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
离开甲格寺一路下山，我以为会很冷。时至中午，别说飞雪，天上连一丝云彩也难觅见。头顶一轮火红大太阳，热辣辣照在脸上，有些烫人。
我们坐在离寺庙不远的一棵核桃树下小憩。
“你饿了吧？”阿塔偏着头问我。
好像变戏法似的，她从随身携带的袋子里掏出一个木碗，放上青稞面，加些酥油。木碗在她手中灵巧地转动起来，青稞面团被搓成像香肠一样又短又粗的糌粑。阿塔掐下一小块送过来，我张嘴接住，有滋有味地嚼着。
阿爸也切下一条风干的牛肉递给我，我就用那把在康定买的藏刀，学着阿爸，边切边吃。
猛然就有了一阵冲动，想对阿爸、阿塔说几句话。话都到嘴边了，又咽了回去。我想说：当年的军队、工作队，都是坐在北京发号施令的那帮人派来的。虽然这帮人都是汉人，但跟我这些汉人没丝毫关系，我爷爷、父亲也是被那帮人害死，是藏人救了我的命。
然而，前思后想，最终我说不出口，毕竟我是汉人！
听着阿爸讲往事，我深感不安，仿佛也有一分责任。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做什么，才能解脱我的歉疚，抚平我的悲哀。
我想起嘎登的话，又想起吐丹次仁的恨，原因果然不那么简单。在英国时，我常听人们议论种族歧视，仅仅因为肤色不同，宗教不同，甚至国籍不同，互相之间就能产生仇恨，更不用说汉藏关系了。四十多年前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间悲剧(阿爸的回忆不过是其中一小部分)，已经种下致命的恶果，更可怕的是，这场悲剧至今仍在继续。
“张哥，怎么也不说话，在想什么呀？”
阿塔边问边又掐下一块糌粑，送到我跟前。
我放入嘴里，笑着说：“有点累了。”
没等吃完，阿塔又送上来，直到塞满我的嘴。望着阿塔红润的俏脸蛋，一丝柔情泛上心头，如果不是阿爸在，我定会把她搂入怀里，吻她黑黑的眼眸子，细眉薄唇，微翘的鼻尖。虽然我微不足道，什么也改变不了，但只要我的爱，我拥有的一切，能带给阿塔幸福，也就足够了。
回家的路上，我问阿爸：“当时被抓走的村民和僧人，都放回来了吗？”
阿爸叹息说：“回来的很少，据阿塔的波拉讲，有的被枪毙，有的死在监狱里，有的死在流放路上，还有的死在劳改农场。”
“阿塔的波拉？”我惊喜地问：“波拉没有被打死？”
阿爸脸上荡出惬意的笑：“他骑着带箭杆的马，居然冲破了重围！后来进山参加藏人游击队，在打仗中被俘，1964年底释放回来。可惜呀，没过上几天清静日子，文革又降临了。”
阿爸的脸色黯淡下来：“波拉最终没能挺过去。”
波拉被定为叛乱分子。白天他要去放羊、牧牛，晚上回家圈好羊、圈好牛，经常来不及吃点、喝点，就被拉到事先组织好的会场去挨批斗，头上戴顶纸做的高帽子，上面写着“叛乱分子”，有时还会被拉到其它村子。和他一起挨斗的，有僧人，有尼姑，有过去的庄园主和富裕农民。
回到家，他就在莫拉面前把高帽子摘下，扔到地上，边踩，边说：“打倒叛乱分子。”逗得莫拉又是泪又是笑。以汉人为首的文革小组要波拉交待问题，波拉什么也不说。又要阿爸揭发波拉，阿爸不肯，结果阿爸被定为“反动分子”。从此，批斗会上，阿爸就站在波拉身旁一起挨斗。
文革小组组织村民用木棍、皮鞭打他们，还用石头砸，用针刺。有一次波拉因伤势过重被抬回家。第二天一早，阿爸发现波拉和莫拉都失踪了。有目击者说，两人用绳子把手绑在一起，跳进了波涛汹涌的尼洋河。阿爸沿着河岸去找波拉和莫拉的尸体，找了很多天都没找到。
阿塔哭了，头倚着阿爸，双肩抽动着。
就要进村了，我眺望着村外荒地上那座嘎登为波拉和莫拉修建的白塔，神情寂寥地对阿塔说：“离开村子时，我要在白塔前磕几个头。”
又愤激地问阿爸：“你为什么不下咒语，咒死那些虐待你们的人？”
阿爸好似吓了一跳说：“那怎么行？作为佛教徒，不能伤害他人，哪怕是你的敌人。”
阿爸沉想了片刻又说：“我这辈子最大遗憾，是没有做成出家人。下辈子转世时，希望还能继续当僧人。”
二十三
估摸着聚会的时间快到了，我换上藏装。阿塔一看就懂，却故意问：“你不是不想去吗？”
“去。”
“你不怕吐丹次仁胡来？”
“不。”
等着阿塔梳洗、打扮准备出门时，我忽然问了一句：“吐丹次仁抽烟吗？”
阿塔随口应道：“应该抽吧。”说完觉得不对劲，转脸盯着我问：“你要干什么？”
我支吾其词，一面悄悄把路上买的红塔山塞进怀里。但还是被眼尖的阿塔瞅见了，直喊：“我反对！”
我开心地笑着说：“咱们汉人有句话─烟酒不分家，我是在铺架通向友谊的桥梁。”
位于村政府旁的藏式茶馆跟成都的传统茶馆一样，除了刷成白色的墙壁，几乎没什么装饰。成都的茶馆多用藤椅、竹椅，有服务员拎着铜茶壶来回走动，挨桌斟水，而这里的是长条木头板凳，每张桌子上摆着装茶水的热水瓶，还供应青稞酒和啤酒。
老远就能看到人们出出进进，传来阵阵喧哗声，欢笑声，追逐打闹声，还有此起彼伏的歌声。记得母亲曾说过，藏人是个快乐的民族。稍加深入你就会发现，男男女女随时都在唱歌，从祭祀、祈福，走路、骑马，到粉刷墙壁、农田劳作、山上放牧，处处有歌声。
一进门，人都涌上来了，七嘴八舌，争相问候，那声浪差点没把阿塔吞没了。虽然应接不暇，阿塔仍不忘把我介绍给她的朋友们。我这身藏人打扮，引来笑脸无数，不仅拉近彼此间的距离，气氛也骤然轻松起来。只是我心里七上八下，顾虑语言不通，难以交流，虽然阿塔会帮忙翻译，但不可能持久，还得靠我自个儿去对付。这情形很像我刚到英国时参加英国人的聚会，既不会说又听不懂，最终傻乎乎立在一旁，没人理睬，如坐针毡。
很快地，我发现与我聊天的这些年轻藏人，无论男女，或多或少都能说些汉语，有的竟说得像阿塔似的流利。就连话题也跟坐茶馆的成都人一样海阔天空：谁住新房了，谁挣大钱了，昨天吃什么了，谁又买好看的衣服了。不少人抱怨乡里、村里的官员贪污腐败。有个叫札西的靠开拖拉机跑运输为生，他提到这两年农机补贴增加了，但他一分钱也得不到，拿补贴要有关系，他没后台，根本没指望。我还了解了一些当地习俗，比如，这里结婚无需结婚证，也没有离婚一说，男女分开后与他人住到一起，又是夫妻……
我挨桌把香烟散给每个抽烟的人，接过烟的藏人都会站起来对我笑笑，说一声“突吉其”(谢谢)。
吐丹次仁不在茶馆里，阿塔进门时他就没露面。不会是因为我来了，他便躲开？
我问阿塔，回答是：“不要没事找事。”
旁边有人插话说：“吐丹次仁在外面玩‘吉韧’(藏式撞球)呢！”
阿塔阻拦说：“别去。”
但，我已经走出茶馆。
在茶馆与公路之间，一溜摆着五、六张玩吉韧的方形木板桌，每桌都有人，其中一桌人气最旺，两人对垒，好多人观战，热闹非凡。有人出谋划策，有人呐喊助威，有人失望慨叹。
（待续）@＃
──节录自《有一个藏族女孩叫阿塔》／自由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马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