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7年06月05日讯】江西人把小孩子称之为“小鬼”，如同苏南地区的“小人”，湘西的“伢子”，四川的“娃儿”，意思都是一样的。中央苏区在江西，“红小鬼”就是从那里叫出来的。“红小鬼”就是“娃娃兵”，说白了就是未成年的“童兵”。
我们知道，“童工”是非法的，不人道的，那么“童兵”、娃娃兵人道吗？在共产党的话语体系里，“红小鬼”这个词一出来就带有党赋予的光环，是一个天经地义的光荣称号，所以人们可能从来没有想过利用未成年的小孩子参军打战是不是有悖人性的问题。
在早期的影视作品里，红小鬼、娃娃兵是很重要的元素，比如《红孩子》，《闪闪红星》，《小兵张嘎》等等，表现的都是英勇机智的儿童团，与敌人周旋的小小地下交通员，甚至扛起枪与敌人战斗的小英雄，等等。可是呢，这些年人们不再那么提及红小鬼的事情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改革开放后发现了国际上对“娃娃兵”的看法跟党原来想的不一样。如同利用童工一样，人家认为“娃娃兵”是不人道的，甚至比童工还糟糕。
我们看看今天的社会上谁还在用“娃娃兵”就知道这个厉害关系了。“基地组织软硬兼施，打造恐怖娃娃兵”，“基地组织搞恐怖，从娃娃抓起”，“极端组织大力培训娃娃兵 ，儿童将成为下一代恐怖分子”，“伊斯兰国最新娃娃兵登场”，“太恐怖！IS组织10岁娃娃兵面带微笑开枪处决囚犯”，“全球正经历‘娃娃恐怖’时代”等等。这下明白了，娃娃兵都是与恐怖分子有关的。
娃娃兵出现的原因，有三个：一是兵源不足，只好放宽条件，把孩子也招进来；二是天真烂漫的孩子不容易引起对方的怀疑，搞敌情侦察、人肉炸弹比大人有优势；三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小孩子是一张白纸，灌输仇恨，许诺未来，最容易被宣传蛊惑洗脑，而成为最坚定分子。2014年11月22日，在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公布的视频中，“娃娃兵”手持AK47、熟练射击的画面震惊了整个世界。
也许把昔日的革命“红小鬼”与今天的恐怖“娃娃兵”相提并论，有人觉得感情上过不去。但是，二者背后的原因和动机真的是很相似的。
国民政府连续四次剿匪之后，苏区红军兵员严重不足，国民政府军的第五次围剿迫在眉睫。这时，红军总部发出号召，“须要更快地完成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的任务……”。红军武器装备比国军落后很多，很多士兵连枪都没有，征兵时要求自带家里的梭镖，很多农民家里连梭镖（种田要梭镖干嘛）也没有。招这么多人有什么用呢？不是说没有枪就不打仗了，其实，中共这么做的动机就是想要用人力来弥补武器的不足。
换句话说，就是把人当作武器，用人多来压倒对方。像不像今天的“人肉炸弹”呢？当然，要在短时间内招募到“一百万铁的红军”，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不过，这是有关苏区或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存亡的大事，中共是把征兵当作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来贯彻的。
红军征兵，有一个专门术语，叫“扩红运动”，就是扩大红军。扩红运动开始后，中共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其中一个《中央执委会关于扩大红军问题训令》明确提出，实行义务兵役制，并决定让18至40岁的工农群众全体加入赤卫队。
不过，18岁以下的，红军也没有放过。这就是“少共国际师”的来历。1933年8月5日，红军组建了一个少共国际师，均由少年组成，约一万余人，最小的仅14岁。由于前线吃紧，这些未成年的孩子也跟大人一样直接参战，少共国际师成了一个实战部队。一来没有作战经验，毕竟是小孩嘛，二来武器也不够，这个师大多数孩子都死在战场上，很惨，最后部队番号在遵义会议后不得不被取消，剩下的“红小鬼”并入了红一军团。
除了少共国际师，还有一个“儿童军”，就是徐海东指挥的红二十五军。《解放军报》曾有篇报导，题为“长征中的‘儿童军’：几乎没有18岁以上战士”，说的就是红二十五军，年龄在13岁到18岁之间，十二三岁的 “娃娃兵” 就有数百名之多，还有少数八九岁的小不点儿。这些孩子们跟着大人爬雪山，过草地，活下来的就算是命大了。
人们不久纳闷，哪个农民愿意把自己未成年的孩子送去当兵呢？
大陆有一部拍于60年代的四川方言电影《抓壮丁》，说的是抗战时期，一个地方保长，一个地主老财和一家佃农围绕国民党征兵的讽刺剧，当然是把国民党征兵演成了欺压百姓，勾心斗角，乘机敛财的闹剧。不管怎么样，国民党征兵的物件是壮丁，没有说把小孩子都一并抓走。按照国民政府《征兵法令》，原则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不征”。就算有地方强征，一般来说，只要躲过去也就没什么大事了。
共产党征兵就不同了，特别会搞宣传，搞运动，搞斗争，掐饭碗，搞得你不参军都不行。“父送子、妻送郎”，“父子、夫妻、兄弟齐参军”，甚至“一家农民，兄弟8人全部参加红军。”看起来参加红军的场面真是踊跃热烈。在这热闹的背后，还有着被隐瞒的历史真实。
有个曾是“红小鬼”的老红军回忆说，当时苏区传唱的歌谣是这么说的，“当兵就要当红军，退伍下来不愁贫，会做工的有工做，会耕田的有田耕。”人们穷啊，不少人就在这种鼓动下参加了红军。我们回头看，后来的公有化，农民哪里有田耕？为红军贡献最大的那些老区，几十年来还是最穷的地方，很可怜。
你要是不听信歌谣的鼓动，不让儿子去参军，共产党有别的办法对付你。通常组织会派来四五个人，带着本子，来你家里做思想政治工作。你要是还想不通，很快你就会被当作“落后分子”孤立起来，受到不一样的眼光。那些没有子女参加红军的家庭，在当地都很难立足，很难生存，因为各种宣传会把你和你的家庭淹死，这招比国军狠得多，搞得你不入伍都不行。
还不光是从思想上来做工作，“扩红”还与“查田运动”相结合。没有田地，自然就没有了生活来源，从经济上掐断你，逼人就范。从饭碗上入手，这一招也是狠招。多少民国时期的铮铮铁骨，在文革中被迫低头，就是因为共产党掐住他们的饭碗。
有道是“好男不当兵”。所以“扩红”遇到的阻力也不小。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说，她在于都县搞扩红时，毛泽东直接领导她。毛给她的批语是“谁反对扩红的就杀”。不配合，就当作反革命，反革命就只有死路一条。
“扩红”中最让中共头大的就是严重的逃兵现象。据史料记载，新泉县一个团，逃兵就达600人。永丰、公略、胜利、博生四县共动员赤少队2,700余人开赴前线，结果9天之内大半开了小差，有的甚至在半途上就跑掉了，并且团、营政委带头逃跑。一军团补充区域集中到区的是1,663人，但送到补充师的就只有728人，路上跑了935人。
不仅抓到的壮丁逃跑，苏区百姓也大量逃亡。老红军李一氓回忆道：“四十岁以上的男人很多都陆续地跑出苏区，到国民党区投靠亲友。有时搞到一点什么东西，也偷着回来一两次接济家里。他们在家里实在是难以活下去。……这种逃跑现象各县都有，特别是那些偏僻的山区里面，跑起来人不知鬼不觉。”没能逃亡的民众纷纷以装病、自残逃避兵役，甚至自杀抗争。有的农民被逼得自残甚至投河自尽，有的青年女子怕当军属主动嫁老头子。
怎么办呢？于是扩红运动就开始采用斗争和强制手段。比如，到群众家去宣传当红军，如发现家里动员物件不在家时，就认为是逃跑了，就当作是“反革命”，家属就成了反革命家属，就把家属也给抓了起来。还有些地方扩大红军的办法，是召集群众大会，人来了把前后门一关，开会动员后让群众“报名”，不肯报名的人，便不准他离开会场。甚至有的地方不去当红军的就封他的房子。
在宣传和高压政策下，“扩红”取得了进展。兴国县是被毛泽东赞誉创造了“第一等工作”的“模范县”，在80%的青壮年都已参加红军的情况下，一个月内还继续“扩红”5,000余人。整个兴国县23万人中，有8万人参加了红军。兴国那里抽得就根本没有什么壮丁了。
中共搞“百万扩红”，完不成目标，娃娃也就成了招募的物件。当然，“红小鬼”也不是白吃饭，他们从事通讯员、勤务员、号手、侦察员、无线电报务员、挑水员、宣传员、演员、马夫、护士、秘书甚至教员等工作。也有的参军不久就拿起枪上战场。别小看娃娃兵，用他们去从事送信、传送指令、侦察敌情，很管用，因为敌方不太会注意这些小孩子。西安事变前，延安就派出了很多娃娃兵去城里探听情况。中共在主观上对使用娃娃兵也有意愿，中共的宣传教育很厉害，这些孩子们在党的封闭式教育下，很容易变得对革命很向往，对“反对派”很仇恨，成为未来的坚定分子。这也就是所谓的“从娃娃抓起”。
“红小鬼”在长征路上零零散散也进来了不少。有个故事说，一个小孩的父母被红军打土豪时打死了，成了一名孤儿，哭哭啼啼的很是可怜，就被一个红军干部带上路，成了“红小鬼”。后来在攻打太原时，该“红小鬼”阵亡了。
红小鬼的牺牲是巨大的，甚至超过成年人。有个“小号手舍身炸暗堡 助红军突围”的报导，说的就是在闽西苏区锅蒙山的一次战斗中，关键时刻，一名红军小号手，冲了出来，拿着手榴弹去炸暗堡，小号手自然也没命了。
这里我们无意去贬低“红小鬼”，他们也是“牺牲品”，命大活下来的有一些还成了大人物，包括前总书记胡耀邦。我们只是从“红小鬼”“娃娃兵”现象，来一窥共产党对未成年孩子的非人道的利用。
“红小鬼”现象，第一，反映了共产党一向不重生命的本质，随便让小孩子去当炮灰，这是国际社会不能认可的，也是现在恐怖组织在效仿的；第二，反映了共产党利用小孩进行仇恨灌输，培养“接班人”的做法很不道德。对所谓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的声讨，对“旧社会”的控诉，文革中对孔子的批判，本世纪对法轮功的污蔑抹黑，都写进了小学课本，给未成年的孩子们按党的意志进行洗脑。这些与当年的“红小鬼”模式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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