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写乡下人的憨厚与质朴，写村人对天地对鬼神的敬畏，写族亲同邻人之间的相扶持。——吴敏显（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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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仔花不知丑，大红花丑不知……
大概要三、四十岁的人，凭借小时候曾经叨念过两句类似口头禅又类似童谣的字句，才会想起这两种花朵的姿影。
圆仔花叫“千日红”，花朵像一颗颗紫红色汤圆，这草花花期长且一开就肆无忌惮地一大片；而大红花指的是开着大红色花朵的“朱槿”，这种常绿灌木花色多，名称也多，整丛朱槿一旦花朵绽放，等于闹节庆时张灯结彩放鞭炮，喜气洋洋。
早年，宜兰乡下随处可以看到这两种花成群成丛地嬉闹，大人小孩都把它们当没人爱、上不了台面的野花看待。小孩子若是到邻居园圃或庭院采摘其他花朵，往往等着挨骂，只有捧着这两种野花朵去办家家酒，纵使摘满满一斗笠，也没人管。
整年下来，大概仅有中元普渡例外。家家户户拜老大公时，供桌上除了丰盛牲礼，必然摆一对花瓶，瓶里插满一大束不知丑的圆仔花和丑不知的大红花，且将它们修剪打扮得妖娇美丽，充当亲善大使去讨好另个世界的好兄弟、老大公。
可近二、三十年来，已经少有人看过圆仔花，大家都猜，恐怕是绝种了。偶尔看到大红花，全被冷落一旁，连老大公都习惯那些从花店里买回的真假莫辨的花朵了。
一向被认为最草贱最容易存活，不需要人刻意播种栽植照料，便能够随地开得鲜艳灿烂的野花，说不见就不见，难免教人有点怅然唏嘘。
如果你来宜兰乡下，想找圆仔花或大红花踪影，询问对象正巧是我小时候村里的长辈，那算有了真正耳福。
年长的村人，和所有老人一样，必须不断地怀想旧日时光去找回自己，所以他们能够记住的，就不单是一簇簇美丽的野花朵，还会有个女孩被全村人叫她“圆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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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女孩，眉清目秀，皮肤白皙，嘴唇红润，可惜天生兔唇。远远看她，彷佛嘴巴衔着两朵圆仔花。
先是老一辈叫她圆仔花，接着整个村的人跟着这么叫。
“唉……”外地人看到圆仔花总要长叹一口气，对熟识的村人说：“她应该是你们乡下最漂亮的女孩，竟然破相，真是可惜呀！”进而便会出现某些自以为见识广阔者，大发议论。把圆仔花破相怪到这孩子的前世业果，说她上辈子太爱搬弄是非，今生投胎没教她喑哑，仅仅缺嘴算幸运了。
也有人将圆仔花兔唇肇因，归咎于她母亲。指责她母亲怀胎期间，肯定在王公庙神明面前口无禁忌地乱说话，挺着大肚子还持刀剪针线朝穿在身上的衣服裁剪缝补，甚至绘声绘影说她母亲偷吃了神龛供桌上的水果糕饼。几乎把乡下世世代代流传下来，所有孕妇不宜触犯的禁忌事项，全套在圆仔花母亲身上。
而这些显然皆属胡乱猜测，并无任何事证足以证实。因为，包括我们村和邻近几个村庄，没有任何一个人晓得她父母亲是谁。
庙公发现圆仔花的时候，她只是个出生才几天的婴儿，用花布拼凑的包袱巾裹着，弃置王公庙门口石狮子脚下。石狮嘴巴里塞了一束盛开的白蝶花，大概是刻意要吸引人们注意。
那天早晨，庙公一如往常准备去开启庙门烧香，两脚刚踩进庙埕，打老远便瞧见石狮子嘴里衔着那束白亮耀眼的蝶花，以及基座下那个花布包袱。
他原以为哪个信众起大早送来拜拜供品，走近细瞧，吓了一大跳：“唉呀呀！到底是哪个父母那么粗心，把孩子放这里？野狗来了怎么办？”
小婴儿睡得很甜。被陆续到庙里烧香的信众吵醒，不哭不闹，只是不停地舞动小拳头，搓揉鼻子和紧闭的眼睛，然后再塞进嘴里吸吮。
大家这才看清楚，小婴儿上唇从中断裂，开了个口子，宛如涵洞闸门被抽开，不时有口水从露出红嫩牙龈的地方流出来。看到的人莫不像触电那样倒退一步，惊声怪叫。
直到晓得婴儿性别后，总算得到几分安慰似下了个结论：“好在是查某囝仔，查某囝仔菜籽仔命，将来当个佣人去伺候人也不至于饿死！若是查甫囝仔，长大肯定娶不到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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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父母照顾的孩子，似乎很快能摸索出生存之道，好饲养又乖巧。
圆仔花个儿还没长到扫帚高度，就能连拖带拉地将庙里庙外扫得干干净净。到了她眼睛能瞅到红供桌桌面，即主动拿块抹布，点起脚尖、伸长手臂，顺着四边桌沿尽量朝里擦拭。
刚开始，桌子中央总留下一块荒芜地带，任她怎么够也够不着。直到某天黄昏，看到附近男孩搬来椅子偷摘路边水果，她立刻学样用小板凳垫脚，把那块荒野地的尘埃抹个干净，让整张供桌天天保持漆亮。
家境清寒的信众，手边拎着一小袋牛奶糖、两颗苹果、几根香蕉到庙里拜拜，连自己都觉得寒酸难为情，没料到庙里供桌变成镜子之后，人人心底即踏实多了。因为一小碟牛奶糖摆上供桌立刻映照成两碟，一对苹果变成四颗，一串香蕉变两串。场景变幻，似乎连坐在神龛的王公都能感受到。
有的妇人眼看圆仔花小小年纪竟那么懂事勤快，不但要自己孩子跟她学，等拜拜仪式完成，多少会抓几粒牛奶糖或掰根香蕉给她。
圆仔花不但赶紧闪躲，还将双手紧紧反扣背后。得要庙公点头，她才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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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乡下，不管家里有钱没钱，都有一门共通的餐饮规矩──父母会在吃完饭时提醒孩子，要吃光碗里饭、菜，将来才不会娶到缺嘴或嫁个缺嘴的配偶。
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过去几乎没有一个孩子当它是一回事。出现“兔唇圆仔花”这个活生生例子做为餐饮教育素材，再顽皮粗心的孩子，也不得不警惕收敛，乖乖把碗里的菜肴与饭粒扒得清洁溜溜。
不管童伴蹲踞门口等着结伴去玩耍，或是饭里多淋了酱油咸得难于下咽，大家都得硬着头皮，扒光碗里饭菜，连汤汁全喝得一滴不剩。
孩子甚至彼此学样，吃完饭时会将头往后仰，让已经粒米不剩的空碗像帽子那样盖在脸上，方便伸出舌头绕圈子去把碗壁舔了又舔才罢手。
我敢说，在那个年代，我们村里孩童使用过的饭碗筷子，大概是整个地球最干净的碗筷。这正是圆仔花为乡下人餐饮教养，起了了不起的作用。
很多人认为，肢体残缺或颜面破相的孩子，通常会比较认分。圆仔花不但把庙里地板桌椅清洁工作，以及杯盘器皿清洗做得有条不紊，闲下来还帮庙公捶背，缠住老人家学写字。
上小学之后某个寒假，她主动要跟庙婆赶鸭群讨冬。在跨越田埂时，竟然被一根大铜针给刺穿脚底板。这扁钻形铜针，其实有点像缩小了许多倍的双刃匕首，专门用来缝制盛装稻谷的麻布袋，一般叫它“布袋针”。
所幸圆仔花从小习惯赤脚走路，已磨炼出一层厚脚皮，而未被伤及真肉。村人说，可惜她不是个男孩，否则将来当乩童上刀梯、踩炭火堆、走钉床，肯定比任何庙里的乩童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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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圆仔花再长大些，庙公认为小孩子除了读书认字，更需要学点谋生技能。只要碰到不必上学的日子，便让圆仔花到村里的小吃店端菜、洗碗，目的是让她学些烹饪技巧。
小吃店位于乡公所对街，每天大清早员工上班签到，中午用餐休息，傍晚下班钟声响过的几个时段，无论晴雨，架在乡公所窗口那具超大型扩音喇叭，总会被工友弄得咿哩哇啦响，转播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和一些字正腔圆的相声与国语歌曲，尤其是中央广播电台“自由中国之声”。
这个扩音喇叭大得像圈鸡罩，一旦响起声音即如雷贯耳，传得老远，让圆仔花尚未学到如何炖、煮、煎、炒之前，光用两只耳朵听着听着，很快便学得一口流利的北京语，外加不少国语歌曲。
她唱歌时，若不盯着她嘴形瞧，只听那夹带嘶嘶声的歌喉，还真的相当独特，那种跟一般人不一样的腔调，蕴涵了某种吸引人的磁性，简直就是从乡公所那个扩音喇叭直接播出的歌星唱腔。
小吃店是村中极少数买了收音机的住户，老板把它像祖宗牌位那样高高地供在墙上一个木头箱子里。收听频道主要锁定国、台语小说选播及广播剧，这也教圆仔花了解到更多成人天地的人情世故。
有一天，海边驻军部队指挥官请乡长带几个课长到小吃店餐叙。乡长读过几年日本书和汉学，平日能听懂一点北京话，但面对指挥官那浓浊的大陆内地口音，差不多只能猜到个三、四成，其他课长同样不见得高明。
大伙儿仿佛面对个红头发、蓝眼珠、白皮肤的美国大鼻子，在露天电影布幕里讲ＡＢＣ，为了不使自己形同“柴头尪仔”呆愣着，只能不时地陪着“嘿嘿嘿”傻笑。
冷盘上桌，指挥官端起酒杯向所有人敬酒后，夹起一片香肠和蒜片，朝乡长问道：“香肠亲吻厉鬼跟呀？（编注：“乡长，请问你贵庚呀？”）”乡长跟几个课长听得面面相覻，小吃店老板认为指挥官想知道他切了几根香肠在盘子里，赶忙伸出三只指头插嘴说：“三根，三根，总共切了三根香肠，吃不够我马上再切。”指挥官知道自己乡音重，立即请陪同前来的军官重新说一遍，这个军官看来年轻许多，他张开两只手掌，彷如弹动琴键般，将十只手指舞呀舞个不停，一面以国、台语夹杂地说：“我们猪血肝，是想要清沟乡长，你芝麻鬼祟，你芝麻有几多穗啦！”（编注：“我们指挥官，是想要请问乡长，你现在几岁，你现在有多大岁数啦？”）结果还是鸡同鸭讲，大家统统莫宰羊。乡长灵机一动，要小吃店老板到水井边把忙着洗碗盘的圆仔花找来，充当翻译。
圆仔花说起话来，虽然带点嘶嘶的漏风声，却是村中最懂得说北京话、听北京话的人。这点连我们乡下小学校长、老师都比不上，因为校长、老师及乡公所公务员，全是接受日本教育长大，了不起再读个三年初中或职业学校，说话腔调早已定型，国语发音大多只能现学现卖。
这回好在有个圆仔花居间翻译解说，总算宾主尽欢，同时让那个左右肩膀各开了两朵梅花的指挥官，对圆仔花这个兔唇女孩留下深刻印象，经常买些书刊和文具送给她。
后来，部队移防到别县市或外岛，这个指挥官仍不忘寄来书刊和文具。
圆仔花小学成绩一直非常突出，却经不起周边同学嘲讽她兔唇，任凭庙公怎么说劝就是不肯去考中学。除了王公庙例行清洁工作，她很快成为小吃店主厨，店老板从此乐得轻松地交出锅铲炉灶，整天泡在村长杂货店下棋，要不然就跑到王公庙找庙公天南地北的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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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仔花十七岁那年，那个指挥官突然穿着笔挺的西装，带了好多礼物，由乡长陪同到庙公家里。他告诉庙公，想把圆仔花带到身边照顾。
庙公原以为指挥官跟他一样，想收圆仔花当养女。兜了圈子才明白，对方目的是要娶圆仔花当太太。这简直像一场突如其来的西北雨，把心里毫无防备的庙公兜头淋得浑身湿透。
按乡下习俗，女孩子长到十六、七岁确实得赶紧嫁人，让娶她们的少年家能及时在入伍当兵前传下后代。庙公和他老伴眼看圆仔花一天天长大，十七一过就十八，夫妻俩正愁着要找什么样机缘才能把破相的女儿嫁出门，没想到如今真有人愿意娶她，却偏偏是个比女儿足足大了二十几岁的男人。
庙婆则担心，指挥官长得一表人才，年轻时肯定娶过太太，说不定唐山还留有儿子、女儿，足以当圆仔花的兄、姐。
但不管怎么说，一个没有嫁妆又缺嘴破相的姑娘，除非和流浪街头的乞丐送做堆，否则一辈子恐怕不容易嫁人。
指挥官要娶圆仔花当太太，消息迅速传遍整个村庄，难免引起村人议论。有人认为，什么人不好嫁，何必嫁给一个年纪差那么多的老男人。更有人义正词严地为圆仔花抱不平，说那个指挥官不就是想拿几个臭钱，买个老实的乡下女孩使唤。
当然也有人平心静气地向庙公进言，要他退一步想。像乡长就连跑了两、三趟，他劝庙公：“女孩子最值钱在颜面，外观一旦破相，条件便差多了，有人不嫌弃愿意娶她，我们应该为她高兴。何况对方已经当了不小的官，身强体健，算算不到四十岁，又单身一个人在台湾，圆仔花嫁过去不会有公、婆、姑、嫂钉啄欺侮。说实在，这种女婿没什么好嫌、好挑剔了。”
庙公、庙婆衡量再三难作抉择，多次征询圆仔花意愿，只见她每回都毫不迟疑地点头，也就心软了。
婚宴仪式全照着我们乡下规矩，新婚洞房安排在宜兰街一家大旅社，第三天带新娘子回门后，再搭火车到他南部驻地安顿。
临上车，庙公双手紧紧握住指挥官双手，似乎忘掉对方已经是自己的“半子”，竟然不停地向对方点头示好，恳求善待圆仔花。
庙公想到女婿可能无法听懂他说的闽南语，伸手把太太、圆仔花揽到一块儿，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跟女婿说：
“你不嫌弃我女儿是我们的福气，万一哪天你不想要她了，千万请你记得送回来还给我们，她一辈子都是我们的女儿，我们永远不会嫌她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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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仔花出嫁好几个月，甚至连过完除夕的大年初二，都没看到这对新人回来过，实在令村人纳闷。
据庙公说，军队不像我们老百姓机关学校，他们越是碰到过年过节，勤务越是紧张，还好女儿、女婿经常来信，也常寄些南部土产回来，算没白疼了她。
可也有人认为，这应该是庙公爱面子的说词。好事者故意跑去找乡长聊天，想从这个大媒人身上打探事情原委。当时乡长正忙于处理手边公务，只说相关新闻最近报纸已经刊登了很多，要对方翻翻报纸自然明白。
“咦，我们村里的圆仔花出嫁那么久，连大年初二也不回娘家，为什么要看报纸才能明白呢？这大媒人简直当假的嘛？”
于是几个人拢到村长杂货店翻了一堆报纸，结果无论新旧，从头一版第一个字开始，搜到最后一版最后一个字，包括洗衣粉、味素、强胃散、电风扇、电锅广告，翻遍了，根本找不到圆仔花三个字。
回过头找乡长，乡长坐在沙发椅上哈哈大笑，反问众人：“你们没看到中、美联合军事大演习的新闻吗？它已经连续登了两、三个月哩！”“有呀，有呀！演习新闻是登了两、三个月，这跟圆仔花回娘家有什么关系？又不是拿竹篙斗菜刀，拎秤锤炖火锅？”“唉，大家都当过兵，用膝盖想也知道，国军要反攻大陆，便要多多与美国军队合作，学学人家的战法。这次在南部举办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庙公女婿正驻防当地，肯定要参与。大家清楚演习视同作战，尤其这种大演习三军统帅都会亲自督阵，谁能请假休假？而且军事行动一切讲保密，如果你是那个必须参加演习的指挥官，你能公开说我因为带领部队参加演习，所以不能带太太回娘家？”
有人辩驳说，指挥官参加演习，圆仔花又不是军人。乡长笑着请大家一起喝口茶水，继续说道：“老尪（编注：指老龄丈夫）疼嫩某（编注：指年轻妻子），自古以来都是这样，你们说，谁能放心让个十几岁从未出过远门的乡下女孩，单身从南部搭那么远的车，途中还得转好几趟大小不同的车辆回来呀！”
不愧是乡长，几句话就把众人说得哑口无言，赶紧将面前剩下的茶水一口喝干，摸摸鼻子，调头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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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圆仔花出嫁一年半之后，终于由指挥官陪着回到村子，怀里还抱个胖嘟嘟的女娃儿。
村人伸长脖子围观，主要是想瞧瞧那婴儿的嘴唇，会不会传了圆仔花。当大家看到小女娃嘴唇完整无缺，个个兴奋不已；等抬头发现圆仔花的上唇竟然同样变成完整无缺时，更让大家惊呆一旁。
指挥官知道村人心底疑团待解，便用圆仔花教他的闽南话告诉大家：“多谢厝边乡亲们关心，阮某（编注：我妻）看过医生，已经完全好了。”
人群中一个小学生，突然高声且重复地念了一句──圆仔花真正媠（编注：漂亮），大蕊细蕊拢总媠。逗得大人小孩嘻笑一团。
暗地里，大家对圆仔花的兔唇如何修补无不好奇。等一家子回南部后，村人想从庙公、庙婆那儿了解真相，庙公苦笑说：“我们当了人家十六、七年的父母，根本没能力送她去治疗，现在怎好意思去追问她怎么动手术？花了多少钱？”
问题越是找不到答案，越是教人心生好奇。于是传出了各种说法，任谁都弄不清真假。
有人说，人家台北、高雄那些大都市的外科医生手术高明，一定是先把圆仔花嘴唇修薄，再利用切下来的肉片补到上唇缺口。
有人却说，又不是剁肉酱搓丸子，实在不必冒险在那小小的嘴唇上切割，万一失手岂不是把嘴唇挖出更大缺口？如果自己是医生，嘿，直接割了圆仔花屁股肉或大腿肉来修补就可以了呀！
小吃店老板则认为，大家全猜错了，以“老尪疼嫩某”的道理看来，割来修补的肯定是指挥官的大腿肉。
尽管小吃店老板这辈子裁切过许多肉类，村人对此说法仍然质疑，几乎是异口同声地问他：“你怎么知道？”还有人加了一句：“你又不是帮指挥官端洗脚水的传令兵！”“我就是知道！怎样？”
老板微微仰起脑袋，神气地说：“有一回，指挥官跟乡长在我店里吃饭，不断地称赞圆仔花又乖又聪明，应该可以找外地大医院帮她动手术。说到高兴时，把自己裤管朝上卷，露出左小腿肚表示，任何时候需要割块肉去补，就来割他的。他把腿肚往前挤，显现一处不小伤疤，说那是解放军炮弹削出来的，既然留个疤了，多割下一点也看不出什么两样。”
经过小吃店老板一说，大家不再猜来猜去，只是心底多少还是不愿意去相信它的真实性，毕竟肉是补在圆仔花上唇，如果真是从一个军人腿上挖下来的，万一哪天从那儿长出一撮黑脚毛，岂不像男人长胡子，那可怎么办？
但不管村人爱怎么猜测，全村的父母对孩子们餐饮习惯养成做法上，已经悄悄做了修正。一旦孩子碗里留下剩菜剩饭，便不再像从前所强调，会娶到兔唇的“某”或嫁给兔唇的“尪”，而改口说，将来婚嫁对象肯定是满脸麻子。
村里和邻村的野地里，已经很多年看不到圆仔花绽放的踪影了，庙公捡来养大的弃婴圆仔花早已长大嫁人，成为人妻人母。村人对于“圆仔花不知丑，大红花丑不知”这样听来耳熟，却又变得陌生的过往，便少有人继续去探个究竟了。
更多的年轻人，甚至不知道乡下曾经流行过这样一句话。◇＃（节录完）
——节录自《坐罐仔的人》/ 联经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杨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