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边想当“气候领袖”一边外包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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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7年07月26日讯】(大纪元记者林燕综合报导)意图担任“世界气候领袖”的中共,在转移国内过剩产能、输出项目给他国时,也悄悄将污染“外包”给了它们。这是中共外交政策“转绿”、投资“转黑”的真实写照,即政策是一回事,执行和标准是另一回事。

《纽约时报》星期一(7月24日)发表题为“中国的另一项主要出口:污染”的一文指,在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宣布美国撤出《巴黎气候协定》后,中共正设法将自己定位为“世界气候领袖”,承诺与其它国家合作建立“生态文明”。但如果中国真的想要成为气候领袖,就需要应对全球的气候需求面积(Climate Footprint),而不仅仅是其境内的污染。

在图兹拉(Tuzla)土生土长的齐斯科(Denis Zisko)50岁出头,他还记得小时候总在莫德拉克湖(位于巴尔干半岛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里游泳。但是有了采煤和燃煤电厂后,煤炭粉尘污染了湖泊,那里的绿水青山不见了。

在听说燃煤电厂接到外资资助要扩建时,齐斯科决定是时候出来抗议了。据悉,中国进出口银行出资7.5亿美元,计划在图兹拉煤电厂扩建一台460兆瓦容量的燃气机组,扩建项目的施工、采购以及建筑(EPC)都交给中国的葛洲坝集团。而离此地几公里外,来自中国的东方电器赢得了另一个煤电厂的EPC竞标合同,同样也由中国银行提供融资支持。

这只是中国在海外提供资金支持、近年来兴建的80个煤炭发电项目中的两个,根据中东欧银行监测网络(CEE Bankwatch Network)的研究,这些项目的总容量可达52千兆瓦。在输出这些项目到欧洲、非洲、拉美地区的时候,中共也将污染排放外包给了它们。

由于缺少政策干预,国际社会一直担心中共的海外投资会倾向于“棕色资产”(化石燃料密集型能源基础设施),而非“绿色资产”(与未来低碳污染发展相关的领域)。而这些投资正在侵蚀一些需要保护的生态区域,如拉丁美洲的亚马逊雨林以及南半球的巴塔哥尼亚冰原。

在对低效或高排放燃煤电厂等海外污染项目的公共融资,中共一直我行我素,在过去几年间中国两大政策性银行发放的贷款中有一半以上都投向了燃煤电厂。以下从设备、技术、资金、政策四个方面分析中共的污染外包格局。

一、国内产能过剩 急需输出

中国国内的煤炭、钢铁、水泥等高污染重工业出现产能严重过剩,而投资海外重工业项目通常被认为是化解多余产能的有效之举。

“因为整个产业都受到产能过剩的影响,中国煤炭行业正在海外市场寻找增长点。”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的资深分析师唐斯(Erica Downs)告诉《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

中国最大产煤省份山西省的官员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也证实,他们正在大力推动煤炭企业“走出去”,支持他们在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以及其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厂,化解山西过剩的煤炭产能。

中国产能过剩的现状如何,仅以燃煤电厂为例。中国的煤电厂目前普遍只启动了不到一半的生产力,同时每家电厂每年还被要求停产3个月。在2015年,中国有80%的煤炭企业出现亏损,按照当局计划关闭矿产量在10亿吨以下的企业,有超过100万人面临失业。

二、海外投资支持 一半去了燃煤电厂

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国际能源投资国之一,主要通过两大政策性银行——中国发展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进行。过去几十年来,这两家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的能源项目提供的支持资金翻了番,但有一半以上去了燃煤电厂项目。

2016年,波士顿大学全球经济治理研究项目发现,2007年—2014年间,中国这两大银行的海外贷款有66%流向燃煤电厂,而水电以及其它可再生能源获得的贷款比例分别只有27%和1%。

而包括世界银行、经合组织(OECD)等西方多边贷款机构从2015年以来,已不再向新建的非超超临界燃煤电厂提供融资(极个别情况除外)。这不由得引发各界担忧中国援助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

三、购置中资设备 引进低端技术

《金融时报》引述国际气候政策中心研究人员报告的分析,中国政策性银行发放此类贷款的动机在一定程度上来自北京方面希望解决国内电力设备行业产能过剩,因为接受贷款的海外电厂通常要向中国设备供应商采购。

在中国资金的支持下,87%的在建煤电厂都有从中国公司至少购入一台主要设备,如涡轮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电厂设备出口国,比第二名日本的出口额多出两倍。

一半以上的燃煤电厂用的低端技术是从中国引进的,其中大多数(58%)电厂采用能效最低、碳强度最高的次临界技术,其产生的碳污染比超超临界发电厂高75%,消耗的水资源也比后者高67%。

根据牛津大学搁浅资产项目(Stranded Assets Programme)的研究报告,要处理气候变化问题,第一个就是叫停全球的次临界燃煤发电厂。这与全球气候领袖需要承担的责任显然格格不入。

四、奉行实用主义 无视污染外包

《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加宗(Paulina Garzon)和 洛佩兹(Leila Salaza-Lopez)写道:“中国在开展国内项目时,已经开始表现出对环保的关注,它在对外项目上也应该有同样的意识”。

但实际上中共现在在气候前沿问题上的180度转弯,从消极回应到表面主动引导,执行的是“政策是一回事,执行和标准是另一回事”的实用主义。

有学者认为这与中国正在成为可再生投资的最大目的地有关,中国已经占全球绿色债券销量的44%;标榜环境领袖可以此作为通向全球市场的跳板。而同时,《巴黎气候协定》对中国还未造成实质性影响,因为中国温室气体允许等到2030年达到峰值时再开始减少排放量。

同样的,在海外投资项目上,中共也奉行实用主义。正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研究副教授陈凌(音译 ,Ling Chen)所说的,“变绿很可爱,但是处理产能过剩和其它需要的经济调整更迫切”。

考虑到中国经济走下坡路,将污染“外包”到海外有实际的经济意义,俄克拉荷马州大学国际和区域研究副教授孔波(Bo Kong)表示,中共地方政府也渴望参与走出去,但它们不能自行进入资本市场,同时也有投资和GDP增长的压力。“不同地方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各省游说中央政府为‘一带一路’投资。自上而下的优先顺序对应的就是从下而上的实用主义”。

所以在这一前提下,中共对海外项目的污染考量会“敷衍了事”,甚至会激励更多的污染行业走出去,比如重金属、污染废物以及有毒化学品行业,继续把污染留给别国。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所言,“真正的气候领袖,是投资保护全球生态重要性地区,而不是摧毁它们”。别忘了中国的另一大出口是污染。#

责任编辑:张宪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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