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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泰:揭秘中共性乱史的理论基础

“共妻” (也称“公妻”)一说并非空穴来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确是提到过“公妻制”。(网络图片)

“共妻” (也称“公妻”)一说并非空穴来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确是提到过“公妻制”。(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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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7年06月19日讯】这里是要挖挖中共性乱的更深层次原因。

公妻制”的由来

“共妻” (也称“公妻”)一说并非空穴来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确是提到过“公妻制”(community of women)。不知道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到底有多么开放,他说那个时代已经是个“公妻制”的时代了。无产阶级的妻子和女儿,不是被资产阶级强奸,就是已经在公开卖淫。“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人们至多只能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蔽著的公妻制。”糟糕的是,马克思这种说话的口吻把后来的共产主义实践者们弄糊涂了,马克思到底是赞成“公妻制”,还是反对“公妻制”呢?

苏联的解密档案表明,在一定范围内还真出现了妇女被公有化,布尔什维克凭证消费女人的现象。苏联出现过 “一杯水主义”,就是说,在共产主义社会,满足性欲的需要就像喝一杯水那样简单和平常。代表人物有一个柯伦泰女士。柯伦泰是列宁内阁中唯一的女性部长。柯伦泰写过一部小说来表达她的性观念,里面的一个女共产青年团员琼尼亚声明:“性生活对于我不过是单纯的肉体的满足。我对我自己的对手是依照情趣而变化的。我现在已经妊娠了,但是谁是我的小孩的父亲,连我也不知道。可是这件事,对于我,随便怎样都可以。”

正是这样,性放纵在苏联一时成为了潮流。这是不是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阐述的“用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掩蔽的公妻制”造成的恶果呢?看来马克思是推卸不了责任的。

有人说了,马克思早在发表《共产党宣言》的几年前,就明确反对过“公妻制”。是有这么回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称“公妻制”是粗陋的共产主义的表现,并非他所宣导的高级共产主义所认可。不过,在实践中,不是得有个初级阶段吗?所以,苏联出现的性放纵几乎是马克思主义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的纠结

共产主义的核心就在一个字,“共”,或者“公”,公有制,首要任务就是要消灭私有制。私有制的最后堡垒是家庭。几千年来,家庭作为社会的最小的结构元素,是天经地义的私人领地,也就是人们说的“私生活”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家庭”的存在必然成为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的具有“一票否决权”的绊脚石。所以,消灭家庭是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家庭的核心是婚姻。家庭是婚姻的栖身场所。没有了家庭约束的婚姻是什么样子的呢?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颇感纠结、费尽心机想要解答的问题。没有家庭的婚姻将导致男女的乱性,也就是变成事实上的“公妻制”,这一点是共产主义的把柄。所以,批评者就用 “公妻制”抨击共产主义,弄得马克思、恩格斯灰头土脸。马克思不得不出来说“公妻制”是粗陋的共产主义,还说资产阶级早就已经是“公妻制”了,企图从中解套。

马克思还辩解说,婚姻的基础可以归为两个东西:财产和感情。私有制的财产导致婚姻不纯洁,使得婚姻成为财产的附庸。在消灭了私有制之后呢,财产都是公家的了,这时候的感情才是纯洁的。所以,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的婚姻是基于两性爱慕的纯洁关系,比资产阶级的婚姻要高尚得多。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进一步阐述共产主义的婚姻观。恩格斯指出,“历史上一夫一妻制的出现,并不是个人性爱的结果,而是为了保存和继承私有财产产生的。这是一夫一妻制产生的最主要目的。”恩格斯称这种“一夫一妻制”是基于财产的“古典”模式。他认为财产公有化之后一种“崭新”的基于爱情的“一夫一妻”模式将会出现。

没有财产的束缚,基于纯洁爱慕之心的婚姻,听起来多么的高大上!遗憾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解在共产主义的实践者那里显得苍白无力。感情这个东西是靠不住的。今天爱这个,明天爱那个,这不就等于是在鼓励乱来吗?柯伦泰的“一杯水主义”就是这种婚姻观在实践中的真实体现。

共产婚姻的随便性

共产党从概念上对家庭的理解就已经与传统背道而驰了。在共产党的眼里,家庭不再是维系社会的永恒要素,不过是个过渡性质的东西,早晚要被消灭的东西,既然是过渡,那么也就不那么重要了,从而维系家庭的婚姻也不再具有传统的严肃性了,而是变得极其随便了。马克思主义把理想的婚姻简化成了性爱,抛弃了自古传承下来的繁衍后代、抚育孩子以及方方面面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

马克思主义导致的婚姻的随便性,在中共的领导人中尤其突出。

据曾任中共宣传部秘书的郑超麟的回忆录“革命与恋爱”一书披露,已有家室的中宣部长彭述之先是与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胡搞,后来又与罗亦农的妻子睡到了一起;向警予死后,蔡和森又夺去了李立三的妻子李一纯;而罗亦农后来又夺去了贺昌的妻子诸友伦;李一纯则先后与杨开智、李立三和蔡和森都组成过家庭;而与朱德的前妻(朱敏的亲生母亲)私通者,正是出卖罗亦农的人,后遭中共暗杀。他们之间关系的混乱与乱来,到今天都很难梳理清楚。

中共历史上出现了两次“换妻潮”。一次是抗战开始后的延安时期,再一次就是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中共的各级官员们很多都喜新厌旧,抛弃糟糠,娶了新欢。比如金维映、邓小平和李维汉的三角关系。金维映原是邓小平的第二任妻子。1933年,因邓小平遭到内部整肃,金维映随即与邓小平分离了。由于工作关系,金维映与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接触的机会多了,不久便和李维汉没有经过任何手续而同居了,这种“夫妻”还得到了“公认”。但好景不常,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大批的女学生涌进延安,李维汉马上另有新欢,金维映就成了黄脸婆,被送到莫斯科,名为“留学”,实为被遗弃了。

再说一个张闻天的故事。张闻天在莫斯科时就曾与一俄国女子结婚。回到江西苏区后,又与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的老婆王淑贞搞上了。刘伯坚长期在前线,老婆被人撬了。开始长征后,王淑贞留下了,半路上张闻天又与刘英同居了。刘英也是一大堆婚史。1927年在武汉恋爱结婚不久,被送往莫斯科进入中山大学,到了莫斯科,刚结了婚的她就开始与别人同居。回到江西苏区后经人撮合与伍修权结婚,仅同房两夜,就宣布离婚。张闻天跟刘英好了一阵子,就又被送去苏联留学了。随后张闻天又与刘英的妹妹同居了,还生有一子。那个乱啊,就是共产主义的婚姻观,对性和婚姻很随便。

再举个例子,李伯钊、杨尚昆和王观澜的三角关系。李伯钊是杨尚昆的夫人,在莫斯科结的婚。李伯钊回到江西不久,就和王观澜姘居了。王观澜是所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土地部副部长。在苏区,只要男女有了“同居”事实的存在,大家就公认是夫妻关系,登记不登记是无所谓的。所以谁都承认李伯钊和王观澜的夫妻关系。后来杨尚昆也来到江西苏区,李伯钊就抛弃王观澜又跟了杨尚昆,跟谁过很随便的。

禁欲主义的由来

苏联在经历了早期的性放纵之后,尝到了苦果。性病蔓延,同时性乱也带来大批副产品——新生儿,孩子无人看管抚养,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于是,苏联开始抨击“一杯水主义”,去色情化,转向了禁欲主义。

看起来,“性放纵”与“禁欲”是决然相反的两个极端。实际上都是党对家庭加以控制的产物。无处不在的党组织不会留下空白点,一定会渗透到每个家庭里。每个家庭都搞一个党支部那也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呢?那就让家庭成为党可以随意操控的一部分。党来规定你什么时候可以谈恋爱,什么样的方式才可以谈恋爱,什么时候组成家庭,什么时候可以结婚,可以跟什么人结婚,什么时候可以生孩子,可以生几个孩子等等。当党让你随便爱慕的时候,那就是性放纵(“共妻”);当党不让你随便爱慕的时候,那就是“禁欲”。性放纵与禁欲主义都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一切都基于爱慕之心的婚姻观的,只不过是党来决定你什么时候,什么方式可以产生爱慕之心。

所以,党操控家庭和婚姻的结果,“性放纵”与“禁欲”看似极端的两个方面,实质上不过是一步之遥,都是共产主义家庭和婚姻观的自然表现。

中共的禁欲主义,一个是战争年代留下来的传统,士兵常年奔波打仗,自然不能结婚;二是意识形态造成的,这算是受苏联从性放纵到禁欲主义转向的影响,把自由恋爱定性为“资产阶级思想”,“不爱红装爱武装”,男女性别差异都消失了。

千万别以为共产党就放弃性乱了。在中共的各个时期本身,性放纵与禁欲主义一直都同时存在,只不过是发生在两个不同的阶级群体。在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总得有干部,有群众,他们本身就形成了两个阶级。共产党自己不承认干群关系是两个阶级的关系,但是事实上他们就是不同的两个阶级。干部有特权,群众没有特权。干部可以“共妻”,可以性乱,可以性随便,群众就只能“禁欲”,这就是为什么在共产党的理论下,二者同时存在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本身就为全党干部开了坏头。据1993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在1928年6月下旬与19岁的贺子珍结婚,原配杨开慧1930年11月被杀害,时年29岁。毛这是另结小蜜新欢,而且犯了重婚罪。到了延安后,毛依然拈花惹草,与一位漂亮时髦的女翻译吴广惠,还有造访延安的美国人史沫太莱胡来,被贺子珍撞到,贺子珍大闹,被毛以“精神病”为由,将她送到莫斯科就医。1946年贺子珍回国后,虽然还没有同毛离婚,可发现毛的正式妻子已经是江青了。毛的女人还有很多。

中国特色的性放纵

苏联经过了一个从性放纵到禁欲主义的过程,而中共经过了一个从禁欲主义到今天性混乱的过程。特别是今天有了苏联当初没有的避孕和堕胎技术,使得中共现在的性混乱已经是无所顾忌地放纵开去了。

从这几年反腐落马的官员看,淫乱已成燎原之势。薄熙来、周永康等个个都是与多人通奸,原央视副台长李东生拉皮条把央视拉成了首长们的逍遥宫。中共官员的淫乱至少有两个“中国特色”。一是包养的数量惊人,比如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包养140多个情妇,其中更有一对母女双双成为其情人。二是很多已到超级变态的地步,比如原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特别嗜好“嫖宿幼女”。近年来中共官员强奸未成年幼女已成燎原之势,连媒体上都在讨论“为什么官员喜欢奸淫幼女买处”。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传统文化、宗教信仰能够教导人们如何做人,如何对待家庭和婚姻,如何担当责任和义务。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要消灭家庭,造就的后果是,人们没有了道德的约束,只是从性行为中寻找满足,伤风败俗,破坏人伦,堕落社会。马克思有没有预见到他的共产主义理论会导致性放纵? 他是有的,他从来就没有办法说清楚他那个没有家庭责任和义务,纯粹基于早三暮四的爱慕之心的爱情能够维持稳定的夫妻关系。

毫不夸张的说,《共产党宣言》是暴力的宣言书,是暴政的宣言书,其实,也是淫乱的宣言书。 要在中国重新恢复传统的婚姻观和对家庭的责任,摒除共产流毒是第一步。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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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19 10:5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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