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臣传”系列之三:李义府

【奸臣传】笑里藏刀的李义府

柳笛
畏猫的武则天身边却有一位号为“人猫”的大奸臣李义府。(维基百科、Pixabay/大纪元合成)

畏猫的武则天身边却有一位号为“人猫”的大奸臣李义府。(维基百科、Pixabay/大纪元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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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史记载,武则天初即后位,弑杀王皇后与萧淑妃。因淑妃临死前诅咒:“愿他生我为猫,阿武为鼠,生生扼其喉。”从此武则天畏猫,宫中不再蓄养。然而讽刺的是,她身边竟出了一个被称为“人猫”的心腹宠臣。

表面上恭顺有礼,内心却偏狭妒忌;与人交往时和颜悦色,笑容满面,一旦被人触犯威严和利益,必定伺机残害,可谓“笑中有刀”。因其言语柔顺、行动上却暗箭伤人,性情似猫儿难以捉摸,故此人又得“人猫”之号。

这便是《奸臣传》中出现的第二位奸臣——李义府。他与许敬宗同朝为官,相互勾结,在武则天的旨意下构陷忠良。同时,他怙恃皇后势力,自以为安如泰山,便多行不法,其阴险奸诈的手段更甚于许氏。李义府与许敬宗有着相似的发迹之路,但更为招摇与狂妄,故招致更多骂名,并在耗尽大富大贵的人生福分后,落得长期流放、忧疾而死的现世报应。

进身以笔,咏乌拜官

李义府出身微贱,祖上不过做得县丞,他自身也不过是一介善写文章的书生。贞观年间,他经由开国功臣李大亮举荐,通过策问考核而及第,补为门下省典仪。不久,李义府的文名传入宫廷,得到刘洎、马周的鼎力推荐,终于有幸觐见天子。当时,唐太宗欲考较他的文学功力,命他以“咏乌”为题即兴赋诗。李义府不负圣望,援笔而成:

“日里飏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如许树,不借一枝栖。”

白天,乌鸦在朝阳的照耀下闪耀彩辉;夜晚,人们还能听到《乌夜啼》的缕缕琴声。由于乌鸦属不祥之鸟,即使在皇家御苑繁茂的林木中,它都不能借来一根树枝栖身。这首诗简练而有所寄寓,李义府正是借乌自喻,含蓄表达了渴望在大唐盛世中谋求一官半职的进取之心。

果然,太宗见而大悦:“我将全树借汝,岂唯一枝!”他立刻从区区九品小吏晋为八品监察御史。唐朝清新自由的诗风与宽容开明的政治环境,充分给予李义府崭露头角的机遇,“咏乌拜官”亦成为初唐诗坛的一段佳话。不久,太宗特召李义府以本官兼侍晋王李治。当晋王成为太子,李义府也随之升迁为太子舍人、崇贤馆直学士,掌管东宫文翰。

从新官职来看,李义府似是一位“德才兼备”的文臣。他不仅与来济文采相当,时称“来、李”;又献《承华箴》于太子,文章工整精巧。

高宗即位,李义府凭陪侍多年的君臣情分再获升迁,拜为五品中书舍人,加弘文馆学士,兼修国史。年轻的寒士,能在朝中才尽其用,顺风顺水,李义府的前程似乎一片光明。然而,就在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步入不惑之年的他突然遭遇官场的第一个危机。

唐朝清新自由的诗风与宽容开明的政治环境,充分给予李义府崭露头角的机遇,“咏乌拜官”亦成为初唐诗坛的一段佳话。(Pixabay)
唐朝清新自由的诗风与宽容开明的政治环境,充分给予李义府崭露头角的机遇,“咏乌拜官”亦成为初唐诗坛的一段佳话。(Pixabay)

佞谀有类,邪巧多方

在服侍太子期间,《新唐书》说李义府谄媚事上,善作表面文章,把自己伪装成骨鲠谏诤的忠臣形象。他的心计,或许早已被其他大臣看透。为了不让高宗身边隐藏着貌恭心狠的小人,宰相长孙无忌上奏,将他贬为壁州司马。所谓“司马”,不过是形同虚设的闲职,李义府的官运岌岌可危。

诏书尚未下达,李义府提前秘密得知,急忙找同僚王德俭商议对策。此人乃许敬宗的外甥,工于心计,他立即向李义府提出一条“妙计”。高宗欲立宠妃武昭仪为后,只是担心宰相等大臣反对;如果李义府能够为皇帝发声,支持武昭仪为后,便能转危为安。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王皇后未有过失,只因在后宫争宠中,处处被武昭仪诬陷而尽失君心。高宗欲行废立之举,遭到辅政大臣的异议。而李义府等小人以个人私利为重,开始蒙骗君王。

某天,李义府代替王德俭值夜,上表高宗,请求废后、立昭仪,还大言不惭地说此乃民心所向。高宗大喜,特赐珍珠一斗,并停发贬官诏书,仍令他担任旧职。武氏闻之,也暗中派下赏赐。就在第二年,高宗下诏,废王皇后、萧淑妃为庶人,改立武则天为后。

一月之内,李义府被破格提拔,迁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加赐爵位。一封别有用心的奏书,不仅化解李义府的危机,更助他从此官运亨通。迎合君王喜好,竟是一条让人青云直上的人生捷径。以才学入仕的李义府,很快学着揣摩上意、一味逢迎的为官方式,其奸臣本质也渐渐显露。

登上后位的武则天,一改“屈身忍辱,奉顺上意”的温柔面目,先残害王皇后与萧淑妃,继而在高宗染风疾时,干预朝政,为登上女皇宝位铺平道路。她还有意收拢当年的支持者为心腹,排挤、构陷长孙无忌等德高望重的辅政大臣。

李义府等小人见风使舵,从高宗侍臣逐渐变成皇后爪牙,与武后一同架空高宗权力,令朝廷屡屡出现“帝不能堪”、“天子拱手而已”的乱象。

进位由奸,多行不法

可以说,后妃枉死、武后乱政,李义府等人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当大权在握,他们更是不顾善恶报应与伦常法度,行事愈发骄横恣肆。

当时,洛州女子淳于氏因犯法而收监大理寺,李义府听闻她有姿色,便吩咐大理寺丞毕正义赦免其罪,自己私纳为妾。大理寺卿段宝玄据实上奏,高宗派官员立案审理。李义府恐事情败露,私下逼迫毕正义自缢于狱中,令此案不了了之。

侍御史王义方欲申正义,借此事弹劾李义府,认为他擅杀六品官员;即使是该官员自杀,也是出于畏惧李义府之威。“生杀之威,不由上出。”李义府所为完全亵渎了帝王尊严,而高宗念及李义府支持废王立武之事,不仅不问罪,还把仗义执言的王义方贬为莱州司户。

显庆二年(公元657年),李义府升为中书令、检校御史大夫、太子宾客等职位,封郡公。三年,其父被追封为魏州刺史,其诸子哪怕是襁褓婴儿皆封官职,并可大修私宅。四年,李义府再迁正三品吏部尚书,掌管官员任免、考核之大权。此时的李义府,仪仗武后势力,在外联合家人卖官鬻爵;在朝多引心腹,广结朋党,一时间权倾朝野。

志得意满之际,李义府又思量著如何“光宗耀祖”。贞观时期,太宗命大臣高士廉、岑文本等人撰修百卷《氏族志》,定四方贵族世家,时称允当。李义府以家族微贱、未能名列志书为耻,便上奏请求重修此书。他先与许敬宗奉承武后,命修志的官员将《氏族志》更名为《姓氏录》,把武氏列为第一大姓,继而谎称自己祖上是赵郡李氏,与皇室同宗。他还下令:“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此书有悖实情与礼法,将兵卒与氏族同列,备受缙绅大夫的讥讽。

李义府又请求为祖父迁移墓址,在唐高祖祖父的永康陵附近大兴土木。三原县令为讨好权臣,私自派出壮丁与牛车,日夜载土筑坟。附近七县的县令,也不得不纷纷派百姓参与修坟工事。其中高陵县县令张敬业,为人恭勤怯懦,竟不堪辛劳,累死在工地之上。其他王公大臣,则争相赠送祭奠、陪葬的厚礼,并于改葬之日,结成绵延七十里的送葬队伍。如此奢靡铺张,足见奸臣误国误民之深。

贪财弄权,难逃天网

龙朔三年(公元663年),李义府升为右相,位极人臣,“入则谄言自媚,出则肆其奸宄”,令百官敢怒而不敢言。至此,李义府完全败坏成大贪官、大奸臣,权欲熏心又无选贤才能的他,专以卖官为事,令朝堂贤愚混杂,正气衰颓。

高宗亦有所耳闻,提出告诫:“闻卿儿子、女婿皆不谨慎,多作罪过,我亦为卿掩覆,未即公言,卿可诫勗,勿令如此。”谁知,李义府早已不是当年曲意侍奉太子的小官,史书记载他的反应,“勃然变色,腮颈俱起”。他当面质问高宗:“谁向陛下道此?”高宗亦有不悦:“但我言如是,何须问我所从得耶!”李义府毫无心虚愧疚之意,未谢罪便大摇大摆地离去。高宗虽未深究,内心却大为不满。

李义府虽然枉顾庙堂君权,却也担心登高跌重,荣华成空。他请来术士杜元纪为府宅望气,杜元纪告诉他:“所居宅有狱气,发积钱二千万可厌胜。”从此,李义府敛财更甚。有一次,他召来长孙无忌之孙长孙延,告诉他:“吾为子得一官。”五日后,长孙延官拜司津监,李义府以此索贿七十万钱。

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这次卖官事件发生后,知情的大臣再也无法容忍其罪行,冒险上表弹劾。李义府风光一生,终于难逃锒铛入狱的一天。或许是他的罪孽太过深重,朝野积怨已久,武则天也未出面包庇。良知未泯的官员秉公审理,列其条条罪状。不久,高宗下诏,将李义府长期流放巂州,其子婿也受到惩戒。

奸臣落网,官民无不拍手称快。有人做文章张贴在各处街衢,把聚敛无度的李义府骂为“铜山大贼”;他的三个儿子及女婿,行事犹为凶恶放肆,时人皆称他们的落败为“诛四凶”。

然而久在苦地的李义府,仍然抱着一丝重返朝廷的幻想。乾封元年(公元666年),高宗封禅泰山,下诏大赦天下,却不许放回李义府这样的“长流人”。支撑他生存的精神支柱瞬间坍塌,李义府发疾而卒,时年五十三岁。自其流放,朝中官员依然忧惧不安,唯恐他还朝后死灰复燃,直到听说了他的死讯,才彻底安心。

从寒门学子到当朝宰相,李义府深受两代唐王的殊遇与厚望,若能做一位正直廉洁的清官,定能在史书中留下贤臣的嘉名。然而他偏要为虎作伥,惑君误国,成为奸恶之徒,落得晚景凄凉、身死名裂的下场。正如孔子所言“虽有周公之才,不足观也”,李义府赖以入仕的才情,也成了史官眼中的“猩猩能言”,不亦鄙哉。#

责任编辑:张宪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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