临刑前,被五花大绑的他立而不跪,还踢伤了刽子手的下身。

结语

根据陈奉孝的记述,早已结婚的张锡锟死后,其妻子不得不改嫁,两人唯一的女儿随了母亲的姓。因作为直系亲属的女儿没有提出洗刷冤案的要求,张锡锟的冤案至今没有昭雪。然而,他当年对中共一针见血地透视,对中共倒台的预言,时至今日依然掷地有声。

至于刘奇弟的冤案究竟如何处理的,甚少有人知道,似乎是不了了之,但这笔血债却不会被忘记,总有一天要偿还。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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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11 12:2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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