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作为曾经的记者，我常做人物专访。影响所致，当我提笔写小说时，无论短篇、中篇、或是长篇，大都源于现实生活。我偏重于写爱情故事，不仅仅因为爱情的永恒性，更重要的是，写作本身能带给我持续的激情，加深对人生的领悟，在追踪人性奥秘时，如鱼得水。描写不同民族之间的爱情故事，不是什么新鲜事。然而，反映当代藏汉之间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却少之又少。历史的风云变幻，政治的血腥冲突，使得这样的题材在中国大陆几乎成了禁区，即使你按照当局定下的调门儿去创作，还得要通过层层难以通过的审查关卡。在写这部小说时，我有时会想：假如我没有生于成都、长于成都，我会有动笔写藏汉恋情的念头吗？如果不是2008年的拉萨藏人暴动，我能产生如此的强烈冲动，去完成这部小说吗？驾车出成都，不到半天的路，就进入西藏高原。当年靠着一条曲折崎岖的山道，藏汉民族交往了上千年。落脚成都的藏人，通常以经商为主。成都有好几个藏传佛教的寺庙，参拜者络绎不绝，可见藏人文化的影响。幼小时记忆中的藏人，男人裹着斑斓的虎皮，身挎镶着宝石的腰刀，脸黑黑的。僧侣披着红色袈裟。女人大多是圆脸，两腮泛红，鼻子不大，眼圈乌黑。
大多数汉人，只要议论起藏人，便充满歧视，比如称他们犛牛、野人，藏蛮子。我对藏人的了解，是从1980年代去西藏旅游开始。我读了一些有关藏人的书后，赫然发现，即使是早年的藏人社会，也完全不是中国政府在一些宣传品中所声称的落后、野蛮。尽管生活在雪域高原的恶劣环境中，藏人之间相处和谐，满足感、幸福感很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人口不过百万，竟拥有数以千年的文明史，创造出灿烂的文化。没人能够撇开历史与现实去谈论藏汉关系，其中的微妙有时会表现尖锐。我在游览布达拉宫时，同行中有人发问：达赖喇嘛是哪一年逃走的？立刻，我听见不远处一位藏僧大声反驳：达赖喇嘛尊者不是逃走，是离开！自从中共控制西藏以来，藏人的抗议与反抗就没有断过，要求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的呼声更是不绝于耳。很难想像藏汉之间的恋情不会受到影响。我真正交上一些藏人朋友，是在我爱上古董收藏时。每年回成都探亲，我必去送仙桥古玩城。在那里我见到一些开店的藏人，通过他们认识了一个藏族女孩。她已经融入汉人的城市生活，未婚夫也是汉人。2008年3月拉萨藏人暴动，女孩的处境发生了变化，正是这个变化，促使我开始构思这部小说。9月，我回成都时，女孩告诉我她与未婚夫分手了。拉萨暴动后，成都气氛紧张，女孩的藏人朋友中有人被捕，原因是警方在检查身份证时，发现他的手机里存有达赖喇嘛的照片。女孩也遭到警方讯问。未婚夫害怕了，找了个借口抛弃了她。再热烈的爱情，一旦落入冷冰冰甚至血淋淋的政治里，悲剧几乎是必然发生。尤其在中国，政治更为可怕，你逃无可逃。因政治而无法“终成眷属”的，或被政治“棒打鸳鸯”的，比比皆是。本书的爱情故事，发生在藏汉之间，又处于动荡的背景之下，男女主人公的经历能不非同寻常！小说是对现实的再创造。对作者来说，这番创造有时意味着折磨，特别是对所写的故事、人物倾注了感情。由于出版前的校对，我必须重复去读这部作品，尽管早已烂熟于心，依然泪下两、三行。这时的我会离开书桌，去后花园走几步。樱桃树下，繁花点点，开得最盛的是格桑花，西藏高原上常见的花。
张朴 写于伦敦 寂寂斋 @＃
──节录自《有一个藏族女孩叫阿塔》／自由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马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