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7年07月07日讯】编者按：乌托邦运动中，中国家喻户晓的民谣就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毛泽东追随马恩列的共产主义，为了建立他空想的人间天堂，他把中国人拖入了地狱，最后饿死了几千万人。
正如荷尔德林所说，“把人间变成地狱的人，正是那些想把人间造成他所想像的天堂的人。”
南宁会议
1957年10月举行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屡次抨击周恩来、陈云的“反冒进”，说他们“右倾”，将他们骂做“促退派”。会后，毛亲自审阅批发了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大跃进”口号的首次出现。毛对“大跃进”这个新名词十分赞赏，曾说“我要颁发博士学衔的话，建议第一号赠与这个伟大口号的发明家”。[1]
1958年1月11日至2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南宁会议。为掀起乌托邦运动高潮，提前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参加者除中央领导人，还有九省二市的第一书记。
从1月11日到14日，毛泽东连续三次讲话，集中批评分散主义和“反冒进”。毛认为，反冒进是针对自己的，他批评1956年6月一篇反冒进社论：“既反对右倾保守，又反对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是用毛泽东来反对毛泽东”，毛在反冒进的社论上批注：“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尖锐地针对我”。毛强调：要注意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一定要抓住主流，抓错了就不好。他把周恩来1956年缩减重工业建设规模的“反冒进”，跟匈牙利事件相提并论，说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重大影响，指责周的反冒进是犯了路线错误，批评周领导的国务院，说：“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
1月16日，柯庆施汇报时，毛泽东插了一大段话，赞扬柯庆施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上海》的文章。毛泽东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答：“我写不出来。”毛又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冒进的。”[2]
1月19日，周恩来在大会发言。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反冒进是一个问题，一段时间（1956年夏季到冬季）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而且最重要的损失在于方针一偏，群众和干部的劲头就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到束缚，使我们的建设走群众路线这一方针受到某些损害。”“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3]
刘少奇也发言检讨，说：“《人民日报》反冒进的社论，基本方针是错误的，经过我发表的，我负主要责任。”[4]
邓小平发言说，反右派斗争带来新的形势，来之不易。批评周恩来反冒进是犯了经验主义错误，实际上说是不能算路线错误。邓小平这些话受到毛的重视。毛在会上说：中央我是统帅，邓小平是副统帅。
南宁会议对后来中国的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一些超过实际可能性的高指标被会议一致通过，这就直接导致大跃进的发动。
毛泽东说：“15年赶上英国是完全可能的”
1月26日，毛泽东回北京。1月28日，在中南海颐年堂，毛召集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他首先讲话：“七八年来，都看出我们这个民族有希望，特别是去年一年，使得广大群众感觉到光明的前途。几亿人口，精神发扬起来。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把一些问题搞清楚，任务也提得适当了。比如15年赶上英国，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之类。四十条农业纲要重新发表，给群众以很大的鼓励。许多人认为做不到的事情，现在群众觉得做得到。”毛十分自信地认为，有群众这么大的热潮，15年赶上英国是完全可能的。他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有一股干劲。他特别赞赏元旦社论的两句话：“鼓足干劲，力争上游。”[5]
2月1日至1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文件指出：基本建设总投资145亿7700万元，比1957年增长17.8%，农业和农副业总产值680亿3000万元，比1957年增长6.1%。工业总产值648亿7000万元，比1957年增长14.6%。钢产量拟定624万万千吨，比1957年增长19.2%。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大跃进的动员会。
成都会议
3月4日，毛泽东乘专机离开北京，当天下午到达成都，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当时从现象上看，全国上下热血沸腾，发展生产积极性很高，在党内，随着批评反冒进的范围越来越大，地方一些领导竞相攀比，提出的生产指标越来越高。
会议地址在成都西郊金牛坝。参加会议的中央、中央国家机关和全国部分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人共30余人。3月9日开会，毛泽东讲话，他提出二十几个问题要大家讨论，主要是经济方面的，重点讲反冒进、反对教条主义。他把反冒进的错误提高到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我们要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不要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
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心情极为愉快。19天会议中，他讲了6次话。他要求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干，提出苦战3年，基本改变本省面貌，7年内实现农业发展纲要40条。他要求农业机械化，争取5年实现。10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20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
3月10日，在第二次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两种个人崇拜的问题。毛说：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当时柯庆施的发言语惊四座，他说：“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
会议期间，毛泽东批转了一些报告，其中相当多的是一些省市和部委的跃进计划的经验，目的是藉以推动其它地区和部委也能打破常规，来一个“全面跃进”。
成都会议是继南宁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召开的又一次反右倾鼓干劲的会议，在发动大跃进的道路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生产指标进一步提高，完成任务的时限不断缩短。
会议通过了国家计委提出的《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同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1958年计划相比，作了大幅度的调整。钢的生产指标从624万吨提高到700万吨；粮食全指标从3920万亿斤提高到4316亿斤。基本建设投资从145亿7000多万元增加到175亿元。
黑五类
3月27日上午，毛泽东乘专列离开成都，次日凌晨一时抵达重庆。28日上午参观了重庆钢铁厂，下午参观二九六工厂。29日清晨上船离开重庆驶向武汉。30日早饭后，乘坐的江轮转航进入瞿塘峡。4月1日晨，毛泽东到东湖宾馆住下。[6]
4月1日至9日，毛泽东在武汉召集华东和中南地区省委书记会议，依次听取河南、安徽、山东、江苏、湖南、广西、福建、江西、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汇报。每天半天会，各省汇报整顿后的新情况和大跃进的新形势，相互攀比，不甘落后。
在6日下午的会议上，毛泽东讲话，说：“两条路线的斗争，恐怕还有几个回合。”“我在成都会议上说国内有四个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第一个剥削阶级，右派约30万左右，地、富、反、坏、右是坚决反共的，是敌对阶级，是今天的蒋介石。”“对右派的办法，既要斗争又要拉，几年以后，将心变过来的可以摘掉帽子。另一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富裕中农，他们在性质上属于资产阶级。”
毛泽东把右派列为：剥削阶级、敌对阶级，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历史上当过国民党、三青团、干过旧军队、旧警察的人）、坏分子（抢劫犯、强奸犯、杀人犯等服刑期满被释放的）并列，合称黑五类。
例如一个小学教员，出身贫农，还是共青团员，只要对现行政策提过意见，或说了不满现行政策的话，就被定为右派，他就成了剥削阶级、敌对阶级。比如，有个青年教师说麻雀是益鸟，结果被打成右派。因为“四害”是毛泽东定的，说麻雀是益鸟就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就是右派。右派这个概念就像魔术师手里的那块黑布，黑布一抖，花瓶可以变成鸭子，知识分子可以变成剥削阶级。
怎样制服农村右派？毛继续说：“地富反坏右虽说是3000万人，但是分散的被包围着，不要怕。要开右派大会，先骂一顿，再拉一把，指出出路。使他们感到皇恩大赦，全身发烧，满身舒畅。”“那个青年教师说了一句：麻雀是益鸟，当了右派。被摘了右派帽子，宽大处理，给出路。但有一条，帽子拿在群众手里，表现不好就给戴上。经过一戴、一摘、一拿，这个青年教师起了很大变化，由一个老实、本分、思维敏捷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大跃进的狂热分子。乡村干部不敢干的得罪人的事情，例如为了叫社员们到食堂吃饭，去拔老婆婆的锅灶，为了让土高炉找燃料去砍伐社员家的树木，都派他带领学生们打先锋。人就这样被扭曲，变了样子。”
4月下旬，毛泽东在广州期间曾和刘少奇议论：几十年后，我国的农村将是许多共产主义公社······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毛的这些乌托邦想法传播开来，一些地方闻风而动，开始试办共产主义雏形公社。
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
1958年5月15日，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1360人参会，毛泽东主持。
5月8日、17日、20日、23日，毛泽东4次在大会上讲话，主题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还提出学习列宁，敢于标新立异，敢于插旗子。提出插红旗，拔白旗。毛说：“现在还有一部分落后的合作社、机关、部门、车间、连队、学校、企业，那里插的不是红旗，而是白旗，灰旗。”[7]“我们要在这些地方做工作，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字报，把白旗拔掉，插上红旗。”
毛的这些话传达下去，许多被看不顺眼的人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也被当白旗给“拔了”。
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作了检讨发言。
刘少奇在报告中也做了检查，批评自己1956年说过的“宁可慢一点好”这一类“错话”。当时听众不满意，说刘少奇语气太轻，不深刻，对刘进行围攻。
从5月8日起大会发言。发言的有两种声音：一是检查批评自己跟不上形势，还有一类是说大话、假话的。
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说：“河南地少人多，水旱灾情不断，上交粮食太多，以致农民没隔夜粮。”潘因此受到批判、罢官。
吴芝圃说：“谁说灾区人民苦得不得了？”“巧妇能为无米之炊”。他的话受到毛泽东赞赏，升为河南省委书记。
会上农业部提出：提前5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领（原定12年完成已经是脱离实际的）。冶金部提出：1959年钢产量计划1200万吨，1962年3000万吨，1967年7000万吨，1972年1亿2000万吨。化工部提出：我国化学工业15年赶上美国（不是英国），可以用土办法办化学工业。铁道部提出：在今后15年内修建12万公里铁路（当时全国共有3万公里），等等。这些高指标，是人们在不断批评反冒进、批评教条主义，大力倡导破除迷信过程中，头脑越来越热，一步一步越抬越高抬起来的。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通过了“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通过了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全国大跃进，已经进入高潮。
林彪参加了会议，没有发言，他私下不认可，说这是凭幻想胡来。
5月25日，林彪出席八届五中全会，经毛泽东提议，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未完待续）＃
注释：
[1]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一九八九年第四期中虞宝棠的文章。
[2] 1958年1月16日，南宁会议记录。
[3] 周恩来在南宁会议上的发言提纲，手稿，1958年1月19日。
[4] 王任重工作笔记，1958年1月19日。
[5]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28日。
[6] 吴冷西：《回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第66页。
[7]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讲话记录，1958年5月20日。
（编者按：本系列文章由大纪元特约作者从中共党史机密档案中整理而成。因安全原因，无法一一注明出处。大纪元将在适当时机公布信息来源。）
责任编辑：李沐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