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01月03日讯】（大纪元记者张婷综合报导）外媒近日披露，中共推出手机应用程式（app），动员民众互相监督举报，但如意算盘受挫，民众对此app反应冷淡。有分析认为，若民众配合中共做法，互相检举揭发，整个社会恐将再次陷入文革时期的人人自危状态。
旧酒新瓶 中共利用手机app动员民众互相检举
1960年代，浙江枫桥镇在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总结出一套“发动群众，就地监督改造四类分子”的经验，被称为“枫桥经验”。毛泽东公开赞扬枫桥是“动员当地群众”、贯彻党领导的典范。
《华尔街日报》近日撰文披露，多年后，到了互联网时代，中共再次提及“枫桥经验”，并推出手机app来“发动群众”，互相监督，互相揭发，此举是以旧酒新瓶的手法来巩固其专制统治。
中共在浙江推出的app叫“平安浙江”。作为交换，中共给举报人包括高档咖啡厅的打折优惠、计程车和串流音乐的优惠券，还有就是支付宝在线支付系统的优惠。
报导说，浙江桐乡市政府网站上张贴的一则通知中说，用户应该就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人进行举报，包括监视法轮功学员，及老年上访者等。
中共自1999年对秉持“真、善、忍”原则的法轮功学员发起迫害至今，“法轮功”三个字就成为中共网络审查、网络封锁、网络攻击的第一目标。美国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帕弗雷（John Palfrey）2005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共对正面报导法轮功的信息的封锁率为100%。
根据《华日》的调查，中共的这一如意算盘受到挫折，很多民众不愿意利用这个app检举他人。
对此，法广评论说，从民众冷淡应对这个app看来，似乎意味中国民众对政府逐步扩大的人民监控系统，开始感到有点过分，很多人并没有准备为政府充当义务检举人。
《华日》指出，民众的这种冷淡反应让北京陷入窘境。一方面，中共希望利用科技加强对人民更密切的监控，达到巩固党的政权的目的，但同时中共又要表面上对民众的需求有所回应。如果此类app的监控试验以失败告终，中共很可能会更多地依赖侵入式的监视科技（intrusive surveillance technology），就像目前在新疆实施的那一套。
在新疆，中共的高科技的监视手段渗入了民众生活的各个角落。市民和游客每天都必须通过警察的检查点，监控摄像头和机器扫描其身份证、面部、眼球，有时候是全身扫描。
总部位于纽约的非政府国际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近期还披露，中共正在通过多种途径搜集所有新疆居民的DNA、血型和其它生物识别数据。
中共卫生部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陈秉中向大纪元表示，这种“大面积地扫描，世界上前所未有，闻所未闻”。中共这样做让人怀疑有不可告人的动机。
《华日》称，中共现在想通过此app让市民“自愿”提供信息，使得他们能够对民众进行更密切的监控，以及能够对民众的不满创建一个庞大的数据库，“阻止民众进行抗议或上访”。
中共在全国推广类似app 民众反应冷淡
中共已经在全国很多城市和省份推出类似“平安浙江”的互相检举app。江苏、厦门和北京等地都在推出app的同时，以不同的方式来奖励举报者。北京朝阳区直接用现金来诱惑奖赏检举人。
虽然举报有奖励，但《华日》报导称，参与开发或管理这些apps的人员以及受影响地区的数十名居民指出，这些奖励似乎难以吸引民众参与检举。
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研究顾问霍夫曼（Samantha Hoffman）表示，现在的问题是，民众“并非自愿”参与这些事情，而党为了“实现其目标”需要民众这么做。
自21世纪早期以来，中共逐渐扩大了“网格化管理”制度，将社区以二三百户家庭为单元进行划分，每个单元都有一个网格管理员负责，搜集每个家庭的信息。
近几年来，新科技的出现加速了中共社会管理的数字化，加强了“党在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执政地位”。
BBC曾引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专家李盾的话表示，“网格化管理”是当局重塑对个人控制的尝试，旨在恢复坚持党领导的想法。
浙江枫桥人口约8万，被中共官方吹捧为使用这个平台的全国典范。但《华日》的实际调查显示，民众对此app的抗拒一直很强硬。主要是因为民众不愿意被迫使用这种监控工具，或者害怕因为发声表达他们（对不公平事件）的担忧而遭到官方报复。对某些人而言，这种行为让他们闻到了毛时代的气息：党鼓励群众互相检举，可以轻松搜集到群众的详细资料。
民众披露举报内容被过滤
浙江民众在这个app的评论网站的反馈反映了他们极大的不满。很多人抱怨幼儿园和学校要求家长下载app，还有些人说，当地的雇主命令他们下载app。
一名评论者在2016年9月28日抱怨说，实际上是政府强迫老师和学生“下载和注册这种垃圾软件”。
中共官方公告和该app的评论显示，虽然中共对外宣称这是自愿性行为，但浙江当局将其作为衡量政府绩效的标准，于是一些地方官员就将“平安浙江”app变成了对一些普通公民的强制性规定。
还有用户披露，这个app对举报内容进行过滤。中共不想要的信息就不会发出去。浙江杭州市周边村子的一位用户一个多月前曾发帖指责说：“这个平台有什么用？官员们欺压普通百姓，受贿，让法律服从他们的意志。”这位用户接着直接指出一位村干部的姓名及其贪腐行为。
但此app对这位用户检举该干部的回应是：“你好，由于系统的调整，该平台不再能够报告信息。如果你对这个职务的人的非法行为有任何线索，可以向乡纪委报告。”
浙江湖州的一位居民说，他通过app反映了一些情况，但却遭到地方官员的训斥，“说我在找麻烦”。
负责监督该应用程序的浙江省政法委委员会指出，目前有500万用户使用此app，也就是，每11个浙江人中大约有1人使用。委员会还列举了这个app的好处，但对过滤举报信息一事却只字不提。
胡佳：文革做法复原 毁坏良知与道德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称，欧洲议会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人胡佳表示，北京市推出的“朝阳群众”app名义上是为了方便群众报警，但实际上，该app成为“公安的维稳工具，让广大民众成为（警方）线人。这种文革时期的做法通过手机应用借尸还魂，毁坏民众的良知和道德感。”
胡佳表示，他很高兴浙江公众对这一官方手机检举应用反应冷淡，“这种软件如果在全国推广开来，后果不堪设想。人人互相检举揭发，整个社会就会再次陷入文革时期那种人人自危的状态。”
在纽约的人权活动人士刘青表示，中共建政后一直挑动群众斗群众，发动群众互相揭发。“城市里的居委会就是一个小脚侦察队，居委会的老太太可以随时闯入居民家里，探头探脑搜集汇总信息。派出所甚至给他们下达命令监视居民。”
刘青说，这种监视在文革期间达到顶峰：居委会带着红卫兵到民众家里抄家打人。而现在的“平安浙江”app只是小脚侦察队的一个变种。“目的就是要监视所有人的行踪，推进这个警察国家对民众进行更加严密的监视和管控。”
中共塑造枫桥假典范？
为了吸引更多民众参与，中共媒体在大势宣传该app的成功，并将枫桥树立为成功实行该app的典范。但根据《华日》记者在枫桥的亲身经历，该app在该地区的使用率并不像当局鼓吹的那样高，而且民众对此app的抵制也比较大。
记者发现，很多人根本没有用这个app。当地政府向记者介绍了几位使用该app的人。但这些人透露，他们实际上也不怎么用。还有一些枫桥居民私下里对记者说，他们怀疑这个系统实质是为了让当地官员摆平民众的投诉，历史原因让他们会对此保持警惕。
中国知名企业家指责微信监控个人信息
除了“平安浙江”app外，微信安全问题日前再次成为媒体的焦点。香港《经济日报》1月2日报导称，大陆汽车业巨头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1月1日在参加主题为“企业家的新时代”论坛现场演讲时，公开指称微信存在隐私安全问题，微信所属的腾讯公司在监控每个人的账户。
李书福称，目前依然存在不少社会问题，其中一个就是个人隐私保护和信息安全问题。现在的人几乎是全部透明的，走在路上到处是摄像头。
他还谈及电话、微信的保密问题。“我心里就想，马化腾（腾讯首席执行官）肯定天天在看我们的微信，因为他都可以看的，随便看，这些问题非常大。”
李书福这番言论，立即引发舆论热议，有网民直指“被删过（贴文）的，一定会同意”。
微信方面在1月2日发表声明，否认李书福的指控内容，并称“尊重用户隐私一直是微信最重要的原则之一”，这一言论引发外界热议。根据媒体在2017年9月所披露的微信新隐私政策规定，在用户更新补丁后，必须接受微信新的隐私政策才能继续使用。新规定承认，微信在搜集大量的用户信息，并将依照“适用的法律法规”将这些信息提交给中共政府。除了个人的通信讯息外，用户在微信上搜索和查看的讯息、聊天对象、聊天时间等数据都会被微信收集，新的隐私政策将有权保存或披露这些数据。
中共网信办去年8月25日发布《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明确规定“提供跟帖评论的新闻消息，应当建立先审后发制度”。
对于此新规，网民表示，新规实施后，再也没有人会在互联网上讲心里话，并预测接下来当局会推出更多新政，打压自由言论。＃
责任编辑：叶紫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