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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辉:让党史需重写的纪录片《暴风骤雨》

中共残酷斗地主的大会场景。(网络图片)

中共残酷斗地主的大会场景。(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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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7年08月08日讯】1945年到1949年,中共在所占据的农村进行了一场残酷的土地改革,类似的场景在中共建政后在全国各地农村同样出现。

1947年,土改工作队员和作家周立波创作了小说《暴风骤雨》,描述了这次规模空前的土地改革运动,并被当成土改教科书数十年来广泛流传。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小说《暴风骤雨》被拍成同名电影,反复播映,对国人进一步洗脑。

2005年,纪录片《暴风骤雨》问世。这是蒋樾、段锦川在经过数月的详细调研,掌握了大量历史资料和资料的基础上,深入到小说《暴风骤雨》的原型地——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镇元宝屯进行拍摄,并历时一年完成的。迄今为止,这部纪录片却只公映了三次。

为什么只公映了三次?导演蒋樾在2006年“首届纪录片青年导演论坛”的发言中如是说道:“我是想告诉大家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所以我在做深入的调研的时候,很多人我都有些不相信他们的话──不是不信任,是因为我生活在60年代,我小时候被灌输的关于这件事的教育和现在了解到的是完全相反的。当然现在还有很多人跟我说,土改是个不值得一提的事情,它已经过去了,定论了,还有一些学者在做更新的研究;(但)我相信绝大部分的观众、老百姓并不清楚这件事是怎么一回事。我做好的第一版在云南影像室放的时候,有一个60多岁的人跟我说,如果我相信你这个片子,那么党史就得重写。”

小说和电影《暴风骤雨》中的历史宣传

中共党史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到1946年初,中共北满省委组织了大批干部,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开展反奸清算、减租减息运动。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决定从战时的“减租减息”,转向以反奸、清算、退租、退息等斗争方式,说明无地、少地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东北局随即决定放手解决土地问题,土地改革运动就此开展。

随着国共内战的发展,中共政策在1947年中又一跃转向了十分激进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在并不具体规定划分农村阶级标准,又全力反对右倾的情况下,大力推动没收和平分。在如此激进的政策下,在实行土改的农村,几乎都发生了乱打乱杀的残酷情况。直到1948年,中共“纠偏”,局面才得以控制。

作家周立波是在1946年9月来到黑龙江省珠河县(今尚志市)的元宝村的,并就任区委副书记,领导了当地的土改运动,其后完成了小说《暴风骤雨》上下卷。上部描写的是“五四指示”下达后到《中国土地大纲》颁布前,元茂屯(即元宝村)在工作队领导下,斗垮“恶霸”地主韩老六,打退土匪进攻的故事。下部描写的是《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土改运动进一步深入的斗争。

1961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将之改编为同名故事片,由谢铁骊导演。在小说和电影中,韩老六、杜善人和唐抓子等土地所有者被描述为欺压百姓,奸猾、凶残等。

按照中共的说法,土地改革运动使中共扎稳了在广大农村的统治基础,巩固了根据地,并且掌控了大量民力、物力以支持战争和建设,而《暴风骤雨》等就是这段历史的反映。

与小说和电影《暴风骤雨》所展现的历史不同,纪录片《暴风骤雨》通过元宝村老人们的回忆和掌握的史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历史。

积极参加运动的“二流子”多

在中共工作队员的言辞中,“压迫最深的人”,是“基本群众”,即苦大仇深、非常穷的人,是最明确的团结对象。但几十年后,纪录片中的农民刘福德则用了另一种表述:“有些人品质不好,正因为他有这个特点,他能帮着把这个运动掀起来,有那么点积极作用吧。”

一个后来在某市党办工作的工作队员,则选用更直白的语气坦陈:最先靠近工作队、积极参加运动的,“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好吃懒做”的人多。对于这样的人,当地人称为“二流子”。

这些人在中共的煽动和培训下,很快被激发了仇恨,明白了“地主怎么剥削人”,随之开始了“血泪控诉”。于是,电影《暴风骤雨》里一个声音喊道:“乡亲们,要报仇的跟我走”,由此开始了对地主的打杀。

真实的地主韩老六

小说和电影《暴风骤雨》中的地主形象代表是韩老六。电影里,当工作队员找到租种韩老六家地的“郭孩子”郭长兴时,他这样回答:“那就把韩老六抓起来,崩了他。”

郭长兴对韩老六的记忆是这样的:他走道老是戴着帽子,穿长布衫,拄著棍,个子很高挑,走道“板板整整的”。电影《暴风骤雨》里,被称作“韩老六”的这个地主分子,正是这样一副形象,而且是奸猾、贪婪和凶残的恶霸。据说两家“的确有阶级仇恨”。

然而,对于这个“满洲国治安农会会长”、由老百姓选出的“韩保长”,纪录片《暴风骤雨》中的老人们的回忆却完全不同。农民高凤桐记得,韩老六家“穷不喽嗖的,整两个钱,也维持不着啥生活”。他的老婆在小学教音乐,放学回家没啥事,做点衣服给小学生做操衣。

与电影里住大房子、满屋宝贝的生活不同,村民吕克胜的记忆是,韩家有那么三件小草房,高矮有棚那么高。唯一值得称道的,是“有点儿玻璃”。

“韩老六实际上他妈的也没有啥,” 一个老人说到这里特意放低了语气,“和那个书上写的不一样。”

省吃俭用的地主们

关于韩老六的话题,引起了人们对“地主”们的集体回忆。打从记事时起,高凤桐注意到,那些有名的地主,比如李兴广、贾明其和刘罗锅子,虽然家里有车有马,但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攒两个钱就买点地,攒两个钱就买点地,都是这样的地主”。

农民刘志国也对地主们“一块豆腐割两半吃两顿”的情景印象深刻。那时候,一块豆腐一分钱。刘志国还记得,一到清早,地主撅著棉裤撅著棉袄腰里扎个绳子,“一弯腰都露肉”。

被没收了家产的“原地主”李茂修,也终于敢公开自己的抱怨,尽管声音还有些低沉:“我苦苦挣来的,省吃俭用,没有偷没有抢没有劫……”

甚至于,连工作队的年轻人于洋一开始也产生了疑问。刚开始,他想不通:地主们也有劳动啊,干嘛对他们这样,分他们财产,分他们的土地。后来,经过“老同志们”的指点,他才受了“教育”。

显然,如果没有中共的指点,农民们根本意识不到地主们在“剥削”人。在他们眼中,“人家到时候铲地铲最累的时候,割地割最累的时候,那也真犒劳。”

农民刘德福试图总结这段历史:“只能说地主啊、富农啊,比一般人能宽裕点儿,这是真的。也得去劳动,吃的也都是一般粗粮。”“不过你可以想像,两级分化,必然到任何时候都是存在的,人想要改变它不容易。”

而中共改变这种“两级分化”的办法就是斗地主

残酷的斗地主

在刘福德看来,那场针对地主的运动“挺残酷”。年轻的李茂修摇身成了地主,过去的街坊邻居们把他围住,“房上、院里、街上,尽是人”,对他指指点点,还有人要上去揍他。

而这几乎是人们所能记起的斗争中最平和的一幕。更多的时候,群众已经“运动起来”,跟地主像打仗一样斗争。有时候,当“老百姓全都上去就要打”的时候,工作队员会去维持会场。其中一个人的理由是这样的:你打死了就没有批斗对象了,不是一次批完,要三番五次地批。

当时,许多地主分子被押到镇东门外枪决,据老人们说,有时候,元宝村和相邻的钢铁村会“两家撵(比)”,“你毙一个,我也毙一个”,最后,两个村不得不合为一个村。而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个运动当中,“我们没有那么太落后”。

老人们也回忆起一些无法证实的小故事,成为这段久远历史的惨淡注脚。高凤桐记得,他听得见附近学校的平房里,晚上整宿的出来打骂声和求救声。

可是,在周立波创作的《暴风骤雨》中,他并没写下这些。而人们关于他在运动中的表现记忆也并不多。不过,有人回忆说,周立波有时候会对别人的提议简单地表个态:XX吧,可以斗。

瓜分地主财产

斗完了地主,那些“二流子”们和普通农民分得了地主的财产。纪录片显示,许多人还记得土地分完之后人们的喜悦之情。据元宝镇所在尚志县县志记载,在这个过程中,共有两万多名缺地无地农民分到了土地。“多少辈的愿望实现了。”但问题并没解决。许多人接着提出了下一个要求:有了土地,还要有牲口和工具。

于是,“砍挖运动”开始了。地主和富农家的粮食、牲口、被子、衣服,被没收并分配给需要他们的人。一个农会干部记得,他们提着棍子、棒子,把地主们找出来,挨个审问,土地、房屋和“浮财”,全部交出来。

那个时候,赶着大车,赶着扒犁半夜去别的村挖浮财,成为一种常见的景观。到后来,农村被清扫一空,人们又把目光投向城里人。那年冬天,从四面八方赶到县城的农民把城门围了起来,“哪一个城门外都有个四五百张扒犁”。

运动的成果是“丰厚”的。《暴风骤雨》中描写的“分马”一幕,几十年后仍然被选入中学课本中。参加了这一过程的工作队员,至今仍然为当时所看到的场景“感动”。分到地主家被子的农民,据说抱着哭起来,因为“一辈子没见过”,不知是做梦还是真的。

暴风骤雨过后

一份统计显示,土改前,元宝村和邻村共700户人,土改运动开始后,在镇东门外枪决的共有73人。这中间有多少是误杀的?高凤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早知道枪毙这么些人的话,咱也撒点谎,大罪化小罪。”

早已坐在轮椅上的刘福德对着镜头感叹道:“一场风暴不是写字画画,那是暴风骤雨,不是小风小雨,必然要伤人的。”而掀起这场暴风骤雨的中共,至今的罪责仍未被清算。但纪录片《暴风骤雨》已掀开了中共党史又一页虚假的历史。#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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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08 12:2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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