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7年08月01日讯】翻阅中共党史，可以看到，中共从不讳言自己是在苏俄的扶植下建立的，如1922年的中共“二大”发表的宣言中就称“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1928年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又专门写下一章，规定“中共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为‘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
而中共从其成立那一天起，就接受苏共提供的活动经费。1923年，中共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曾公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苏联的档案资料也显示，中共在1928年的“六大”后，苏俄提供给中共的经费，每年在60万元以上。
也就是说，中共在政治上、组织上成为了国际共产专制势力的一部分，并在经济上对其依附，而在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中还包括鸦片。
共产国际经费支持中的鸦片
据2011年5月1日发表在《湖州晚报》上的作者为徐元宫、题目为《中共诞生初期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一文，除了重申中共成立初期活动经费主要来源于共产国际外，还依据俄罗斯解密档案和当事人回忆，披露了经费的来源。
文章称，中共筹建初期，中共上海早期组织成员之一李汉俊和陈独秀曾拒绝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建议，其后陈独秀改变看法，因为正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陈独秀在上海被法国巡捕房逮捕后，花费大量金钱，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环节，使陈独秀得以获释。获释后，“他们并且具体规定了接受共产国际补助经费的办法；此后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便成了经常性质了。”
有资料表明，共产国际为中共一大的召开也提供了一定的经费支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伟大的历程（1921—2001）》指出，参加一大的代表每人都收到了100元路费，而这都是从马林提供的经费中支取的。中共一大参加者之一包惠僧在其回忆材料中也证实了这一点：“约在7月初发出举行代表大会的通知，以地区为单位，每个地区派代表2人出席会议，每个代表发给路费百元。”
文章还透露，在共产国际诞生初期，共产国际提供给各国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驻外工作人员的经费不是纸币，而是贵重的珠宝、钻石，有时候甚至是鸦片。不少解密档案档证明共产国际曾经将珠宝、钻石拨付给具体负责中国事务的主管部门，由这些部门安排人将珠宝、钻石或其他贵重物品卖出去之后，再将纸币经费转交给中共。
比如，1920年12月21日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呈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指出：“至今东方民族处未从中央机关得到一个美元或者其他货币，而没有钱就无法在东方工作……确实，从西伯利亚局得到了一些贵重物品（钻石），已经拿到东方去出售，并且答应给10万美元，但是出售钻石需要花费很长时间。”
由于珠宝、钻石、鸦片这些东西体积比较小，信使们只需将其藏入皮鞋鞋掌和便鞋的后跟即可，共产国际的一份档案材料证实当时共产国际经常用这种方式向境外发送经费。而鸦片则是用铅纸和胶布包裹好，这样就能密封住鸦片的特殊气味，往火车头、电动机车厢、餐车或者客车车厢不易发现的地方一藏就可以了，这些东西运送到上海等地就可以换成高额现金。
对于共产国际提供的鸦片，并无资料证明中共予以拒绝，其应该是在上海等地出售后获得高额现金后，充当了中共的活动经费，至于出售鸦片戕害中国人的后果，中共似乎并不以为然。
南泥湾种鸦片
中共对出售鸦片的态度在其逃亡到延安后进一步彰显。中共党史称，由于1941年春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及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所以，“中共中央命令八路军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实行屯垦，生产自救。……短短的三年，由王震旅长率领的三五九旅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把荆棘遍野、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处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
然而，事实真相是，在这个位于陕西延安城东南45公里处的一条狭窄溪谷，未开垦前经常有野兽出没，而且人烟罕至的南泥湾，只有少部分地种了粮食，大部分地区种植了大片的鸦片。
据大陆学者张耀杰披露，他几年前曾亲到延安的南泥湾实地考察过，“据当地政府官员讲，南泥湾本来是延安地区唯一的原始森林，被王震的三五九旅用极其野蛮落后的方式砍伐烧荒后，种植了大片的鸦片，《为人民服务》中的张思德，就是在烧制烟土的过程中被活埋在窑洞里面的。”
张耀杰还透露，据其研究中共党史的朋友告知，这些事情在中共内部文献中也有记载；但中共却欺骗了中国人民半个多世纪，把南泥湾种鸦片说成是种庄稼养牛羊，而炼鸦片的张思德则被说成是烧木炭。
中共种鸦片卖给国统区有证据
关于中共在延安种植鸦片并出售赚钱，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的《延安日记》、陈永发教授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美国学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都有经考证后的详细记载。
比如《延安日记》里曾写道：“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茶陵，远在后方的一二零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政治局已经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
当弗拉基米若夫尤问毛泽东：“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机关也在公开地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时，毛没有吭声，一旁的邓发代毛回答说：“从前特区只是把盐和堿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的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的鸦片……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做管。贺龙的一二零师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弗拉基米若夫尤还记载道：“解放区出现了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同样也出现了这种怪现象。他们全部在尽可能的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充斥着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日货都是由沦陷区日军仓库所直接供应的……”。
此外，一些学者还查到1945年中共冀鲁豫边区第六专区所辖淮太西县允许鸦片烟合法经营以及征收鸦片烟土税的档：《淮太西县烟土税征收与管理暂行办法》。
而在1936年12月西安发动军事叛变，站在中共一边的陕西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邓宝珊，不仅给予了张、杨以支持，而且在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21军军团长后，利用驻守榆林的机会，多次到延安与毛、朱等人会晤。网上有消息称，邓不仅吸鸦片而且种鸦片，跟延安互开方便之门，并帮助延安把种的鸦片卖到国统区。这自然让中共是喜出望外，毛称其“为德之大，更不敢忘”，而蒋介石却没有察觉。
任弼时任鸦片专员
根据《延安日记》记载，中共还任命了鸦片专员，那就是任弼时。其在抗战期间头衔还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关于这个鸦片专员对种植鸦片的看法，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一份供中共高级官员看的“内部参考”中有这么一条新闻：延安，30年代初秋的一个傍晚，红军专员任弼时和美国记者斯诺顺着延河边一同散步来到了宝塔山下，任专员手指着一大片金黄待收的作物，欣慰地对斯诺说：“又是一个丰收年啊！”
带着稚气的年轻的斯诺，显然还没有跟上任专员的思路。任专员继续着他的话题：“往年，我们延安苏区根据地生产出的棉花、布匹，一车车拉出去，换不到什么根据地急需的用品；近些年来，我们改为种鸦片，一车车鸦片拉出去，一车车的枪支弹药、食盐和医药等急需品满载而归，延安苏区根据地一天天地扩大着……”
或许是因为做了如此伤天害理之事，据说任弼时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1950年10月底突发脑溢血不治身亡。
结语
依靠着鸦片，中共成立；依靠着鸦片，中共发展壮大，而彼时国民党正在全力抗战。发展壮大后的中共，在国共内战中，最终窃夺了政权，并为害中国、祸害中国人至今。众所周知，鸦片是一种毒品，而与鸦片紧密相连的中共之毒，则明显甚于鸦片。无疑，中国要复兴，中共之毒必须连根拔除。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