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7年06月19日讯】（编者按：本系列文章由大纪元特约作者从中共党史机密档案中整理而成。因安全原因，无法一一注明出处。大纪元将在适当时机公布信息来源。）
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有“仗义执言”、“舍身取义”、“威武不能屈”、“君子喻于义”等精神品格。但是，让知识分子顺服于权力，是所有共产党执政者的施政逻辑。
1957年的“反右”运动，从肉体上消灭了知识分子，从精神上打断了他们独立思考的脊梁，不仅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几乎丧失殆尽，而且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的尊严也荡然无存。
至今，“反右”的阴影依然笼罩当下的中国，造成大陆知识分子难有担当，不可避免地成为时代的“犬儒主义者”及“精致的利己者”。
一
“匈牙利事件”引出的危机感
知识分子是社会群体中最先觉悟的部分，政治上最敏感。让知识分子顺服权力，是共产党执政者的施政逻辑。苏共（布党）夺取政权后，列宁就先后两次命令，逮捕孟什维克党、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等知识分子，驱逐他们出境。
1956年下半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两起重大事件：一是在波兰发生的波兹南事件，另一个是匈牙利事件，匈牙利知识分子、学生和工人挑战斯大林主义体制，要求改变共产党的领导，最后演变成了流血事件。这被称作“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反革命现象”，引出了毛泽东对中共政权危机感。他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1]
与此同时，1956年下半年，国内经济出现了生活资料短缺，一些地方社会矛盾突出，发生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等事件。在半年内，估计有一万余工人罢工，一万余学生罢课。从1956年10月起，广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山西、河北、辽宁等省发生了部分农民要求退社单干，知识分子及党外人士对中共不满的言论也多起来。
在1957年6月8日毛写的发动反右的党内指示中，作过这样的说明：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
1957年2月27日到3月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最高国务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达一千余人。毛泽东讲了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共12个问题。毛泽东从下午三点讲到七点。其中一段说：“在这样一种范围内允许罢工、罢课。我们把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等，看做是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补充方法。”[2]
他们一个个地走入了毛泽东设置的圈套
3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这次讲话，主要是针对说服知识分子展开的。他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他们都是教育人民的人。”
“我们只有500万知识分子。这500万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的财产。我们没有这500万知识分子，就一样事情也做不好。国家只存在三部分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性质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他们是劳动的工人，是用脑子的工人。正因为他们是教育人民的，是人民的教员，因此他就有个任务，就是应该先受教育，尤其在社会大变动时期。”
“最近，有几个同志到农村去蹲了几个月，很有益处。走马看花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下马看花。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应该不应该去呢？我看是应该去的。在谈到‘双百’方针时，毛泽东说：“我们希望用这样的方针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团结几亿人民，改造现在这种面貌。那么，首先就要共产党改变态度，改变官僚主义态度，改变教条主义态度，改变宗派主义态度。”
毛的话生动感人，使原来存有戒心、不准备参加共产党整风提意见的人也改变了态度。讲话结束时，全场热烈鼓掌。他们一个个地走入了毛泽东设置的圈套。
著名作家傅雷，听了毛泽东讲话后，曾给家人信中反映他的感动的心情：“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出神入化境地，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稳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他的胸襟博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3]
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逐渐进入高潮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全党整风开始了。《指示》规定：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今年2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3月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所做的两个报告为指导思想，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指示》对整风对象作了明确界定：就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
4月30日，毛泽东到颐年堂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议题就是关于全党的整风运动。出席会议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共44人。毛泽东说：“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不搞运动，搞不起来。”
在讲到统战工作中的矛盾几年得不到解决时说，过去是共产党员有职有权有责，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现在应是大家有职有权有责。现在党内外应改变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以后无论哪个地方，谁当长的就归他管。讲到这里，毛泽东问北大教授马寅初：“你那里怎样？”马寅初说：“是不够的。”毛泽东又问：“他们要不要你管？”马寅初说：“矛盾是有的。”毛泽东说：“你讲话不彻底，矛盾存在，敷衍过去不能解决。”毛泽东继续说：“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党章有一条规定工厂、农村、部队、学校要实行党委制，现在看来，学校党委制恐怕不适合，要改一下。应当集中在校务委员会或教授会，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有什么办法和意见都到那里去讲，人家赞成的就做，不赞成的就不做。这个问题要研究。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学社等开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
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逐渐进入高潮。各种意见在不同场合都提了出来。《人民日报》接连在5月2日、3日、7日发表社论，对党外人士提意见起了推动作用。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从5月8日起，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副部长平杰三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著名的无党派民主人士共五十多人开座谈会。征求对统战工作的意见，到5月15日，召开过六次。集中在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上。5月6日和7日，召开专题座谈会，着重讨论清华大学党组织和民主党派组织的关系问题。这以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院校，也相继召开座谈会。他们的发言，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量刊载，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各地也都仿效北京，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地方党组织和政府整风。
带头响应中共号召出来讲话的是费孝通教授，他是国际知名的人类学专家、民盟中央常委、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
1957年3月24日在《人民日报》上，他发表了一篇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他说：“去年一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注：指周恩来1956年1月14日的报告，报告肯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因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好像现在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点腼腆，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暖还寒，这原是最难将息的季节。逼近一看，问题还是不少的。”
费孝通还说：“周总理的报告对于那些心怀寂寞的朋友们所起的鼓舞作用是难于言喻的，甚至有人用了“再度解放”来形容自己的心情。知识分子在新社会里的地位是肯定了，心跟着落了窝，安了。”“周总理报告之后，各地学校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都做了不少工作，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两者比较起来，生活条件似乎改善得更多一些。比如工资提高了，过去许多只够衣食的教师们现在可以买买书了，就是子女多，家属中有病人的困难户也大多得到了特殊照顾。生活上的问题总的来说基本上是解决了。”
“百家争鸣实实在在地打动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太好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从立场这一关改起的。划清敌我似乎还比较容易些，一到观点、方法，就发生唯心和唯物的问题，似乎就不简单了。”“他们对百家争鸣是热心的；心里热，嘴却还是很紧，最好是别人争，自己听。要自己出头，那还得瞧瞧，等一等再说，不为天下先。”
“究竟顾虑些什么呢？对百家争鸣方针不明白的人当然还有，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这种人不能说太多。比较更多些的是怕出丑。”“面子是很现实的东西。带上一个‘落后分子’的帽子就会被打入冷宫，一直影响到物质基础，因为这是‘德’，评级评薪，进修出国，甚至谈恋爱，找爱人都会受到影响。这个风气现在是正在转变中，但是积重难返，牵涉的面广，也不是一下就转得过来的。明哲保身”、“不吃眼前亏”的思想还没有全消的知识分子，想到了不鸣无妨，鸣了说不定会自讨麻烦，结论是何必开口。”
费孝通这篇文章是代表知识分子，向中共“交心”的真情实话。＃
责任编辑：李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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