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te logo: www.epochtimes.com

林辉:敦煌躲过劫难 守护者常书鸿遭重创

对于当年的经历,常书鸿只有淡淡的一句话来概括:“我是个幸存者,一个留下满身‘纪念品’的幸存者。”(网络图片)

对于当年的经历,常书鸿只有淡淡的一句话来概括:“我是个幸存者,一个留下满身‘纪念品’的幸存者。”(网络图片)

人气: 3244
【字号】    
   标签: tags: , , ,

【大纪元2017年06月27日讯】在中国西北的河西走廊西端,矗立着一座“东方的卢浮宫”,她就是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的敦煌莫高窟。史载公元366年,一个叫乐僔的和尚手执锡杖西行至三危山,忽见金光灿灿,形状如千佛闪耀。他随即悟到这是佛在点化,应在这里筑窟造像,广传佛法。于是,乐僔和尚凿建了第一个洞窟。此后不久,又有一位叫法良的禅师从东方而来,在乐僔的窟旁又开凿了一个洞窟。自此之后,敦煌历经千年,营造不绝,到唐时便已有一千余龛。

虽然到了近代,洞窟中的不少壁画、彩塑、数千本经卷等被几个西方人以低廉的价格“买走”,令人叹惋,但留下的壁画、彩塑、经卷等,仍在向后人诉说着其昔日的辉煌。

躲过文革劫难

由于地处偏僻,更由于当时身在敦煌的工作者的默契,敦煌莫高窟侥幸躲过了文革浩劫。现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的樊锦诗,从大学毕业后,就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敦煌。她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莫高窟躲过劫难的原因。

樊锦诗刚到敦煌研究所工作,就赶上搞了两次“社教”,即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活动”。第一次“社教”还在敦煌,1963年,为期一个月。第二次“社教”樊锦诗就被派去河西走廊中部——张掖市山丹县。“从1964年的秋天,到1965年的夏天前后一共十个月。作为一个大学毕业生,能搞出什么研究来?搞是搞了一些,但是现在反过去看,肯定不行。”樊锦诗总懊悔光阴被耽误,自己没有在考古专业上做更多。

“社教”刚刚结束,文革就开始了,敦煌研究所里的工作整个都停了下来。但是幸运的是,敦煌的文物得以保存。据樊锦诗介绍,一个原因是中央有保护敦煌的指示,另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当时敦煌研究所里的人,虽然派系不同,虽然也有武斗,但“保护敦煌文物的心,是一致的”。

而奉命来此的红卫兵也只是走走过场,贴贴大字报。这与文革中的曲阜孔庙,被一拥而上的数百名红卫兵扫荡,石碑石像被拉出来,断头腰斩、开膛破肚,还是截然不同的。在樊锦诗看来,在那个年代,研究所不管是发声者,沉默者,施加者,承受者,走向错轨的,有过大非的人,都共同守护了敦煌。这至少说明,在那个年代,还有一些人对祖宗的遗产有着敬畏之心。

然而,守护敦煌的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常书鸿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坚定的守护者常书鸿

1935年,一个学习绘画、名叫常书鸿的年轻人偶然在巴黎看到了六卷本《敦煌图录》画册,惊异其瑰丽,伤怀其默闻,因此决意回国,从此成为了莫高窟最为坚定的守护者。

回国之后,常书鸿担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但他一直挂念着莫高窟的保护工作。在他的奔走呼吁下,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的支持下,1943年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当年,他即赶赴敦煌。

当常书鸿抵达敦煌的那一刻起,伴随他的不仅是黄沙漫舞和狼风狂啸,还有经济上的拮据和生活上的诸多困难。按照他自己的话说:“从我们到达莫高窟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感到有种遭遗弃的服‘徒刑’的感觉压在我们的心头,而这种压力正在与日俱增。” 然而,莫高窟所展现的魅力,以及对艺术的热爱,对敦煌的热爱,让他克服了所有困难。

可惜,由于政局不稳,财力紧张,194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宣布解散研究所,大部分人因此选择离开了莫高窟,但常书鸿却留了下来,因为敦煌是他的生命。此时,妻子无法再忍受敦煌的寂寞和困苦,决然离家出走,丢下了两个孩子给他。接二连三的打击,并没有动摇常书鸿守护敦煌的赤子之心,他还是选择了坚持。

中共建政后,敦煌艺术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继续任所长。在几十年守护敦煌中,常书鸿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敦煌上,组织大家修复壁画,搜集整理流散文物,还撰写了大量有价值的论文,临摹了大量的壁画精品。

“常书鸿,他死了”

1966年文革爆发后,“破四旧”的风潮也刮到了敦煌。由于有中央的指示,敦煌得以幸免,但守护敦煌的常书鸿等人却没有摆脱受迫害的厄运。常书鸿不仅被打为“反革命”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卖国贼,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留所监督劳动。

因为名为“卖国贼常书鸿罪行展览”在酒泉展出过,是以河西地区早已是无人不晓的这个名字更加远扬了。可以说,文革中,常书鸿的身心均遭到了巨大的伤害,他时常被打得遍体鳞伤,不能站立,腰椎还曾粉碎性骨折。

从《读书》2008年第一期萧默撰写的回忆文章,我们可以一窥当时常书鸿的境况。

1968年秋,曾是常书鸿下属的萧默“押解”腰椎粉碎性骨折的常书鸿去兰州看病。在内心深处,萧默十分敬仰常书鸿,他就是在看了常书鸿写的《祁连山下》才前往敦煌的,因此暗中对其尽量照顾,并帮助他配了钢背心。

在前往兰州的火车上,同在卧铺车厢的几个陌生人当得知他们来自酒泉,便开始询问常书鸿的情况。萧默否认自己认识常书鸿,那几个人便直接询问常书鸿。几番否认后,常书鸿声音很大的、斩钉截铁的、激愤地喊道:“常书鸿,他死了!”此时,一滴老泪,从他紧闭的眼角顺着脸颊流下。能让他喊出如此决绝的话,中共害人不浅!

听到这令人心颤的喊声,几个陌生人沉默了,但面色凝重,久久地凝视着躺在身边的这位老人,困惑地要把他们心目中的常书鸿与这位老人联系起来。过了一会儿,一个人沏了一杯茶,送到常书鸿面前,请他喝茶,并且轻声加了一句:“不管怎么样,一定请您老保重,一定要挺住。”公道自在人心。

劫后余生

1977年,常书鸿被“平反”。1982年,业已过了古稀之年并守护了敦煌五十年的常书鸿回到了北京。晚年撰写了回忆录《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对于当年的经历,常书鸿只有淡淡的一句话来概括:“我是个幸存者,一个留下满身‘纪念品’的幸存者。”

1994年6月,常书鸿去世,享九十天年。

结语

2015年,萧默出版了《一叶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年》,讲述了敦煌在文革中的遭遇。他写道:“我在敦煌52年,不知从何说起。还得说这些老先生。常书鸿先生,‘书’是书本的‘书’, ‘鸿’是鸿雁的‘鸿’,71年前他……”。如果没有十年荒废的岁月,常书鸿先生应该发表更多的论文,临摹更多的壁画,为后人留下更多的财富。只是人生没有“如果”,这笔账理应算在中共身上。 #

责任编辑:高义

评论
2017-06-27 2:06 PM
Copyright© 2000 - 2016   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