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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辉:近三万遗孤受宋美龄救助 文革被揪斗

从1938年3月到1945年12月,战时儿童保育总会和分会所属的各保育院共收容教育儿童29,849名,图为宋美龄视察保育院照片。(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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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7年07月07日讯】通常认为,战争中受到最大伤害的应该首推儿童。一旦他们失去了亲人和家园,他们就会流落街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在中国现代史上发生的抗日战争中,就出现了成千上万这样的孤儿。据统计,在内迁的1,500万难民中就有难童400万,需要救助的至少10万。

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早在抗日战争伊始就意识到,儿童是“国家的元气,民族的活力”,保护儿童就是在保存民族的血脉,因此在整个战争期间不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拯救难童,而且还制定了具有现代福利意义的“善种、善生、善养、善保、善教”的儿童福利政策。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更是亲历亲为,领导战时儿童救助,被救助的近三万儿童亲切的称之为“蒋妈妈”。

宋美龄发起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

1938年3月,宋美龄与沈钧儒、蔡元培等人一起,在汉口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宋美龄为理事长,另外聘请了286位名誉理事,包括国共双方的领导人、军政要人、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以及香港和侨界人士、国际友人和驻华使节等。保育会宗旨是“保卫儿童生命之安全,使成为健全之国民”。

据《炎黄春秋》2003年第六期的《宋美龄领导抢救抗战中的难童》一文介绍,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后的当务之急一个是筹款,一个是建立保育院并抢救、接收难童。按每个儿童每月最低生活费5元计算,全年需60元。由于正处于战时,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无法提供帮助,募捐成为救助儿童的首要方式。当时很多团体和个人踊跃捐款。从3月10日至4月12日,战时儿童保育会募款总计94,845.23元,其中宋美龄个人捐款英镑10镑、美元15元、现款26,389.63元,数额居首位。

1938年3月,保育会在汉口原日本同仁医院建立了临时保育院。4月底,中国军队在徐州、郑州一线奋力抗击日军,战时儿童保育会派出两路人马赶赴战区,抢救出400多名难童。5月1日,临时保育院举行正式开院典礼,蒋介石、宋美龄出席了典礼。此后,因日军对武汉轰炸加剧,保育总会开始分批将汉口临时保育院的难童由长江转运入川。

从1938年4月起,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各地分会和保育院陆续建立起来,接收难童。到1940年3月先后有江西、安徽、广东、四川、香港、福建、贵州、广西、成都、浙江、湖南、山西、陕西、陕甘宁等分会成立,下辖37所保育院。战时儿童保育总会也有9所保育院。另外还有接受总会领导、由基督教会创办的贵州伯特利保育院;由刘王立明为纪念为国捐躯的丈夫,个人创办的湛恩儿童教养院等。

战时收养的难童实行“保教合一”,即把他们培养成为抗战建国的接班人。宋美龄指出:“现在孩子们无家庭教育,全靠保育院,我们是对他们负了相当责任的,我们应使他们自动的有能力的做一个国民,才不负社会及捐款人的希望。”

宋美龄在保育院长会议上提出过具体意见:“一是必须注意儿童的健康和生活习惯,二是我们要培养儿童的人格和启发儿童的义务观,三是我们要使儿童们知道国家的困苦和物力的艰难,要使他们特别刻苦和节约。”

从1938年3月到1945年12月,战时儿童保育总会和分会所属的各保育院共收容教育儿童29,849名。

那时,全国的保育院都实行小学教育,小学毕业后以升中学为主。到1945年时,升中学的有5,000多人。毕业后愿意习艺的,保育总会就安排他们到兵工厂、牙刷长等工厂训练和工作。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长为国家各个领域里的杰出代表和合格人才,也有一些人选择了投笔从戎,有的还牺牲在了抗日战场上。

从整个战时儿童保育事业来说,宋美龄的领导确实起到了独特的作用。在曹孟君主编的1946年第1期《现代妇女》载文说:“全国保育工作,都在蒋夫人的领导之下。这是保育工作尚能有一些成果的最有关系的事情。因为有蒋夫人在上头,有些从政治上来的困难就比较好避免一点。”

1988年,是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50周年,邓颖超受中共之命致函宋美龄,信中说:“回首当年,国难方殷,夫人致力全民抗战,促成国内团结,争取国际援助,弘扬抗日民气,救助难童伤兵,厥功至伟。”对于宋美龄救助儿童的功绩,中共也不得不承认。

一个被救助难童的回忆

据曾被救助的难童之一、后去美国的姚毓霖撰文《蒋妈妈的孩子》一文记述,在汉口的临时保育院成立后,先后收容了16,000名来自战区的流离失所的难童,之后分28批,先送到宜昌,再坐船去重庆万寿宫,然后分配到四川各地的保育院。

姚毓霖和10岁的姐姐是第16批到重庆万寿宫的。之后去了四川第三保育院。第三保育院的生活不错,有新衣服穿,三餐都有四菜,还有音乐。但是到了抗战第四年,因为物价上涨,国民政府无暇顾及,该保育院就与自贡市的第六保育院合并了。

长大后的姚毓霖成为了台北空军总医院内科住院总医师。他的内心充满了对宋美龄的感激之情。1960年,宋美龄来院劳军,姚毓霖终于见到了他。1979年,姚毓霖在纽约行医时,宋美龄在纽约号召救济越南难民,姚毓霖积极回应,并投稿报纸,称自己是其四十一年前在汉口被救助的难童,想知恩图报。宋美龄回信表示深感安慰。2003年宋美龄去世时,没有获得邀请的姚毓霖亦专程前往参加追掉会,并以代表战时儿童保育院的身份获准参加。

值得注意的是,在姚毓霖的文章中,还提到:延安保育院的370名保育生中有原中共国务院总理李鹏,而其他保育生,不少人在文革时被红卫兵斗个不休,说他们是宋美龄留下来的“潜伏间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延安保育院中的“红二代”与其他保育生

隶属于战时儿童保育总会的延安保育院成立于1938年7月,主要负责接收中共干部和军人的子女、遗孤,费用亦由总会拨款。据不完全统计,在延安保育院生活过的“红二代”包括李硕勋之子李鹏、李维汉之子李铁映、刘少奇之女刘爱琴、邓小平之女邓林、刘伯承之子刘太行、左权之女左太北、罗瑞卿之子罗箭、徐海东之女徐文慧、任弼时之女任远芳、罗亦农之子罗西北、彭湃之子彭士禄、杨勇之子杨小平等。

显而易见的是,在中共党史的记述中,根本没有提到延安保育院成立的大背景,也更不会提及宋美龄的功劳。其公开的表述是该保育院是“由进步人士、社会团体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发起成立的”。

至于这些在保育院生活过的“红二代”在文革中的命运,自然与其父辈们的命运息息相关。如因为刘少奇、邓小平被打倒,刘爱琴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押往农村劳动改造,丈夫也与其离婚;而邓林则被告知,不准回家,不准乱说乱动,后下放至河北宣化。再如受罗瑞卿牵连,罗箭则被打成了“黑帮子女”,等等。

身在延安保育院的“红二代”的命运尚且如此,那么其他由保育院抚养长大的保育生,如果选择留在大陆,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姚毓霖所言的被揪斗,说他们是宋美龄留下来的“潜伏间谍”应该不是无中生有。可惜,由于史料有限,究竟有多少这样的孤儿被中共迫害,尚无法知晓。

中共治下噤若寒蝉

不过,有这样一件事很能说明,在中共治下,这些孤儿们是怎样的噤若寒蝉。2006年8月,战时保育院庆祝成立68周年纪念,请到了宋美龄的孙媳方智怡女士演讲。当她问台下几百位老人:“你们还记得蒋夫人在重庆时,每天都到保育院和你们在一起吃饭吗?”她问了两三次,没人点头,也没人摇头。

既不否认,也不肯定,说明了什么?说明在他们心中,他们对曾经受到的迫害仍然心有余悸,或许担心承认会再度召来中共的杀伐;而做人的内在良知,又使他们无法否认当年宋美龄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对他们来说,这该是多么痛苦的内心挣扎,对外人来说,又是多么刺痛人心。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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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07 1:5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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