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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园:受境外势力资助卖国 中共是鼻祖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货币(网络图片)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货币(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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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7年06月16日讯】中共在建政之后的六十多年里,发动了多次政治运动,制造了无数的敌人。在中共的话语系统中,把许多中共打击迫害的对象,比如维权人士、民运人士以及法轮功学员等,所进行的维护基本人权抗争中共的活动,说成是接受了所谓“境外势力”的资助,分裂祖国,并以此为罪名大加挞伐和迫害。

其实,中共政权从诞生一开始,就是一个接受“境外势力”资助的卖国组织。

中共诞生吃苏联“奶水”

1919年3月2日至6日,列宁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共产国际”,也称第三国际。第三国际实际上是苏俄对外扩张的指挥机关。它居于各国共产党之上,对各国共产党有指挥权。各国共产党是它的下级组织,要按它的命令行事。共产国际的使命就是在世界各地建立分支机构,传播、鼓动全世界搞共产革命,从一国数国的共产主义胜利直到全球胜利。

1920年,俄国人维经斯基经共产国际同意,受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指派前往中国帮助创立中国共产党,活动经费由东方民族部提供,包括价值10万美元的钻石和数万美元现金。当年夏,维经斯基在上海成立革命局,下设出版部、宣传报导部和组织部,每月接受宣传费一千元,干部每月接受三十元报酬,相继成立了上海、北京、长沙等地的共产主义组织。

12月,维经斯基返回俄国,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经费匮乏,工作停滞。

1921年初,荷兰人马林受共产国际委托来华,7月初发出举行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以地区为单位,每个地区派代表二人出席,每位代表发给路费一百元。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伟大的历程(1921—2001)》记载:“根据原来的酝酿和国际代表的建议,李达写信给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征询意见以后,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于是,李大钊立即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的地方组织以及旅日留学生的党员,通知各地派出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并从马林带来的活动经费中,给每一位代表寄出了100元路费。”

中共一大参加者之一包惠僧在其回忆材料中也有佐证:“1921年初夏,第三国际又派了马林,与赤色职工国际尼克斯基来中国,到上海与……李汉俊等计划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定计划,提供经费,完全是出于马林一手筹划的。”“约在7月初发出举行代表大会的通知,以地区为单位,每个地区派代表2人出席会议,每个代表发给路费百元”。

陈独秀的记录

1921年7月23日,中共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并成为其支部,每月接受来自苏联的活动经费,从1921年每月1200元,至1926年每月14000元。

中共一大之后,特别是陈独秀从法国巡捕房获释,开始真正履行中共中央书记一职后,共产国际便经常性地向中共提供经费援助。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的名义给共产国际呈交了一份报告,其中对中共的财政收支情况是这样记述的:“党费,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收入计国际协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用途:各地方劳动运动约10000元,整顿印刷所1600元,印刷品3000元,劳动大会1000余元,其他约2000余元。”在同一天给维经斯基的信中,陈独秀写道:“呈上报告一纸,请你检查并急速指示错误的地方,至于将来计划(指一年以内),尤希望详细赐教。今后国际协款究竟如何,也请示知,以便早日设定计划;我们希望明年(1923年)中国共产党能够自行筹款,但本年内尚望国际有所接济。”

1923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陈独秀详述了一年来党的经费情况:“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1.5万,其中1600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经费是分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

无论是在中共诞生之前,还是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后,都曾出现过一旦缺少了来自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不少工作就立刻陷入停顿或者瘫痪状态的现象。比如,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呈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说:“维经斯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在陈独秀同志领导下组成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小组……这个小组划分为7~8个中心……通过劳动学校(工人俱乐部)开展工作,维经斯基同志离去了,那里没有经费,学校不得不再度中途停办。”再比如,1924年9月7日陈独秀在一封写给维经斯基的密信中指出:“我们党的经济状况很严重。由于经费不足许多方面的工作处于荒废状态。我们希望您立即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给我们寄来7、8、9、10月份的经费。”

额外资助

1922年12月共产国际确定1923年中共的经费支出总额为12000金卢布,但实际上拨付的经费大大超出了这一预算,共产国际派驻上海具体负责拨付经费的工作人员维尔德于1923年7月26日在写给维经斯基的一封密信中说:“5月底,我收到从莫斯科经北京寄来的3500美元和278英镑,其中用于工会国际工作278英镑,帮助因铁路罢工而遭难的中国工人1000美元,按4月、5月、6月三个月的给中国共产党预算1500美元,用于召开代表大会1000美元。”其中“帮助因铁路罢工而遭难的中国工人1000美元”,以及“用于召开代表大会1000美元”,都不是经费预算中所包含的支出项目。

共产国际派驻上海负责联络和财务工作的人员,会临时将应当转交给其他国家共产党的经费截留一部分给中共救急。比如1923年3月11日维尔德在上海写给维经斯基的一封信中说:“我从您寄给日本共产党的7500金卢布……中,通过越飞同志(由从北京来的专门外交信使)转给了日本共产党5500金卢布。根据马林同志的坚决要求,鉴于中国共产党急需资金以及发生罢工(关于这方面的情况马林将详细地写信给您),其余的款项我留下了。请您确认我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是正确的,并对今后的做法作相应的指示。”

资助珠宝和鸦片

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在共产国际诞生初期,共产国际提供给各国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驻外工作人员的经费不是纸币,而是贵重的珠宝、钻石,有时候甚至是鸦片。

不少解密档案文件证明共产国际曾将珠宝、钻石拨付给具体负责中国事务的主管部门,由这些部门安排人将其卖出去后,再将纸币经费转交中共。比如,1920年12月21日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呈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记录:“至今东方民族处未从中央机关得到一个美元或者其他货币,而没有钱就无法在东方工作……确实,从西伯利亚局得到了一些贵重物品(钻石),已经拿到东方去出售,并且答应给10万美元,但是出售钻石需要花费很长时间。”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页)。再比如,1921年6月18日在Я.Э.鲁祖塔克主持召开的共产国际的一次工作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定:“拨出一大笔款项(中国货币)及相当大数量的鸦片,作为往中国南方派遣谍报员的费用。”(布别尔-奈曼 马尔加列捷:《世界革命与斯大林政体——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共产国际活动见证者笔记》,莫斯科,1995年版,第68页)

由于珠宝、钻石这些东西体积比较小,信使们只需将其藏入皮鞋鞋掌和便鞋的后跟即可,共产国际的一份档案材料证实当时共产国际经常用这种方式向境外发送经费。比如1919年8月1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务主任克林格尔在一封写给俄共(布)中央书记斯塔索娃的信中,回答为什么共产国际各机关需要相当数量的皮革时记录:“我们需要皮子是为了做鞋掌用。我们要把贵重物品(主要是钻石)藏到鞋掌里。”(《共产国际与世界革命构思》,莫斯科,1998年版,第153页)而鸦片,则是用铅纸和胶布包裹好,这样就能密封住特殊气味,往火车头、电动机车厢、餐车或者客车车厢不易发现的地方一藏就可以了,这些东西运送到上海等地就可以换成高额现金”。

中共的“祖国”是“境外势力”苏联

1927年,共产国际拨经费110万卢布、30万美元、10万中国元、一万元沪钞及大批军事物资,资助中共发动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和广州暴动,并在中国建立苏联的卫星政权——中华苏维埃政权。

1929年7月10日,东北军政长官张学良根据1919、1920年苏联政府曾公开发表的“放弃一切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放弃沙皇俄国在中国所有特权”的声明,宣布接管中国境内的“中东铁路管理权”。1929年8月,苏联不承认自己以前的宣言和声明且宣布与中国断交,8月11日,苏军借此对中华民国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国民政府命张学良的东北军进行抵抗。此即“中东路事件”。

“中东铁路”事件伊始,中共即奉斯大林之命发起了“武装保卫苏联”的运动:

1929年7月24日,中共发出《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联》的42号通告,计划在中心城市发动武装暴动,苏区的红军与工农结合夺取最重要的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

1929年12月8日,中共又发表了《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实际策略就是全国的武装暴动》的第60号通告。

在侵略军杀害中国军民的时刻,中共却拿着侵略者的资助,公开宣布武装保卫侵略国,并以暴力武装进攻本国政府,配合侵略者的军事战略。

1929年的那一场遍及南中国城乡的武装暴动,就是中共为配合苏联侵略中国,煽动部分国人与俄国人一起杀害国人的所谓“共产革命”。

公开分裂祖国的中共《宪法大纲

1931年4月,日本出兵占领沈阳,进而占领整个中国东三省;1931年9月18日,日军大举向中国东北军进攻,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

在国难当头之时,中共却于1931年11月策划成立了颠覆“中国中央政府”的反政府武装——割据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通过了其分裂国家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

“十四,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的地域的,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

中共公然为分裂中国领土叫好

1941年4月13日,日苏订立《日苏中立条约》,解除了日本大举南进的后顾之忧,加快其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步伐。

作为该条约附件,附加日苏分别承认蒙古与伪“满洲国”领土完整、不可侵犯的共同声明,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

中华民国政府发表声明:“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第三国间所为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约定,决不能承认。”

中共也发表了声明:“这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又一次伟大胜利。”“这对于一切反动派都是不利的,而对于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与被压迫民族则都是有利的。”

结语

以上资料和事实说明,中共政权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接受“境外势力”第三国际资助、喝着苏联奶水长大的、彻头彻尾的卖国组织和政权,是接受“境外势力”资助分裂祖国的祖师。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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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16 9:5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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