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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思想改造“诛心”知识分子

毛向斯大林发绝密电报 谈如何处理民主党派知识分子

文:唐文

1951年11月30日,中共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处理工作的指示》,重演中共延安整风运动模式,以集中过关的方式,发动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大纪元配图)
中共“思想改造”运动采用强制学习、坦白、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等手段,重演中共延安整风运动;是以集中过关的方式,在短时期内对知识分子思想进行强制改造的政治运动。(大纪元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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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7年05月09日讯】1951年11月30日,中共发布《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处理工作的指示》,由此发动了针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所谓“思想改造”运动。随即,“思想改造”运动从教育界扩展到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

中共所谓的“思想改造”运动采用强制学习、坦白、批评与自我批评、批斗等手段,重演中共的延安整风运动,以集中过关的方式,在短时期内强制性地对知识分子进行所谓的改造。

中共“思想改造”运动让中国知识分子无休止地自我践踏和自我奴役,打垮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逐步磨灭了知识分子的个性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从而令他们蜕变成为为中共政治服务的工具。从此以后,“中国社会再没有一种独立为文化、为道统负责的力量了。”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恶意评价

中国传统社会讲“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其中“士”代表的就是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是道统的承担者,因此从道德角度来看,他们甚至比统治者更有话语权。中共害怕知识分子代表的正统道德观念,这从中共党魁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评价中显而易见。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在四十年代他的两次讲话中曾集中体现。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共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发表演说《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他批知识分子摆架子,还说:“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

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批知识分子“不干净”,需要改造,“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大小资产阶级都干净。”他指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需要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早在1939年12月,毛泽东在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将知识分子一笔划进“小资产阶级范畴”。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顶“小资产阶级”的帽子就足以让知识分子抬不起头来。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委员们在讨论“思想改造”的学习计划(网络图片)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委员们在讨论“思想改造”的学习计划。(网络图片)

1947年底,中国的民主党派在未来中国的政治体制中的地位,成为毛泽东头痛的问题,因为中国的民主党派,大体上是知识分子群体。为此,他特向斯大林发出一份绝密电报,对斯大林陈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毛泽东说:“我们对这种人的策略是,不抱太大的希望,同时利用他们为革命服务。”,他称,效仿苏联和南斯拉夫,除中共外,全部政党都应退出政治舞台。

学者谢泳表示,从毛泽东一生对知识分子的基本评价中可以看出,他对知识分子是没有好感的。在毛泽东眼里,知识分子只是一种可以利用的力量,他从没有把他们看成是具有独立人格和精神世界的群体。

谢泳认为,这个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后来的命运,不仅是毛泽东个人,也可以从中共的体制化行为中看得很清楚,“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只是一个早晚、一个以什么样方式来完成的问题,改造是必然的。”

中共“思想改造”运动的形成

中共实际上是害怕知识分子代表的正统道德观念,但又需要以知识分子为中介去改造普通人的思想,因此中共掌握政权后,首先做的就是改造知识分子。

作为政治运动的“思想改造”的启动,与两个人有直接关系,一个是马寅初,另一个是周恩来

“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可以从1951年9月3日算起。据《周恩来年谱》记载,这一天,“(周恩来)和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谈话,听他介绍北大汤用彤、张景钺、杨晦、张龙翔等十二位教授响应周恩来8月关于进行思想改造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师政治学习运动的情况,并就马提出拟邀请中央负责人为北大教师学习会作报告事交换意见。”

马寅初所指的响应周恩来的号召,是指1951年8月22日周恩来在题为“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说:“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过去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现在……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

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等院校教师学习会上做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报告。周的这番讲话以后,中国各地的“思想改造”运动就开始了,全中国几乎所有有名的知识分子都开始以接受记者采访、单独发表检讨文章的形式,表示自己要和过去划清界线。

当时报纸对“思想改造”运动的报导(网络图片)

1951年11月30日,中共再发思想改造的指示,要求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进行系统化改造,以期掌控全国所有的学校。指示还明确改造“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于一至二年内,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员中和高中学校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地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的工作”,对学校进行分化,在培植积极分子的基础上,“对在大中小学校的教员中和专科以上(即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

1952年9月,中共在建政初期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基本结束,中共发出《关于各地须做高、中、初等学校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综合报告的通知》,称“今年秋季开学以前,在全国90%左右的高等学校教职员和70%左右的中等学校教职员中已完成了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

“思想改造”重演“延安整风”

1949年后中国所有的政治运动,几乎都可以从四十年代初的中共“延安整风”中找到源头,无论是运动的指导思想,还是组织方式以及具体的工作作风。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不过是把当年“延安整风”和审干那一套东西,用来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重演一遍而已。

1952年在中共政权当中,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完全是延安知识分子,特别是当年延安马列学院的知识分子,如胡乔木、周扬、李维汉、艾思奇、范文澜以及地位在他们以下的于光远、胡绳、邓力群等,他们当年都经历过延安整风和审干部运动。

学者唐勃在《中共与知识分子》一书中指出中共对知识分子改造的三个目标:(1)革除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思想”——也就是个人主义思想、自由主义思想、平等主义思想等,以及中国数千年的传统学术和伦理思想,从根本上清除中共政权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让知识分子为中共政权服务。(2)打击知识分子的不满,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以迂回曲折的欺骗手段,迫使知识分子成为驯服听命的工具。(3)控制人民的思想:使人民意识到教师和教育工作人员都改变了过去的想法,以求达到整个社会思想领域的根本变革。

“思想改造”通常要经历如下五个步骤,这五个步骤基本上是从延安整风中照搬过来的。

一是学习。用政治学习、理论学习为名,灌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能接受,不能怀疑。

二是坦白。以会议上发言、写自传或学习心得报告等方式,强迫知识分子否定自己原有的思想。

三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借用民主评议之名,开展公开批斗,要知识分子先作自我批评,再由群众来批斗(如学生控诉老师、儿女控诉父母,以及妻子、朋友、邻居等控诉),鼓励掀起斗争高潮,以进行反复的斗争,从而运用操纵群众的方式,决定其能否过关。

四是改造。逼迫知识分子参加中共发起的系列政治斗争运动,逼迫知识分子彻底放弃自己的思想、观念、与意识取向。

五是总结。强迫知识分子反复总结被改造的过程,随时准备再次面对被改造,被强迫再学习等。

“思想改造”运动主要是在学校里进行,分小组进行,不是检讨批评就算了事。检讨必须由小组或大会通过,才算过关。所以有些教授虽然做了八九次检讨,以致痛哭流涕,还是过不了关。如果被认为涉及政治问题,这些教授就进入“镇反”或其它带有镇压性的运动范围,这个人就有被逮捕,或劳改的可能。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李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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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09 9:4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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