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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薪成国家危机 GDP放不进员工存折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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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7年08月18日讯】明年元旦起,基本工资时薪将调整为140元,但仍远低于韩国,长久低薪已成国家危机,加上台湾企业获利能力有限,如何拿捏让劳资双方共享经济成长,成为政府另一个两难。

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今天登场,决定明年基本工资调涨4.72%,月薪将从新台币2万1009元调涨至2万2000元,时薪则是133元调涨至140元。

劳方代表、全国产业总工会理事长庄爵安认为,民国97年时,南韩基本工资比台湾还低,但近几年陆续调涨,今年就调了16.4%后,目前已是台湾近一倍。

中天生技集团董事长路孔明曾以自己为例表示,1979年他毕业就职时,当时起薪是2万元,工作两、三年后就成长到3万元,但35年后的现在,企业征新鲜人开出的薪水,依然是26K到30K,“台湾35年薪资几乎没有变,这是国家很大的危机。”

但其实GDP呈现的是上扬趋势,企业赚到了盈余,基层员工薪资却难以提升,根据主计总处统计,105年经常性薪资为3万9238元,扣除物价因素后,实质经常性薪资为3万7334元,竟然还倒退16年。

台大国发所副教授辛炳隆对中央社记者表示,“台湾劳工长期低薪,企业不分享利润是主因”,根据主计总处统计,台湾劳工的受雇报酬占GDP比重,从1990年的51%,2014年下滑至43.9%;企业营业盈余占GDP比重,则从29.8%提升到34.6%,证实老板不是没赚钱,而是不愿意分给员工。

也就是说,“企业的获利没有向下分配”。贫穷与租税政策研究室召集人洪敬舒就质疑:“政府政策里面,有迫使企业分配吗?”

他分析,当企业把劳动力视为成本的时候,就会设法让成本越低、获利越高,“真的是人性”。政策必须迫使企业在法律的架构下修正、规范人性。

以世界各国为例,政府的确很难主导企业加薪。洪敬舒指出,政府可以运用的是租税手段,透过合理税赋,从托婴、托育到社会住宅,降低劳工支出,储蓄能力提高,劳工可以有余力投资自己或是下一代,翻转阶级世袭。

政治大学劳工研究所教授成之约坦言,不见的GDP是分配出了问题。企业、国家经济成长的结果,劳工分配到的都是很有限的,“谁决定了劳工的绩效跟年终奖金”。

像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今年就估计各有近73亿元、8.75亿元股息入袋,令上班族羡慕;成之约说,一家公司的高阶经理人跟企业主分配到的可能是高达几千万、几亿的现金股利,就算平均员工分红可达到100万以上,但是真正分到基层员工可能更少。

不过,国发会副主委高仙桂指出,在全球化下,企业积极追求降低成本,提高利润,最终导致资本报酬率高于劳动报酬,已成全世界普遍现象。这如同法国知名经济学家皮凯提(Thomas Piketty)所着“21世纪资本论”中所提的论述。

她坦言,如何改善此现象是一大难题,但若是转型成功,成为能创造高价值的企业,例如台积电、大立光等,给的员工待遇并不低,显见企业仍愿意分享利润给员工。

问题是,台湾98%的企业都是中小企业,多是经营低毛利的代工领域,靠着低廉人力、有效管理来累积财富,不敢或不愿投入资源创新,很多禁不起市场风险。

以今年为例,许多企业受惠国际景气复苏,接单畅旺,但却因新台币兑美元汇率劲扬约7%,蒙受钜额汇损,部分业者坦言“第一季做白工”,凸显出台湾企业体质脆弱,获利多数来自汇率优势以及低廉的成本。政府若要强制企业分润给员工,恐先面临企业倒闭或出走潮,员工不仅无法加薪,反可能失业。

另外,虽然政府透过调涨基本工资手段来促使企业加薪,但是薪水涨幅可能追赶不上物价上涨的幅度,想透过基本工资调整带动薪资成长,成之约认为“力道不够”。

高仙桂认为,若要改善台湾低薪情况,釜底抽薪必须先“把饼做大”,提高国内“高薪”的工作机会,例如利基型制造业、研发类型的工作,还有具备高值化的创新产业,“这也是政府推动前瞻建设的主要目标”。

另一个方向是提升台湾的国际化,1111人力银行副总经理李大华表示,若想要将台湾整体薪资水准拉上来,政府必须塑造一个吸引外商的环境,鼓励外商来台,才能创造高薪职缺,并给本土企业竞争压力,带动台湾经济环境走入正向循环。

不过,成之约则倾向政府应先落实法令规定,透过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必须照顾员工外,劳工也应以集体力量,主张自我权益。

成之约比喻,就像盖房子一样,不可能一下就把屋梁、屋顶放上去,这些改善低薪的因素也不可能一次到位,但多面向齐头并进,有一天水到渠成,低薪环境就可望从薪资结构、分配及权益主张等多面向渐渐改善。(转自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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