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7年05月05日讯】1967年5月，文化大革命风暴扫荡中国大陆。与此同时，在一水之隔的香港，红色狂飙骤起。罢工、抗议，逐步延烧至暗杀、放置炸弹，暴乱持续八个月之久，史称“六七暴动”。这场暴乱造成人员伤亡，涉及无辜，并且严重影响了香港的社会治安和经济民生。
五十年之后，风暴是否已经停息？
“六七暴动”简况
1967年5月6日在香港开始的“六七暴动”，也被称为 “六七左派工会暴动”、“香港五月风暴”，中共官方与参与者自称为“反英抗暴”。
1967年5月，香港九龙新蒲岗大有街的一家新蒲岗塑胶花厂发生劳资纠纷，工人进行抗议，导致警民冲突，后来演变成暴乱，造成多人伤亡。之后，香港的工会组织和左派团体效仿红卫兵，成立了“港九各界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简称“斗委会”。他们呼吁居民拿起武器，包括使用土制炸弹，用激烈手法反抗港英政府的统治。
本次事件由最初的罢工、示威，发展至后期的暗杀、放置炸弹。结果共有51人在暴乱中死亡，超过800人受伤。
历史资料显示，香港“六七暴乱”是在中国大陆文革的背景下，由中共在背后操控指挥而成。这是中共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运动手法在香港的一次大练兵。中共在此次事件中使用的暴力、恐吓、暗杀等手段，一直在香港出现并持续至今。
中共挑起五月风暴
1966年大陆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中共的外交方针日趋激进，香港成为其输出革命的首选目标。其时香港经济不景气，劳资纠纷和官民冲突严重，工潮频发，左派工会对港英政府的不满日益累积。
1966年，香港青年苏守忠绝食抗议天星小轮加价而引发九龙暴动；同年，澳门政府阻止兴建坊众学校，引发严重警民冲突，左派民众拿着毛语录上街示威，后政府被迫屈服，这次胜利鼓动了香港左派。周恩来还接见了香港左派人士，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梁威林就提出，香港的左派运动要“和国内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
中共当时负责港澳事务的廖承志，曾在1966年8月指示不要在香港发动文化大革命，但是澳门事件发生之后，廖承志被红卫兵夺权、批斗，香港左派分子接受新的指示，开始蓄意推动更激烈的斗争方式。在当时中共驻港最高权力机构——中共港澳工委的策动之下，声势浩大的六七暴乱很快以工潮为导火索爆发了。
1967年4月，位于新蒲岗大有街的香港人造花厂分厂发生劳资纠纷，劳资双方谈判未果。工潮在5月4日开始升级，部分工人强行入厂要求与资方谈判，中共在香港的左派工会介入，煽动工人在厂外张贴大字报及毛主席语录。
5月11日，工人与警方发生流血冲突，期间一名13岁少年死亡。5月12日事件持续，警方中午在东头邨施放催泪弹驱散群众，暴动至5月13日蔓延至黄大仙东头徙置区和土瓜湾，大批群众在街上聚集，放火烧车及黄大仙徙置区警方职员宿舍，又进入新区办事处和学校制造事端。
从5月到6月，中共官媒不断发表社论和文章谴责港英当局，使得事件不断升级。在5月16日香港左派成立了“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之后，暴动逐渐蔓延至全港，罢工、示威事件不断 ，整个香港社会陷入到一片混乱之中。
炸弹惊魂
从7月开始，左派的行动进一步升级，开始以罐头罐制造土制炸弹及珠江汽水的汽水瓶来制造燃烧弹袭击警署，并以镪水（盐酸和硝酸的混合物）从高处袭击经过的警车及公共交通。左派学校的实验室成为土制炸弹的制作工场。
1967年7月12日，香港大埔墟戏院街大埔乡事委员会被一枚定时炸弹袭击，揭开了这场炸弹战的序幕。之后在黄大仙警署、上环屈地街电车总站先后有土制炸弾爆炸，伤及无辜。
7月12日，香港政府同时于港九两地同时实施宵禁，是暴乱爆发两个多月来的第一次。
7月26日夜，旺角、观塘、尖沙咀漆咸道军营、筲箕湾警署等八处地方在同一时间受到炸弹袭撃。因为涉及无辜人命伤亡，人们对于“左派”的“抗英”运动的态度发生了逆转。
暴徒为阻碍警察行动在街头摆放地雷阵，在港九各处闹市放置真假炸弹，这些炸弹出现在电车、巴士、街道等处。炸弹袭击扰乱了市民生活，造成人心惶惶，更造成无辜死伤。一名7岁女童和其2岁弟弟，在北角被一包装成礼物的土制炸弹炸死；负责拆除炸弹的警队爆炸品处理课及英军拆弹专家，也被炸死炸伤。
10月13日晚，左派人士在香港湾仔告士打道178至180号（现在的华懋世纪广场）马路中心放置炸弹，警员杜雄光和见习督察史丹顿在晚上7时许前往现场处理，这时炸弹突然爆炸，杜雄光当场被炸至重伤，被送院后不治；史丹顿和警长叶金有也被炸伤。同日，一名乘搭电车的中学生于湾仔被投掷炸弹炸死。
11月8日晚，太子道近荔枝角道交界发生骚乱，其间有人投掷炸弹袭击警车，警方防暴队开枪，当场击毙两名激进人士，其中一人手上仍握着炸弹，另有说法指该两名激进人士遭自炸身亡，同时拘捕了一名在马路渠边放置炸弹的罗水欣。就在警方把罗水欣押上警车之际，该枚炸弹突然爆炸，导致至39人受伤，包括7名辅警，其中张云、周云英、文图业3人伤重不治，另有一名在二楼家中做功课的儿童被炸盲右眼。
在整个香港暴动期间，总共发现8,074个疑似炸弹以及1,167个真炸弹。
林斌之死
林彬之死是香港六七暴动中最惨烈的标志性事件。
香港商业电台节目主持人林彬，多次在节目内对“斗委会”的目标和行为加以讽刺和谴责。他以《欲罢不能》为节目名称，暗讽左派的罢工号召未能成功瘫痪香港，谴责左派暴徒为“无耻无良无能污秽邋遢下流贱格的港共分子”。当时有左派写信及打电话警告林彬，林彬在电台上说﹕“左仔，尽管放马过来吧！”
8月24日，林彬驱车上班途中遭伏击。两名伪装成修路工人的暴徒将林驾驶的汽车截停后，放火将林及其堂弟林光海烧至重伤，二人其后死于医院。林在救护车一度苏醒，并向妻子大喊：“左仔害死我咯！”林彬死后，其家属被中华民国政府接往台湾，林彬入祀台湾的中华民国忠烈祠。
在林彬被杀的事发当天，香港“地下锄奸突击队”司令部发表公告，指事件是“向林逆作出民族纪律的处分，严厉惩罚，以示儆戒”，并宣布林彬四大罪状。
《大公报》在林斌遇害翌日，以“地下突击队锄奸 败类林彬受重伤”为题，谴责他为“对于爱国同胞极尽污辱诬蔑之能事”、对殖民地政府“认贼作父”。左派中有人匿名称林彬为“民族败类，港英走狗”，并称仍会继续“制裁其他败类”。
金庸离港避祸
时任《明报》社长查良镛（金庸）也因为在报章内明确反对文革及暴动，收到死亡恐吓而一度离港暂避。
5月11日开始，金庸连续在明报发表社评呼吁居民“力持镇定，共渡难关”等。面对“五月事件”，金庸的态度一直很明朗，站在港府一边支持他们的政策。因此，汉奸、走狗、卖国贼、“豺狼镛”等帽子漫天飞来。在香港一间国货公司的橱窗最显着的位置，还展出了左派眼中的“十大汉奸”，金庸被列为头号汉奸，谑称“豺狼镛”，有照片，有文本，图文并茂，引起很多市民围观。
澳门左派势力更是禁止《明报》、《明报月刊》在澳门销售，并他们买通《明报》“建明印刷公司”机房的一名工人，乘工作之便偷偷在《明报》版面上做手脚。
8月24日，林彬之死震惊了整个香港，新闻界人人自危，不过《明报》还是接连发表了《烧不灭正义的声音》、《敬悼林彬先生》等社评，沉痛哀悼林彬，并愤怒谴责左派暴行，郑重表示，为了维护香港和平与稳定，愿意与同业一起坚决斗争，决不妥协、退缩。
林彬被杀害后，金庸被列入左派分子暗杀的六人黑名单，其他五人包括立法局议员李福树、简悦强等。金庸家也曾收到一个邮包炸弹，被发现后报警，警方在他的家门口引爆了那个炸弹。暗杀的阴影笼罩在金庸头上，他只好放下《明报》业务，带着家人到新加坡暂避。
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
8月20日下午，中共外交部提议向英国政府提出限时照会，要求香港政府48小时内取消对三家香港报纸的出版禁令，释放19名被关押的驻港记者，否则一切后果由英国政府负责。8月22日下午，红卫兵放火烧毁了英国驻北京代办处，并且殴打英国驻华代办处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强迫其给毛泽东像下跪，被其拒绝。
唐纳德‧霍布森在给他夫人的信中描述：“当我们从地下室来到院子里时，院子里已有近5000人。有人抓住我的头发拖，揪住领带勒，用手中拿着的东西朝我们打来。不一会儿，我头上遭到重击的地方鲜血直流，被打得昏昏沉沉的……代办处的人不仅受到唾骂、挨踢，还被强迫向毛主席像鞠躬。后来警察干预，将我们撤离代办处大院。在向外走时，还有人不断撕扯我们的衣服。”
暴乱结局
六七暴乱持续了八个月, 中共看到不能因此而斗垮港英，与此同时，国内的文革局面己经失控。 中共在内忧外患的处境中，于1967年12月无奈地停止了在香港的暴乱。
“六七暴乱”共造成五十一人死亡，八百多人受伤，破坏了香港的治安，严重影响了香港经济。受到暴动的恐慌情绪影响，一部分居民变卖了家产离开香港，形成了香港第一次移民潮，使得香港房价迅速下降。这次暴动还引发了股灾，香港股市在1967年8月31日跌到了历史最低点。许多家庭因此破产，香港政府蒙受了巨大经济损失。
此次暴动，重挫了香港的亲中共势力，左派组织也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不少中共地下组织在事件中曝光，有部分左派分子被遣返大陆。左派的暴力抗争手法失去民心。事件后，有不少之前属于或是接近左派的人士，从此脱离亲共左派组织。
经过这次事件，中共在香港的力量受到大幅度削弱。港九工会联合会的会员人数从事件前的28万人，减少到18万人。《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商报》、《晶报》五家左派报纸的发行量，由原来占全港中文报纸发行总量的三分之一，下降到十分之一。原来在香港和东南亚享有声誉的香港“长城”、“凤凰”、“新联”三家左派电影公司，也因此而受到严重挫折。
“六七暴动”是香港发展的分水岭，令香港人对共产党政权失去信心。自此之后，港英政府改善施政，开始关心民众生活，修改劳工法，大幅度提高了对劳工的生活保障，并且开始建立市民与政府的沟通体系。港英政府从根本上了解、关注民生，从而在教育、医疗、廉政、房屋等方面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为香港人民的生活提供了进一步的保障。香港经济因而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罗孚的道歉
当时任职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及《新晚报》总编辑的罗孚，曾经是暴动中的活跃分子，还亲身参予制造、放置假炸弹，并鼓动民众使用暴力。跟随中共多年的罗孚却在1982年被中共以间谍罪名拘捕，并被判刑10年。虽然他一年后获得假释，但却在13年后的1993年才得以重返香港。
罗孚在1993年3月15日《当代月刊》上发表了《为香港式文革致歉》一文，罗孚写道：
“我愿借此公开表示我的歉意和忏悔﹗亲爱的朋友们，牺牲了和还健在的朋友们，我向你们致敬﹗所有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们，当时受过损失和不便的人们，我向你们致歉﹗我不代表任何人，只是表示我个人的歉意。我的歉意也是不足道的，只是表示一点点心意，因为我没有别的方式可以表达了。我不要求谅解，因为我并不原谅自己。”
晚年时，他坦言对自己的文宣行为感到悔恨：“四十多年来我写了不少假话、错话，铁证如山，无地自容。”外界认为，罗孚是第一个愿意为在暴动中的激烈行为道歉的人士。
中共与香港左派：上下级关系
香港文化界、传媒界的左派人士，以及香港工联会等左派组织接受中共领导并不是秘密。原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金尧如于1989年与中共决裂之后，著有《香江五十年忆往》，述及当年中共在港地下工作不少细节。
以六七暴动为例，左派阵营5月16日成立的“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主张以“武装斗争”手段反对英殖民统治，其负责人是香港工联会秘书长杨光。斗委会成员从不讳言自身的实际领导是中共港澳工委，该委员会实际上是以新华社香港分社为名在香港运作、设在广州的情治机构。曾获“六七暴动旗手”之称的杨光，在2001年由香港特区政府颁发大紫荆勋章，理由是杨“对劳工运动的贡献”。
六七暴动不仅得到香港老牌左派报纸《文汇报》、《大公报》等报纸的持续支持，还得到《人民日报》的强力支持。暴动期间，周恩来多次直接下达命令，规定行动原则。
结语
“六七暴乱”是香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香港社会发展的分水岭。
香港记者和作家程翔认为，发生在50年前的“六七暴动”，可说是开创了“城市恐怖主义”的先例。六七暴动的恐怖主义手段以及造成的伤害，同大陆的“红色恐怖”相比，在性质、内容乃至思想根源，都毫无二致。所以，严格来说，它是内地“红色恐怖”向香港延伸的一部分。
香港六七暴动50年后，中共带给香港的红色恐怖并没有停止。特别是1997年中共接管香港之后，香港一步步丧失了自由、民主、人权核心价值与普世价值。在中共对香港社会全方位的渗透、操控与打压下，香港的经济逐渐恶化，香港的言论和信仰自由被侵犯，香港人的基本权利和生存空间被挤压，香港安身立命的自由人权的核心价值逐渐失去，香港人的生存环境受到威胁，香港几乎沦为中共治下的一个红色城市。
以2014年香港爆发“雨伞运动”为例，香港亲共阵营总动员的“反占中游行”闹剧，让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党组织前所未有地大曝光，当中不少是以各类联谊会、妇女会、商会等民间社团名目掩护下的中共外围特务组织。程翔认为，大游行与香港六七暴动的发展很相似，先是表面上由群众发起、背后获中共撑腰的运动，发展至一定程度获官方认可。
2017年3月26日，林郑月娥以低民望、高得票当选新一届香港特首。几年来，以雨伞运动为代表的大规模民众抗议运动不断出现，梁振英乱港造成的香港社会撕裂仍在持续。
香港的命运和未来，又一次处在了一个重大转折的临界点。#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