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7年06月20日讯】二
事情正在起变化
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第二版上以“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为题，整版刊登了前两天各报邀请一批中小学教师开座谈会的发言摘要。毛泽东看了这些意见后说：“一些人的意见是可以接受的。”毛肯定了多数人的意见是好的，是帮助党整风，有部分人的意见是错误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毛泽东的态度明显地开始改变。
毛泽东在该版上批示：“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彭真同志阅。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请你们注意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
5月1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出《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要求“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批评，特别是右倾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继续去报导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的，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好处。”
5月15日，毛泽东开始着手撰写一篇文章，题为“走向反面（未定稿）”，后又改为“事情正在起变化”，并且注明：“内部文件，注意保存。”6月12日印发党内。
这篇文章，用严厉的措词，对当时整风、鸣放的形式和党内外思想政治状况做出分析，对一些言论进行驳斥，第一次提出了“右派猖狂”进攻的问题，明确指出党内对反击右派进攻在思想上要有所准备。
文章认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但是“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
“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4]
其实，毛泽东早就想把民主人士当作斗争对象了。李锐说：“毛在延安中共七大上说过，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5]
毛泽东密切关心整风鸣放动态
5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对如何对待右派言论做了部署：“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6]
毛泽东撰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和5月16日起草的《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当时都未公开，社会上一般人都不知道。
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仍在继续举行。从5月16日到6月3日，又开了7次会。从5月15日到6月8日，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了25次座谈会，有108位工商界人士发了言。
同这两种座谈会相比，高等学校校园里的鸣放就更为激烈。5月19日，北京大学有的学生在大饭厅贴出大字报。到22日，北京大学校园里的大学报由几十张激增到几百张。大字报的内容，很多是要求取消党委负责制，要求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彻底开放一切禁书等。《光明日报》和《文汇报》用“北京大学民主墙”称呼做了报导。
这段时间，毛泽东密切关心整风鸣放的动态，通过各种渠道及时了解各方面的反应。
局势在急剧变化。毛泽东看到“大鱼已浮水面，毒蛇已出动”，反击右派的准备已做好，何时收网，何时出手，正等着寻找由头。
抓住 “由头”， 毛泽东组织对右派进行反击
5月25日，民革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发言，批评现在一些人提意见有片面性，只许自己提意见，不许人家作说明。会下，他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说他“为虎作伥，”恐吓他“及早回头，否则不会饶恕他的。”匿名信还说，“共产党如果只认识你这班人的话”，“总有一天会走向灭亡。”毛泽东等待的反击“由头”来了。
毛泽东决心抓住这个“由头”（这一由头是偶然出现的还是人工制造的，现在无法查证），组织对右派进行反击。
6月7日上午，毛泽东同胡乔木，吴冷西谈话，说：“这封匿名信好就好在他攻击的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员，不是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署名。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什么？’在大家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大家来思考。”[1]
矛头指向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
6月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着位置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这是开始反击右派的信号。除上海《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外，各主要报纸都转载了这篇社论。社论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8月以后，《人民日报》又连续发表社论，批驳有代表性“大右派”言论，把矛头指向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
1957年5月21日，章伯钧在统战部座谈会上做了“关于政治设计院的发言，他说：共产党“过去，做了许多轰轰烈烈的好事，但是，有些事情也给国家带来了损失。如果在工作进行之初，就多听听人大常委会、政协、民主党派的意见，就可以少走弯路。如扫盲运动、五年一贯制、推广双轮双铧犁等问题，如果事先经过国务院的部长们，根据材料，多方面地进行讨论，或经过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专家的讨论，就会减少损失。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目的的。”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
章伯钧提议“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其目的无非是开放民主，扩大民主，并无恶意。通观其全篇发言，并无反对和取消共产党领导的意思。
1957年5月22日，罗隆基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他说：“最近有两个外国记者到我家去，让我谈谈对于‘鸣’和‘放’的印象，特别是对马寅初、张奚若发言的意见。我说这次争鸣是很健康的。大家虽然提了不少意见，但并没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是一。第二，‘鸣’和‘放’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发言的最后，提出成立“平反委员会”。他建议：“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曲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共产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我以为这样做有三个好处：一、可以鼓励大家提意见，各地知识分子就不会顾虑有话无处说，而是条条大路通北京了；二、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虽然有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发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讲话。有人担心在这次的‘放’和‘鸣’以后，会有‘收’和‘整’。在过去运动中受了委屈的，要给他们平反，就可以使他们减少同党和政府的隔膜。平反的机构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原领导机构分开。三、现在谁都不能保证在下级机关里不发生打击报复事件。有这个机构，敢于打击报复的人，知有所惧；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有路可走。他们可以提出控告。这样，既检查了肃反运动中的遗留问题，又配合了整风。
1957年6月1日，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会上，各民主党派机关报《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言。他说：“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时的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个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影响，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只要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望对国事有所贡献。”
正是这些言论：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储安平的“党天下”，他们三人被称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大右派，在全国被大张挞伐，认为他们代表资产阶级要和共产党争天下。
[1] 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39、40页。＃
责任编辑：张宪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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