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01月24日讯】（大纪元记者王剑宇综合报导）1958年中共在青海秘密建设核基地——211厂，中共建政后的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均在此研制，然而在光鲜的表面下却是因此被牺牲掉的当地农牧民的累累白骨。
这些农牧民因为该项目被迫迁居，经受了饥饿、行刑和残酷的驱逐行动和镇压。《纽约时报》1月22日报导，“人不如牲口”，一名当年幸存的牧民在接受一位蒙古族调查者采访时说，“我们不在人的数字里（意思是：不被当人看）。”
《纽约时报》说，不对外国人开放的221厂的博物馆声称，那些牧民是自愿搬迁的，得到了政府的帮助，获得了数千只羊的奖励。但现年80岁的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却说，“当年金银滩的移民做法，极其野蛮。”
尹曙生曾在《炎黄春秋》（现已被中共强制收编）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金银滩之痛》，揭开那段黑暗的历史。
1958年，美丽的金银滩——数千年来，藏族和蒙古族牧民一直领着牦牛和羊群穿梭其间，被中共选定建设核基地。金银滩自此从中共的地图上消失了。
同在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中共青海省委积极响应，提出用两三年时间，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完成牧业社会主义改造”，并大量制造“叛乱事件”和“反革命叛乱集团”，遍地冤狱，青海陷入腥风血雨之中。
在这个大背景下，金银滩所在的海晏县进行了“镇反”和野蛮移民。1958年6月至10月，中共捏造了所谓“以打狼（猎）为名组织反革命集团企图叛乱”这一逮捕了700多人的大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彻底平反”），17人死于残酷的审讯。当时海晏县全县人口只有1.9万人，80%住在美丽的金银滩及其周边地区，以藏族、蒙古族同胞为主，也有少量的汉族和其它民族。藏族和蒙古族还保留着部落组织的形式。
尹曙生在文章中说，根据221厂建厂要求，须搬迁1715户、9325人。中共认为这些移民是“反革命叛乱集团”的社会基础。事先不宣传、不解释、不开会、不向群众当面说清楚，而是下一道命令，限制在两三天内做好准备，每家可带3头牛驮东西，带不走的扔掉。有的牧民头天晚上接到通知，第二天早上就得走。全程由警察、民兵持枪押送，打骂虐待，死于中途者数百人。
除海晏县本县和湟源县就近安置比较容易，对安置到祁连县的461户、2183人和刚察县的474户、2469人，路途远的有几百公里。
尹曙生的文章说，1958年10月20日开始移民。到祁连县的那些移民在祁连山遇到了暴风雪，又赶着十几万头牲畜，拖儿带女，受尽折磨；晚上宿营，几家住一个帐篷；忍饥挨饿受冻，加上打骂虐待，走了26天到达目的地，不少老人和幼儿死于风雪途中。但是从祁连县接收移民的名册上看到，他们一共接收了海晏县移民1879人。这就意味着在移民途中，死了304人。牲畜死了2万头。到了祁连后，所有的牲畜，被划归托莱牧场所有，剥夺了牧民们对牲畜的所有权，牧民成了牧场牧工。
尹曙生的文章还说，移民到刚察县的那些人，路途中死了400多人。他们的牲畜同样被划归集体，移民们一贫如洗，靠给牧场打工度日。
以下摘选 《北京之春》发表的海晏县幸存移民的回忆：
洛布丹的回忆：
一九五八年十月，上级命令下来了，让青海省海晏县成分不好的几千名蒙古人和藏民，全部迁到六百公里外祁连县的苏勒托莱（今属天峻县和祁连县，离祁连山主峰不远）一带。上级说这些蒙古人和藏民都是坏人，牲口被没收了，每户只让赶五头牛。半路上又命令扔掉一部分，每户只准赶两头。干部们拿着枪来了，叫人拿上衣服就走，别的啥也不让拿，说到了那里啥都有。谁要是回头看一下，干部就举着枪问：“你看啥哩？”哪个不走，就威胁要就地枪毙。给我们派来的干部都是从西宁那边来的，多半是农垦部队的。路上我们要是坐下来喝点茶吃点什么，他们就拔出枪咔嚓咔嚓地压上子弹。
人们被赶到一个大坂上，都饿得走不动了，有的就被扔到路上。又走 了好久，路边有一户人家，有个老奶奶，给我们饿肚子的人烧了茶， 又把仅有的半盆酸奶给我们吃。人世上总是有这样好心的人。
从库库淖尔（青海湖）到苏勒托莱的路上，老人一个一个地死去，有的人头靠在石头上就死了，有的人蜷缩在土坑里死掉了，有的人坐着就死了，主要是饿、病和心情悲愤绝望而死的。后来孩子们也习惯了，在老人尸体的脖子上套个绳子，拖到远处就把老人扔了。到了祁连县后，海宴县的蒙古族人全被分散在相距数百公里的俄博、野牛沟和托莱。一家人分到四五个地方，亲人不能相见。
每天食堂里的队长喊名字，如果有人回答某某没有来，第二天肯定就能在滩上看见他的尸体，满滩都是死人。
散白勒被抓走后，审讯时给他上了八段锦（一种酷刑），导致他腰椎骨脱臼，后来成了一个丑陋的驼背。获释后，他拦一辆卡车到了托莱牧场。下了车，在开阔的草地上看见一个放羊的老大娘。大娘问他：“你是谁？”他说：“我是从前哈尔金乡的乡长散白勒。”大娘惊讶地看着这个背已弯曲的畸形人，愣了好半天。她不相信眼前这个丑陋的人就是从前健壮高大的乡长散白勒，嗫嚅着问：“你还活着吗？那我们家的蓝白还活着吗？”散白勒告诉她：“你们家的蓝白还活着，我见了他。”大娘顾不上和散白勒说话，就掉过头向远处一个放羊的年轻女人大声喊：“蓝白还活着，蓝白还活着。”散白勒到自己家时，他的媳妇和娃娃们都没有认出这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驼背畸形人。
欧智布的回忆：
搬迁的时间是定死的，一户只给两个驮牛，只能驮一点铺盖和一点口粮。娃娃多的人家，要把娃娃驮上，吃的和铺盖就驮不上了。有的人 家，金银珠宝之类也扔下了，狗也扔下了。人吃的还不够，把狗领上喂啥呀？本来牧区的人家，搬迁转场一般都要十多头到二十多头驮牛才能搬迁，两个驮牛我们能驮个啥呀？一九五八年的冬天雪那么大，默勒河的水又是那么大，驮上的皮袄不够用，一家一个破白布账房，有的只带着半片账房。
老人们走不动，娃娃们冻病了。有的人家走到半路又被抓走，说是反革命叛乱分子。有一户人家，有七个娃娃，半路上公安局和民兵来把阿爸和阿妈抓走了。剩下的七个娃娃，一个比一个小，大一点的拉着小一点的，一个拉一个，在大雪地里赶着牲口走。旁边的邻居们拉扯了几个小的，就这么走，算是没有死掉，活下来了。一九八二年我去那里时，那七个娃娃中最大的已经是四十岁的妇女了。
有一家的儿子被民兵叫去了，说有个事情。小伙子跟上去了，下午民兵来给老阿爷说，他的儿子死掉了，让他去取尸体。噫！儿子好好地跟上他们走了，怎么就死掉了呢？民兵说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死掉了。老阿爷跟上取尸体的时候，看见儿子后脑勺有一个斧头或枪托之类的东西砸下的伤。原来是民兵叫上去审问，让他承认偷了什么东西。他不承认，就被民兵一斧头或枪托砸在后脑勺上，死了。老阿爷哭得噎着说不出话来。当时你给谁说呀？给谁说也是白说。死一个反革命家属还不如死了个羊，就这么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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