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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驹:我在部队里的性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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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7年08月04日讯】一

1949年,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西南军政委员会在重庆成立,城市的社会秩序由我当时服役的12军实施军事管制。

工商业很快得到恢复,山城的风貌依然花团锦簇,香风习习。从山沟沟里走来的老军们,一见重庆的女娃儿标致,心旌摇荡,物欲泛起,纷纷打发了小脚的,不识字的,脸上有皱纹的老妻,换得年轻貌美有文化的新妇。一时间,老干携少艾,双双出入商店、戏院、公园、餐馆,其乐融融。老百姓厌恶当今的陈世美。最为恼怒的是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他认为,抛弃糟糠之妻的干部是思想堕落,作风腐化,是资产阶级的俘虏。他把城市比作染缸,城里的女人比作糖衣炮弹。为了“防糖弹、拒腐蚀”,他抓住“张唐事件”做典型,向全区干部敲响了警钟。

“张唐事件”的张,是张柯岗,12军宣传部长;唐是唐平铸,12军政治部副主任。张把自己的小脚老婆换成随军名记者曾克,唐把没文化的发妻休了,娶了个大学生。邓拿张唐开刀,是他俩都是表率军队的高级政工干部,警示全军最具有震慑力。与此同时,12军还有48位师团级干部给老婆换了届,都遭到了同样严厉的惩治。

在12军召开的党委扩大会上批斗张唐,有人哼起刚在部队传唱的一首歌:“什么最可怕?享乐又腐化;什么最可怕?骄傲又自大;什么最可怕?功臣自居,自私自利,到处抓一把……”这首歌是柯岗写的词,时乐濛谱的曲。批判者哼罢,指著柯岗问:“歌词是不是你自己在批判自己?”柯岗辩解说:“我不是腐化,我只是改变了自己的爱情观念。”当时,老军们对自己的婚姻离异,就像撤换战斗不力的部属,无须通过法律,仅向上一级的组织部门备个案,然后给女方所在的县、区、乡政府发封函,凭借军队的大章和本人职务,没人敢站出来说不。

最不服气的是张柯岗,我是他的部属,见面就听他牢骚满腹,说毛泽东不要贺子珍找了江青,连组织手续都没有。邓小平找的卓琳,是云南宣威火腿厂老板的女儿,成分那么高,自己就批准自己,我们为什么就该当刀头肉?

柯岗的愤然遭到邓小平更为严厉的处置,脱下他的军装,打发到重庆市文联爬格子。

邓小平还把“张唐事件”提到了巩固政权的高度。他责令军区所属的文工团队,大演“李自成进京”以教育部队。这出戏的剧情来自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说闯王率大顺军攻进北京,不爱江山爱美人,仅因死活爱上陈圆圆,把刚到手的新政权很快丢失。邓的目的是借古喻今告诫部队,要是像李自成一样为女人而败落,就会退回太行山打游击。在他的倡导下,由中共中央作出部署,在全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腐学习运动,从800万人民解放军中清理出数以千计“被糖衣炮弹击中”的干部。我记得,我们的一位副师长持不同“政”见,他在一次批判会上放声大骂:怎么怪“糖衣炮弹”呢?都是你偷鸡摸狗的,管不住自己的鸡巴,瞎戳乱戳,自作自受!


无情斗争是我军教育人的一贯方式。我参加过好几次反腐批斗会。那时,我刚从军干校毕业,分配到师野战医院当文化教员,教导员很器重我,每次党支部开会批斗“腐化”干部,都要“扩大”我参加做记录。在我的记忆里最让人惊心动魄的一次批斗,是一对男女护士暗恋引发的(当时只有年满28岁的团级以上干部才有资格恋爱结婚,而他俩都是副连待遇)。一天晚上,他俩在护理值班室幽会,关了灯,一群好事捉奸的“志愿者”待机破门而入。亮灯一看,只见他俩在床沿上正襟危坐,丝毫看不出有任何床上动作。捉奸的都是些老资格,绝不愿无功而退,为了取证,他们不由分说把女护士摁在床上,扒掉裤子,脱下裤衩,拿到批斗会上用手电筒照着给大家展示。一个很有成就感的老护士还喊著:“大家都好好看看,裤衩上有块精癍!”——是真是假谁也无法判定。此时,与会者群情激昂,口号声起,高呼:“要老实交待!”“回头是岸!”“不交待滑不过去!”上台批判的人无不破口大骂:“不要脸!”“丢人!”“破鞋!”……我的心灵震颤了,他俩的命运很可能是开除军籍、党籍或是降级降职(护士降下来做护理员)。幸运的是,掌握政策的教导员手下留情,别看他主持会批的调门高,处分却很轻,俩人都只给了党内警告处分。

“防糖弹”教育在全军上下产生了巨大的威力,人人自危。医院的女同胞多,我和她们都熟识,低头不见抬头见,却从不敢单独和她们中的谁多说几句,若有事要交谈,一定要找个正直的党员陪着做见证。我处处注意那些监督男女作风的积极分子,她们都和我关系不错,经常如数家珍一样,告诉我一些女同胞中的风流轶闻,如谁有主了,谁正待字闺中等组织分配,谁曾因腐化受过什么处分,有多少干部住院是来点秋香的……

战斗部队对男女之事的管理更是严格,授受不亲成了戒律。在城市,霓虹灯下的哨兵们拒绝女人身上散发的香风,硬要说那是资产阶级腐蚀军人的毒雾。执勤战士要是多看了女人几眼,在晚上的班务会上,准会受到大家的严厉批评。重庆街头有个战士巡逻,见一对男女勾腰搭背,他端枪上去用刺刀挑开两人依偎的身躯,还骂人家是资产阶级的腐化作风!

朝鲜战争爆发后,我们军入朝参战,“性”闻依然不断,并开始“国际化”。

杀鸡儆猴是我军最令人生畏的纪律处分。比如,我们进入朝鲜作战之前,一个在解放战争中获得战斗英雄称号的连长,对他的房东妇女施以非礼,强奸未遂,在万人誓师大会上被当众枪毙。入朝行军,部队大都住宿朝鲜人家里,凡是对朝鲜妇女动手动脚的,一律就地处决。我还参与破获过一起案件,一个工兵连长来住院,趁月黑风高,奸杀了一个护士。临刑前,警卫连的战士让他自己挖好坑,并躺下试试长短宽窄,问他合不合适,枪毙时,让他跪在坑边,排长用20响点着他脑袋说,记住,二世为好人。枪响,脑浆像散花一样迸出,排长一脚把他蹬进坑里。

军纪严酷无情,却难以制服人与生俱来的性本能。我们在朝鲜作战一年,常和朝鲜群众朝夕相处,男女之事,屡屡发生。军法不再用杀人警示,“犯罪”一词也更名为“生活作风错误”,处罚他们通常是放到机关的挑夫班,师的担架连,团的运输队,以苦力代刑惩。“当兵三年,老母猪当貂婵。”在朝鲜战场的第三个年头,军人的性饥渴如临大旱,全军腐化已逾千人(有的是班、排“集体作业”),法罚更难责众,凡属通奸的,都交给本单位组织和行政酌处。

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失利,我所在的有五万人的军伤亡近半,很快从四川补来两万翻身农民。我们这些入伍已两年又经历战争考验的学生兵,从机关、后勤抽调到连队充当战斗骨干,我到炮团山炮连任见习排长。

团长是用大刀片子杀出来的红军干部,外号“老捶子”,人正直无私,就是满口脏话,念念不忘女人。入朝前,因抛弃老妻从副师长的位置降下来,新婚的女孩惧怕战争,别他而去。团长三天两头向组织科要女人,组织科从医院给他找来个护理员小纪。小纪是重庆人,和我一起参军的。开初,组织科找她,以入党提干为饵,她一听说团长是犯错误的,又没文化,年纪已47岁,怎么也不答应。师政委动了大驾,左劝右说,要她“工农化”,压服了小纪。小纪提出交换条件,不干护理,政委马上拍板,调炮团当民运干事。

婚后的小纪,心情老不快,见我就数落团长,说他动作粗野,张口就骂人,在全团大会上讲话都带性,什么“屌鸡巴”、“操他娘”之类的。团长还有个特点,开党委会也要讲荤故事。他讲的都会在全团流传,其中一个我记忆最为深刻——

抗日战争中,他已是连长,他们连的卫生员,喜欢给住地的闺女、小媳妇看病,总说人家下身发臭是长了蛆。姑娘们不谙事,吓得要求他给治,他要女孩子把裤子脱了,说能把蛆给掏出来。他也脱了裤子,拔出他的宝贝就径直往里捅,捅了一阵,拔出来给女孩子看:我已经给你把蛆捣烂了……小媳妇都懂,有人报给了村的妇女主任,妇女主任要大家抓骗子。她们逮住卫生员,也扒下他的裤子,妇女主任找来把剪刀,正准备剪下他的宝贝,村长知道了,赶来制止,妇女们仍气不过,找来几条麻绳,把卫生员的小鸡子系上,提溜著送到了连里……故事有挑逗性,成了大家经久不衰的龙门阵。

我在炮兵连还兼任团支部的副书记(书记是副指导员,他是党支部分工的青年委员),团支部经常要处理几个小鸡子不老实的人。

我们连的驾驶员都是专业的,给他们组成了驾驶班,便于生活和思想的管理。班长是党员,没有驾车的技能,他手下五个兵,都是从俘虏的国民党兵中挑选出来的,在档案上称为“解放战士”,党的组织很难吸收他们,只发展了两名团员。他们日常生活自由散漫,由于经常出差拉物资弹药,一出去就是三、五天不归,沿途都住宿朝鲜老乡家。朝鲜人家的青壮男人大都上了前线,老人妇女就守家种地,我们这帮驾驶兵就乘虚而入(在朝鲜几乎所有的志愿军汽车兵都深知此道),他们先从车上取下些食品或日用小百货之类的,送给房东青年妇女博得欢心,仅一夜间就得手犯事。驾驶班每次出勤在外,班长负责捉奸,回来就报给副指导员,副指导员通常交给我处理。最初,我们把犯事的捆起来批斗,不认账的就吊在树上逼供,批判者说到动情时,还允许他上去挥动拳脚。后来师团明令禁止体罚,我们也不再捆绑打人。但批判如何严,处理如何宽,都由我掌握。如驾驶员小罗,屡抓屡犯,斗得他成了块橡皮,大家气不过,一致要开除他的团籍。我坚持留团察看,当时开除人举手就通过,人家一辈子也翻不了身。我的宽容出现了成效,回国后处理他复员,我送他去车站,临别时,小罗流下了泪。他家在蚌埠,1967年我到安徽“支左”,专程去拜访他,他已是一家千人大厂的党委副书记,作为革命干部最先解放出来主持工作,两个孩子都在上小学,夫人是厂的制图员,热情贤慧。我们对往事都羞于提起,我感悟的是,用恩义焕发出的社会责任感正在回报社会。

我当时的思想虽然是组织性高于一切,但对待这帮人还是一手软一手硬的,爱恨交织,带有几分人性。

我们连的炊事员小陈,四川人,团员,是翻身农民参军的,他的女房东是朝鲜人民军排长的妻子,我们发现女房东的肚子大了,才知道是小陈搞的。我找小陈谈话,他认错,诚恳地表示,愿意接受团组织的任何处分,他要求我千万让女人把孩子生下来,复员了,他会来接他们到四川去。他天真又荒诞的愿望,我在批斗会上给截留了,讲开了对他极为不利。他犯的事,不但涉及到朝鲜地方,还牵动朝鲜人民军,必须会同双方相关的部门一起来处理。我到团机关找小纪,她是民运干事,专和地方打交道的。

我来到她的办公室——朝鲜人家的炕,也是她夫妇睡觉的地方,团长也在,正坐在炕上抽烟,满屋烟气。他一见我就骂:“你们的破屌事,天天找上门,干脆把朝鲜女人都弄回四川慢慢搞去!”

“四川人怎么啦?四川人得罪你啦?我不是给你搞了吗!”小纪肝火陡地升起,以团长惯用的粗话反击。

团长不敢反抗,这是他在全团唯一惧怕的人,他灰灰地走开了。

我在电话里已汇报过小陈的事,她让我坐下来,说,“按正常情况,搞一个朝鲜妇女应赔偿300斤高粱米(这是师的规定),可人家肚子里的也是人啊?我看应给600斤。再就是一定要让那个朝鲜女人离开你们住地,回她娘家去,一则是避开了小陈,也免得你们连的人闲言碎语。我还要去找里(村)的委员长,不能让她回去后受当地群众的歧视。”

我告诉小纪:“小陈一直惦记着孩子下地,怎么办?”

小纪说:“小陈像个男人,还有点情义,不过孩子生出来,他是带不走的。这事我去做工作,你回去要帮助小陈放下包袱,还要告诉连里,再增加200斤高粱米,一共800斤,就说给女的搬家用的。”

小纪的安排具体周到,我感到小纪成熟了,更感谢她对小陈的怜悯。我回到连,如数把800斤高粱米送到里委员会。

大约三个月后,小纪打电话来,要我再带些吃的去慰问那个妇女。小纪说:“她已生了个男孩,丈夫不要她了,当地政府对她也不好,不给口粮配给。”

我向指导员作了汇报,把小纪说的都说成是团长说的。

第二天,我用车拉上500斤高粱米和200斤大米,还有几箱罐头和副食,跑了50多公里,到她娘家住的村子,见了她和孩子。孩子未足月,已没有奶水,靠吃苞米糊糊,瘦瘦的,我心里很不是滋味。那女人脸已清瘦,灰色,显得忧郁,有气无力地向我哭诉,说乡亲们疏远了她,骂她,政府不管,吃的粮食少,要配些薯叶和苞米茎。她要求见小陈一面,让小陈看看孩子,她现在不知该怎么生活生存。我无法回答她,只是安慰一阵,亲了一下“中朝友谊的结晶”就走了。回来的路上,心里老是沉沉的,一直在想,战争给了她的痛,男人又增添了她的痛苦,如今,亲人们又让她痛不欲生,她已面临生死存亡,谁还能说她是颗糖衣炮弹呢!

我还要说一件司务长老冯的“异事”:他是山西人,老婆来信告诉他,说梦见他回家了,现在怀了孕。他拿着信给我看,问:你说说,我媳妇做个梦就肚子大了,这事可能吗?我不能跟老冯较真,他脾气躁,只说,可能,古时候,老子他妈就是做梦才有了老子的,给中国生出了大圣人。老冯听了半信半疑。过了几个月,她媳妇来信报喜说,生啦,是个男孩。老冯兴致勃勃地告诉我说,管他妈谁的种,只要叫爸爸就行。

战争让女人走开,我还用刺刀剥离过女人的爱。

这事发生在朝鲜战争的后期。在我们和美二师对峙的日子里,营的兽医老丁留在后方看管牲口,有时,他跟随牲口送弹药来到我们连的阵地看望我,会亲热地聊上一阵。他知识面宽,懂英语,我们和美俘聊天,他当翻译,朝鲜话也流利,我们之间很有交情。

留守处离阵地不到30公里,只需大半天的路程,他来阵地请示或办事,却要走上三四天。有人发现了秘密:在路途中,有户朝鲜母女,女儿是江原道(省)文工团的团员,老丁一来二去,都要在她家歇歇脚。女文工团员很有魅力,吸引了老丁,两人相识相知相爱,十天半月就相会。这事被营长知道了,把老丁臭骂了一顿。处理他却很难,老丁是起义军官,不是党员,把他撤了职,全营几十匹牲口的伤病谁来料理?女文工团员也知道老丁触动了红线,她是见过世面的女人,竟只身跑去见了我们的师政委,斗胆提出,她爱老丁至死不渝,要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这连彭德怀总司令都不会答应的问题,终不能如她所愿。年底,我军换防,在撤出阵地之前,营长把我找去交代,要我带一个班,提前把老丁押到后方休整地再作处理。我到了留守处,收缴了老丁佩戴的可尔特手枪(这是我在战场上拾得送给他的),并通知他,部队马上转移,明天一早你跟随我先出发。老丁明白是领导的用意,坦然说,我不会违反纪律,更不会叛变革命,我只有一个请求,让我和她见一面。尽管我同情老丁,在友情和纪律之间,当然要坚守我的职责。我严肃地对他说,我劝你还是死了你的心吧,我不可能放走你。

其实,我心中有数,那女人能量大,可能有了我们即将离开的信息。

入夜,女文工团员果然来了。哨兵堵住了她,班长来向我报告,我思量再三,恻隐之心油然而生,不能把人情做绝,应给他网开一面。我告诉班长,要哨兵放行,一切责任我担承。最担心的是发生意外,我要全班通宵达旦地在全村巡视。

战争改变了人的常态,恐惧会使人精神分裂,善良的会变得暴戾,有人自伤,有人逃逸,有人报复。我还想起在医院批斗的那两位老护士,入朝一上战场,就双双投向了敌人的营垒……这一夜,我辗转反侧。

第二天一大早,老丁拎着背包来了,他脸色灰黄,两眼红红的,显得十分疲惫。我赶紧让战士把他的行装放到牲口驮上,给他一张热络络的大饼和一壶水,他没有接,没有言语,只迈动沉重的双腿。一路上,他耷拉着头行军,宿营任他独处,一日三餐,按病号饭做好送去。一天晚上,他刚睡下,我给他端去一盆洗脚水,还帮他挑了脚上的泡,涂上碘酒,他绷紧的脸上松驰了,还出现一丝笑意,我看到开导他的机会来了。我说:“老丁,我就睡在这里吧,说说话。”他没拒绝。

我躺下来,还没开口,他却先敞开了心扉,像一股拥塞已久的山泉开始奔泄。

“刘老弟,”这是他对我的尊称,“你才20岁,我在你这个年纪已混闯江湖,参加过青帮,贩过烟土,开过赌场。我有家传的兽医本事,胡宗南天下第一军炮团聘我当了兽医主任。我在国民党军队里有的是难兄难弟,我的为人义气第一,谁犯了法,我给包住;动刀动枪打群架的,都听我调停;要开小差,我给出路费;有人要报复,我会帮助他杀人。老弟啊,我的事,我想通了,你仅是拦阻我的一张铁丝网,我不会责怪你,也不会伤害你,你还有明天,阴功积德,胜造七级浮屠。你别以为我是旧军人旧意识,人藏在心里的正义正气都是一样的……”

这番话,我听得心都快跳出胸膛。他有丰富的世俗经历,人生哲学却是“反动”的,我崇信党的教育,无法接受他的观点,气得无语以对。

到了谷山休整地,他很快被遣送回国。一去茫茫无消息,人消失了,他的爱也消失了。半个世纪之后,我渐渐走出阶级斗争的围城,念及老丁,生发出一种深深的歉疚之情。

我在部队几十年,听来的故事也不少,挑几个印象深刻的记在下面,是真是假,我没核实过。

据说,军队男女艳事是有“传统”的,红军时期就有轶闻。比如,在中央苏区,某湘赣省委书记被怀疑是AB团主要成员,遭到保卫局的关押审讯。此时,一位刚上任的湘赣军区司令和一位赣西南特委委员,两人合谋,要在书记老婆身上寻欢一回。他俩翻墙进屋,书记的老婆不乐意,他俩硬是扒光她的衣服,轮流采花。书记解脱回来,闻听此事,不要老婆了。老婆闹到临时中央,中央与犯事的两人协商,用抓阄决定女人的归属,最后由特委委员抓到。

还有,某司令的秘书告诉我,在解放战争中,该司令率领的纵队在中原某县稍事休整,司令有一双慧眼,看中地主房东秀色可餐的女儿,白天眉来眼去,夜里爬上绣楼和她睡在一起。警卫员急了,报告给政委,政委跑到楼下仰著脖子叫阵,骂司令败坏军纪。司令正在兴头上不睬不理,政委要警卫员搬走梯子。司令气呼呼地从楼上跳下来骂:“你当政委的,就会管我的屌事!”

文革开始,军区文工团造反派抄了司令的家,把他藏在马桶里的避孕套抄出展览,有一千多只。

曾领导我军驰骋中原的另一位司令的故事更传奇。该司令一生爱枪,爱马,爱女人。他收藏的十多支供把玩的小手枪,大都是德意日军工生产的精品;他从红军时期当连长起,就从战场缴获中挑选骏马,一匹阿拉伯的纯种马,从鄂豫皖一直伴随他走到大西南;他爱的女人谁也数不清,我是从多年跟随他的人那里记下了他几则花花故事。

1948年10月,他带领5个旅逐鹿中原。在炮火隆隆声中,他不忘亲近女人。攻下城池之后部队还在肃清残敌,诸事须他亲自处理,他却放手交给了参谋长,自己带上作战处长去访寻听人说书。他慕名的说书女人,很有几分姿色,嘴也巧,让司令入了迷。处长几次催他回去,他要处长买来烧饼,一直听到太阳落山,把爱慕之情释放完了,才返回驻地。

他回师路过河南信阳,当地的豫剧团慰问部队,司令看中了三个俏美的女演员,坚持要她们参军。剧团团长死活不干,哀求司令高抬贵手,说,我的百十人的生存就靠这几根台柱子支撑,你们把人弄走了,我的一个团就散架了,老总啊,要钱我们给,人是我们的命,不能带走啊!后来,政委出面干预才罢休。

1949年10月,我军正准备向大西南进军。一天,司令把军师两级干部召到一起,不是开会,而是要他们去逛窑子。30多位高干一听都傻了眼,咧开了嘴。司令说了就得照办,谁敢不遵?

这座城有条窑子街,那时记者对这种行业称之为无烟工业。做窑户的人家门前都挂有一盏红灯笼做标志,老嫖客一眼就能从灯笼的大小式样分辨出它的等级。当司令领着一大群军队的高干来到这条已经冷落多时的街道时,行人都停下来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共产党的老总们,以为他们是来“扫黄打非”的。

司令领头,到一窑户的门前,一脚踹开房门,然后指著跟来的一位师干说:你进去。又走到第二家踢门,又呼叫“×××,你进去”。再到第三家踢开门,叫某人:该你了。几十家窑户都安排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师两级将领。进去的人,绝不能蜻蜓点水应付了事,他们都得坐下来和窑姐攀谈,问问这,说说那,谁也不会上床试水。但他们都有共同的担心,从窑户出来要面对司令的考问,答不上答不好,都要受到训斥。

司令站在大街中央,等待诸将出来说说心得体会,来一个就问一个:怎么样?领教了吗?回答是各式各样的,但绝没有一个正而八经地说什么“资本主义的”、“腐朽的”之类大词。谁要是把见到的女人说得俏皮逗人,表述得荤荤的,司令就最爱听。

司令进四川后,暗恋自己属下的京剧团演员,每到礼拜天就要这位演员到他家洗澡。他让警卫员把水烧好,支上脚盆(四川人洗澡用的大木盆),倒上热水,女演员在里边洗浴,他在外边通过门缝窥视。警卫员火了,踢盆打墙地乱叫(那些年,警卫员很有党性,敢在党的小组会上批评首长的作风)。司令不敢轻举妄动,只是欣赏而已。后来他到了国家机关,权势炙人,性天地宽阔,两年间搞了几十个女人,最终被发配到河南的一家农场看管苹果园。

战友的指责,严厉的处分,没有让司令放弃“爱”,他把年轻保姆带到农场。文革前,司令把他改良品种的苹果拉了几卡车上北京,让老部下给他推销。在小保姆的陪伴下,司令走家串户,谈笑风生,毫无赧颜,像永远生活在春天里。

战争年代,对一般干部的性管制,只能是严防死守,对老军们,则是建立些有效的调解机制。

部队一停下来休整,组织科的第一要务,是让家属连马不停蹄地赶到休整地,稍有怠慢,老军们就骂娘:老子大头没掉,小头就得享受!

所谓家属连,不属部队的建制序列,它是由组织科把师团干部的家属编成班、排,进行集体管理,安全由警卫排保护,吃、住、行由后勤配大车,配粮配物,还有医护人员随同治疗伤病或接生。当年我们部队来来回回地在中原拉锯,她们就尾随大军流动,全部身心都是为自己男人提供性服务。

有一回,部队在河南某县休整。家属连因洪水受阻,一个团参谋长的老婆只身先到,她是坐老乡的筏子过河徒步来的。参谋长不在,正下部队检查工作,几个团干心生妒意,商量,既然你等不及要先上炕,我们就先治治你的骚货。几个人把她诓到一间屋里,扒下她的裤子,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壶冷水,直往私处灌进去,每人轮流,嘴里还念说:我来敬你一壶。直到壶水灌完,几个老总像得到快感样的享受,才兴高采烈地撒手而去。参谋长回来怒火中烧,向师党委告状,师长说;谁教你老婆抢先到,人家高兴玩玩嘛,又没有用屌捅,有什么了不起的事?

对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打仗的干部,领导恩宠有加,性的管理更是松动,甚至是放纵。如某团葛团长就有一般人享受不到的性自由,他主张不娶老婆,说老命一丢,留下孤儿寡母的,不如自由自在的快活。他在中原战场进进出出16个县,都能找到女人陪他上炕。干部们编出歌谣:葛团长,老屌长,村村都有丈母娘。

斗转星移,到了文革时期,几十万军队干部管制全国的机关学校企业,处处是芳草,权力寻春,唾手可得,宾馆饭店招待所成了逍遥宫,有人玩起过五关斩六将的性游戏,有人的小蜜以打计,性交往如同握手般容易……

今天已是21世纪,人的“性”事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2008年,国内一家著名的社会杂志与时俱进,倡导“快速性交”。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军队会如何,就不是我这退役多年的老兵所能想像的了。

注:刘家驹,1931年出生,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副连长、副队长、副处长,《解放军文艺》副组长,《炎黄春秋》原副主编。#

文章转自网络

责任编辑:朱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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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04 6:5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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