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7年09月08日讯】
一九二七，八月一日。苏联幕后，中共枪出。
瞬间失败，泽东谎帅。秋收无实，井冈血室。
一九二七年对于中共与毛泽东来讲可谓连番风雨飘摇的一年。
一九二七年南昌暴动前
原在法国养病的汪精卫经由莫斯科回国，恰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抵达上海。四月五日，汪精卫与陈独秀以国共两党领袖的身份，发表联合告两党同志书。好景不长，北京、上海、广东等地中共的总部全部被剿，李大钊被杀。中共被迫集结湖北武汉。
一九二七年五月，先是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夏斗寅部在唐生智、张发奎的主力正在与奉军苦战、胜负未分的关头，直击武汉。紧接着二十一日凌晨，驻守长沙的何键部许克祥团（仅一千人）采取军事行动（史称马日事变）。长沙城内的湖南全省总工会和全省农民协会及其他重要民众团体均被军队占领，上千的工农武装尽被缴械，中共党员和工农团体的负责人被杀害者达百余人。许克祥做法与蒋介石在上海等地的行动如出一辙。他乘势联络了留驻湖南的五个团，一致反共。他进而占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另行组织了一个“护党委员会”，实行清共。
湖南有号称四百多万有组织的农民，三十多万有组织的工人，五千支枪以上的工农武装，还有几十万的农民梭镖队不敌许克祥团（仅一千人）。
五月二十九日，唐生智（湖南归他管辖）公开发表了转变态度的通电。他表示反共。唐生智再不是鲍罗庭的支持者。
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四川军阀中实力最雄厚的刘湘，宣布就任蒋介石所任命的第五路总指挥之职，以杨森为前敌总指挥，声言出师讨伐武汉；并获得贵州军阀周西成等的支持。而武汉方面自夏斗寅军事行动后，长江上游的防务已是非常空虚，现在又受着刘湘的军事威胁。
六月六日，江西的朱培德（第三军）因蒋介石的压力和汪精卫态度转向的影响，实行遣送中共党员出境。在中共影响下的南昌国民党市党部、总工会、农民协会、学生会等团体均遭军队检查；中共党员主办的南昌《民国日报》亦被封闭。
武汉政府要人们与冯玉祥约定于六月十日在郑州举行会议。
冯玉祥与蒋介石于六月十九日在徐州举行会议。冯在二十一日有一个电报致武汉政府的要人们，其内容大致是：综合郑州会议时之意见，极不满意于武汉共产派之行动，经决定令已解职之鲍罗庭归国，在武汉之国民政府委员除愿出洋休息者外，余均可合而为一，此情已告之南京方面诸人，一致赞同，请汪谭诸人速决大计。并请唐生智将所部调郑州，协力北伐等语。这是蒋氏的胜利，武汉的投降，也是冯的反共态度的明显表示。汪精卫召集军政要人们会议商讨分共的具体步骤。
一九二七年七月暂时移到武昌办公的中共中央，因人手的分散，显得相当零落。实际主持工作只有张国焘和周恩来两人。蔡和森是病了，不能任繁重的工作，而且准备潜赴上海。李立三、谭平山、林伯渠、恽代英、吴玉章等重要党员先后到南昌去了。大批的中共党员乃至一些仍与中共合作的国民党左派，都向南昌汇集。他们有的是借着第四军（军长是张发奎）的掩护，由南昌转潜伏工作；有的是暗藏在叶挺部队中，准备暴动。
中共中央原分配毛泽东到四川去，这个湖南籍的“共产要犯”却要冒险到湖南去，不甘心让他所领导起来的农运就此完蛋。这也许就是他后来上井冈山的起点了。
七月二十三日（南昌暴动前页），苏联新代表罗明那滋来到了汉口。
毛泽东为了得到枪杆子的第一波谎言——“秋收起义”
毛便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初向中共中央建议，在即将举行的湖南秋收暴动中，他到湘南去搞，要中央从路过的“南昌起义”部队中给他一个团，称加上其他农军，他“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从毛后来的行为可以看出，他并不是真要去发动农民搞暴动，而是以暴动为借口，希望从中央那里挖出一支武装带走。
不明就里的中央批准了毛的湘南暴动建议。湖南全省暴动的领导者们约定八月十五日在长沙苏联领事馆开会。开会那天独独毛没有来，尽管他三天前已回长沙，就住在杨开慧娘家。由于他是主要人物，会议只好改到第二天。据当时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到了十六日，到会的人部齐全，唯泽东一人未到。”十八日，毛才姗姗露面，大家很生气，他却说他去搞“农民调查”去了。
毛迟到四天的原因不可告人：他要等一等，看“南昌起义”的部队是否仍有可能到湘南，要是不可能，他就不去湘南搞“暴动”了。
南昌暴动的主力去了广东。
毛泽东为了得到枪杆子的第二波谎言——“打长沙”
于是，毛出现在苏联领事馆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坚决要求取消他自己提出的湘南暴动计划。毛的理由是，暴动应该缩小范围，应该集中精力打长沙。当时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说：“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泽东持之最坚。”
就像他并不真要在湘南搞暴动一样，毛也无意打长沙。他提出“打”，是因为该城附近有三支红色武装，他可以以打长沙为名，把它们带走。这三支武装，一支是原农运的活跃分子；一支是因安源煤矿倒闭而失业的矿工和矿警；还有一支是原驻武汉的部队，奉命去参加南昌起义而没赶上。一共数千人。
毛泽东两波谎言过后拿到了军队的“前委”书记
毛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指挥这些军队的“前委”书记，受湖南省委领导。毛没受过任何军事训练，让他当前敌指挥官，纯粹是因为他对莫斯科暴动夺权指示表现出超乎寻常的乐观和热情，而主持长沙决策会议的是两个苏联人。
八月三十一日，毛离开了苏联领事馆，说是到部队去。他并没有去。九月十一日是约好的起事日子，这天，毛一个人悄悄待在长沙一百公里外的文家市。按官方说法，毛率领三支部队中的一支，从铜鼓出发。而当时跟毛关系密切的何长工等人，都说毛根本没去铜鼓。十四日，三支队伍还没有到长沙，毛就传令要他们不去了，退兵改道。三支部队都到了文家市。
中共湖南省委包括苏联领教了毛“暴动的玩笑”
这一切完全出乎在长沙的湖南省委意料之外，他们只好在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五日取消整个暴动。苏联领事馆的书记马也尔（Maier）说，发生的这一切“可说是最可耻的背叛与临阵脱逃。”莫斯科称之为“暴动的玩笑”。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毛先前不遗余力地鼓吹“暴动”、打长沙，为的都是调兵——调到自己手上。
毛对全世界编了套有声有色的“秋收起义”
这场“暴动”就是史书上著名的“秋收起义”。全世界都以为这是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起义，毛是农民起义领袖的神话也大半起源于此。毛一手制造了这个神话，对美国记者斯诺编了套有声有色的故事。事实上，这不是一次真正的农民起义，据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检讨说：这“纯是一个简单的军事行动。不但没有掀动农民夺取土地的革命狂潮，连取得农民对此次暴动的兴趣都没有”。更有甚者，毛拆了它的台。
毛泽东在中共建军史上应如何定位
南昌暴动（中共建军）时应该这样称呼毛——毛泽东（湖南工农武装领导人）。所谓“南昌起义”两万人的主帅之一贺龙当时连中共党员还不是，这次参加暴动的军队也就是国民革命军张发奎部的叛军而已。真正的总指挥是苏联。
毛泽东在湖南引发的血债因果
湖南的农民运动，在国共合作期间，不仅国民党人攻击为过激，甚至中共高阶层人士（除毛泽东之外）亦多认为过火。当时农会控制了乡村政权，地方官——县长——大多数失去权力，实际无法制止农会和工会的种种暴行。他们在乡间任意没收豪绅地主的财物，形同盗匪，并将豪绅地主捆绑，游街示众，滥用私刑，死人无数。国军军官（第四军湖南籍兵尤为多，马日事变的起因之一也在此）家属亦不能幸免。甚至连中共高层领导人李立三的父亲亦惨遭农会杀害。
李立三是湘东醴陵人，生长在富裕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个读书人，为人一向诚实，李立三还有一个弟弟李龙光（后改名李湛），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当湖南农会控制了乡村政权后，他的家即遭到清算，李父即逃抵武汉避难。中共中央闻知此事，即致函湖南省委会，着即制止农会不得对李父为难。李父这才放心返回乡间居住，孰料农会竟将他杀害了。
李立三之父被杀后，中共党内人士咸认为此事应由毛泽东负完全责任，因为当时湖南农运实际上掌握在毛泽东手上。（本章节完）
请看下一章节，关于朱毛红军的起点魔像。
参考：
张国焘《我的回忆》
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
责任编辑：赵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