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01月05日讯】数十年来，核灾难的阴影笼罩着神州大地，并悄悄攫食着中华子民。
目前最为国人所忧虑的，是朝鲜核试验（更不用说其可能导致的局部核战争）。2017年9月3日，朝鲜进行第六次核试验。中共环保部说，监测结果表明，此次朝鲜核试“目前未对我国环境和公众造成影响”。这是中共的一贯掩盖手法，却只能欺骗国人。
早在2013年7月，《朝鲜日报》报导，时任韩国总统朴槿惠披露，李克强告诉她：经检查发现，因为朝鲜搞核试验（2013年2月第三次，比第六次当量小很多），鸭绿江那边的水质受到了影响。
事实上，中共长期扶植朝鲜金氏政权发展核武器和导弹，使中国成为朝鲜半岛周边最大的受害者。
但是，这只是“小巫”。曾有日本科学家研究指出，中国因核试死亡的人数全球最多。1996年前的32年，中共一直在新疆进行核试验，试验至少造成19万人因核辐射致癌或死亡，148万人受核辐射影响；参与核试的中共军人也因防护装备不足，暴露在核辐射下，留下后遗症，更遑及中共提前通知当地老百姓。
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后，中共军方内部消息披露，几十年在四川经营的最大兵器补给库被完全销毁，包括新武器试验基地及部分核设施、核弹头也都遭到摧毁。中共防化部队出现在地震区域。2009年，有了解内幕的人士出于良知向外界披露：北川下方是原来的核弹贮藏地，地震期间在地底约三四百米处发生事故，造成地下核泄露，现已经严重威胁到川渝地下水和亿万人民的安全。
对于这次地震导致的核泄漏，中共选择了继续欺骗百姓。官方对灾区水污染、核泄漏公开“辟谣”，并否认污染与核泄漏有关。
但是，这些仍然是“小巫”。疯狂的“核电大跃进”，这才是国人的心腹大患，挥之不去的梦魇，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三大核泄漏事故揭示“核能不适合人类”
众所周知，世界上曾发生过三大核泄漏事故，分别是核工业先进国家美国、苏联和日本。
1979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三哩岛核泄露事故，20万人紧急撤离，这个灾难级别很低的核事故已经使美国人深感创痛：事后花费11年才完成核燃料碎屑的回收，损毁的机房至今还处于严密封闭监控之中，拆除时间遥遥无期。
1986年，前苏联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发生爆炸。30多年过去，仍无法摆脱核事故的严重后果。
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泄漏事故。日本向全世界征求相关处理方案，至今无人揭榜。东电公司哀叹，“福岛事故已经变成一场终点遥远的马拉松”。
以上遭遇，并不是某一企业、某一国家的特有问题，而是现阶段的科技水平下，人类在驾驭、控制核电上还有很多无奈和空白。在核电厂第一线工作长达35年的日本专家小仓志郎一直强调：“核电不是人类能搞的玩意，太多事无法控制”。
如果说美国三哩岛核事故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人类利用核能的安全性受到质疑，核电发展受阻，世界各国建设核电站脚步放缓；那么福岛核事故，则是让开始出现复苏的核电产业，再次受到严重打击，全球核电产业停滞。
“弃核电”成时代潮流
被支持者称为“廉价、清洁、安全”的核能，到底适合不适合人类？全世界都在反思。
2011年，福岛核事故发生后不久，德国宣布2022年前彻底放弃核能发电。德国共有17座核电站，2010年，德国核能占总发电量中所占比例约为1/4；德国工业联合会曾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德国若关闭境内的17座核电站，德国每个家庭的电费一年将上涨200美元。2015年6月27日，仍在服役期的格拉芬赖因费尔德（Grafenrheinfeld）核电站与电网断开联系，这标志着德国已经进入淘汰核电的实质性阶段。
德国真正踏上了能源转型之路。德国提出了宏大的能源转型目标——2030年，可再生能源在德国电力供应中的份额要达到50%，2040年要达到65%，2050年则要达到80%。根据资料显示，2014年德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为1560亿千瓦时，已经占到全国发电量的27.3%。德国著名经济研究机构德国经济研究院（DIW）曾估计，德国未来十年的能源转型成本为2000亿欧元（约合1.37万亿元人民币），平摊到每户大约是每月10欧元（约合68.73元人民币）。
有评论称，德国倾向做出长远有利的决策，勇于放弃短期利益。有关核电站利弊的讨论已有很多，特别是弊端。支持核电的论据无非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出预防和保护以及减少危害。长远来看，在民用领域，核电几乎在任何方面都比不上再生能源。影响决定的无非是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博弈。
德国的弃核政策也极大地影响到了其它欧洲国家。同样计划放弃或缩减核能的欧洲国家还有瑞士、比利时、西班牙和法国，保持不拥有核电承诺的国家有爱尔兰和意大利（当然，也有继续维持或者发展核能的国家）。
2017年6月19日，韩国总统文在寅出席在古里1号机组永久关闭宣布仪式时，也表示全面取消正在准备的新核电站建设计划，也不再延长核电站的设计寿命，使韩国迈向“脱核电”时代。
文在寅说，尽管（核电站）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若发生事故，其后果不堪设想。新政府将对核电站安全问题视为决定国家存亡的重要问题加以对待，将核电安全委员会升格为总统直属机构。
中共的“核能大跃进”与“拥核论”的荒唐
2011年3月11日发生9.0级大地震后，日本核电厂接连发生爆炸，引发全球对核能安全的高度关切。之后一天，3月12号，据德国之声报导，中共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在记者会上说，中共会吸取日本在大地震后核电运转失灵的教训，但中共不会改变核能发展计划。
中共发改委在2007年10月发布的《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 年）》宣布：2020 年，核电运行装机容量争取达到 4000 万千瓦；在目前在建和运行核电容量1696.8万千瓦的基础上，新投产核电装机容量约2300万千瓦；2020年末在建核电容量应保持1800万千瓦左右。
2012年10月24日，中共国务院通过《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11-2020年）》，则将目标调高：2020年，大陆核电在运装机容量将达5800万千瓦，在建装机容量3000万千瓦。
2016年，中共制定的《“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表明，与此前的五年计划中每年新建3～5座核电站相比，今后将加快速度（每年新建6～8座）；到2020年之前，发电能力将提高至5800万千瓦，增至2014年底的3倍；到“十三五规划”全面落实的2030年，大陆预计将有110座以上的核电站投入运行，这一数量超过美国。
2017年初，中共发布《“十三五”核工业发展规划》。此际，大陆在运行核电机组35台、3365万千瓦，在建核电机组21台、2390万千瓦，在建规模世界第一。中共国防科技工业局副局长、国家原子能机构副主任王毅韧称，到2020年，大陆核电运行和在建装机将达到8800万千瓦。
进入2018年，伴随着中共《核安全法》自1月1日起正式施行，有媒体报导国家核电技术公司负责人称未来10年大陆将建60台核电机组，传闻日久的“核电批量化建设”终于落地。
同时，官媒《科技日报》则刊登直面中国核电发展的系列报道，引用部分专家观点高调宣称“核能是安全、环境友好能源”，并极端贬斥“民间反核”，称“是举全国之力、上千名业内外专家经十几年反复科学论证的结论可信，还是少数人用违背事实、夸大数据来绑架舆论的说法靠谱？”
这些“拥核”专家们抛出了一大串的技术性理由，但却回避了一个常识性问题：为什么核电技术先进国家都退缩了，中共反而顶风硬上，搞核电大跃进？
更荒唐的是，其宣称，历史上三大核事故给人类带来的不幸后，国际核能界已在严重事故的预防和缓解问题上下足了功夫；但如果问及现在能否100%保证核电站安全？他们则说：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说“绝对安全”；客观上也不存在绝对安全，安全只反映在一定条件下人们对风险的可接受水准。
问题是，一个人有几次生命可以如此冒险？一个政权有多大权力可以如此冒险？一个民族有多少机会可以如此冒险？
日本《核电员工最后遗言——福岛事故十五年前的灾难预告》（大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1月出版）一书中说：“坚持发展核电厂的人与一般人想法最大不同之处，是我们老百姓都已经意识到天灾随时会发生，而人类无法与这些超出预期的巨大天灾相抗衡。力主发展核电的人认为，科技战胜一切，结果到头来政府及电力公司的人都被教育成一种想法：如果再度发生切尔诺贝利核电厂这样的意外，只能当作是陨石撞地球一般不可抗的天灾，谁也没办法来担当这样的责任，这种微乎其微的意外，不算是工程安全事件，也没有人应该为此负责。”（P93）。
必须指出的是，“拥核”在大陆不仅是一种学术观点，更是日益强大的核电利益集团的代言；不仅是一种有巨大风险的国家政策，更是在死亡道路上的狂奔。
整体上讲，中共核电站具有一高风险、两大运行困境、三重管理隐患，不可谓不是头上悬剑。
中共核电站一高风险：毗邻地震断裂带
资料显示，中国处于环太平洋板块、欧亚板块、印度洋板块等几个板块相接的地方，至少有495个地震断裂带，现在研究出的地震断层分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尽管中共高官声称中国核电站选址均远离地质断裂带，事实上，大陆已运行和正在建设的核电站几乎都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在地理上，这一地区恰好靠近环太平洋地震带。
以位于大连的红沿河核电站为例，其厂址区域地处华北地震区，绝大部分位于郯庐地震带的北半部。该地区历史上最大地震为1975年海城7.3级地震，震中距厂址约143公里。
据深圳市地震局的调查，市内横亘三条地震断裂带，具有“中强地震”构造背景，其中一条与大亚湾相距不远。此外，阳江核电站选址附近亦处于东南沿海地震带，曾发生五至六级地震，一至二级的小地震则很常见，因此广东的核电站有受地震影响的潜在危险。
中共核电站运行的两大困境：“边建边弃”与乏燃料难处理
即使暂且抛开技术层面核电站安全与否的争论，中共核电站运行也陷入了两大难以解决的困境。
其一，“边建边弃”。据统计，2016年，大陆核电在运机组共35个，全国核电机组按发电能力可生产2428亿度电，但实际完成的计划电量为1829亿度，参与市场交易消纳137亿度，总计损失电量462亿度，弃核率达19%。
中共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广核集团董事长贺禹说，“这个量相当于全国35台投入运行的机组里有7台处于停机状态。”而根据中共国家能源局发布的《2017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今年将有8台核电机组开工。显然，如不解决消纳问题，核电将陷入如同风电、光伏发电一样“边建边弃”的困境。
其二，乏燃料难处理。乏燃料（Spent fuel）是核反应堆经过辐射照射、使用过的核燃料，其铀含量低，已无法继续维持核反应。乏燃料仍然含有大量可利用物质，经过后续回收处理，最终转变为不再需要并具有放射性的核废料。而核废料拥有极强的放射性，且其半衰期长达数千年、数万年甚至几十万年之久。在几十万年后，这些核废料还能伤害人类和环境。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乏燃料处理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而是处于暂存状态。从核电商用到现在，全球已经积攒的大量乏燃料和核废料，这些物质的处理问题迫在眉睫。
同时，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找到安全、永久处理高放射性核废料的办法，只是不得以地采取深地质处置，即将高放废料保存在地下深处的特殊仓库中永久保存。大的有核国家，比如美国、俄罗斯都在他们本国找到了暂时存储核废料的地点。
中共不仅乏燃料处理技术欠缺，而且，据陆媒《南方周末》2014年6月报导，相比于核电站的数目，已有的核废料处置、处理设施严重不足。新建设施的选址则在地方政府不情愿接受和运营权属不清的夹击下陷入僵局。
而2018年，秦山、大亚湾核电站就面临厂内乏燃料“池满为患”、无法外运的难题。福岛教训显示，“乏燃料池是被忽略和淡化的更危险之地，相当于无任何防护的核反应堆”。
相对于中共的“核电大跃进”，乏燃料处理和核废料处置困局，几乎无解。
中共核电站管理的三重隐患：贪腐严重、违规操作并瞒报运行与监管缺乏
其一，贪腐严重。旅居德国的核物理学家费良勇博士认为，中共官员贪腐严重，缺乏安全管理，若盲目快速兴建核电项目确实容易带来很多安全隐患。本文仅举中共核电高层贪腐三例。
2014年4月15日，被外界称为“核电一哥”，主管全国核电规划、重大设备引进和建设资金分配的国家能源局核电司原司长郝卫平落马。2016年10月19日，北京一中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其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
2009年8月，中共“核掌门”康日新（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因贪腐落马，次年被判处无期徒刑。康日新被控受贿2.6亿元人民币，他主要的敛财手段，就是在核电厂建筑投标中作弊。一家美国媒体哀叹：大贪官牟利，中国核电安全堪虞！
2007年，全程参与第三代百万千瓦级核电招标谈判工作的蒋新生（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前总裁），因泄露国家机密和受贿落马，2010年9月被判20年。
其二，违规操作并瞒报运行频频发生。2017年8月，中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亦楠发表题为“须高度重视我核电安全监管暴露的重大安全隐患”的文章里，披露了两例典型案例。
2015年3月22日，阳江核电厂1号机组试运行1年后大修期间，四名操作人员违规操作，导致余热排出系统泵全停运6分钟，且事件发生后未按程序记录事件。这一事件在隐瞒一年多后才被揭开。
2015年6月24日，宁德核电厂违规操作（简称“6·24事件”）则更危险，很可能造成切尔诺贝利那样的重大反应性核事故（万幸没有）。宁德3号机组在自动停堆后的处理过程中，长达44小时未按事故控制规程进行注硼，最终历时59小时才达到技术规范要求的硼浓度，大大增加了反应堆意外重返临界的风险。事后，国家核安全局却只是轻描淡写的公布了“6·24事件”。
此外，2016年11月，据多家港媒披露，供应香港电力的大陆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发生泄漏，但中共全面封锁消息。大亚湾核电站曾发生多次泄漏事故，但大多被中共隐瞒，而且从2010年到现在每年给当地居民发放高达10亿元以上的封口费，一直发了数年。
2017年12月，据大纪元此前报导，距离香港130公里的广东台山核电站，继反应堆压力容器顶盖及除氧器出问题后，又出现新的问题，又传安全隐患，位于核岛内部的蒸汽发生器顶盖被验出碳含量超标，有可能因未能承受高压而破裂，导致核泄漏。
2016年10月25日，中共国家核安全局官网发布《关于近期核电厂人员行为导致运行事件情况的通报》，该通报共整理分析了16起事件，一批核电厂被公开点名。从这些被瞒报、迟报、少报、轻报的事件中，中共核电站运行的实际情形实在不容乐观。
而王亦楠着重指出的是，根据国际核能界的教训总结和经验反思，三大核事故都是“人祸”，且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来临，而是之前已有各种各样的“前期征兆”出现，但多数是有意“被漠视了”。“祸根”都高度相似：一是对核电站设计建造运行的安全过于自信和心存侥幸；二是“安全第一”原则不能在监管部门、核电界真正贯彻落实，对“误操作”、“违规操作”等“小事件”不以为然，更未从组织管理上高度警觉、查找原因并及时纠错。最终，“小问题”引发“核灾难”。
其三，缺乏有效监管。王亦楠在文章中说，前述“6·24事件”，是世界核电运营者协会（WANO）到宁德核电做“同行评议”发现其之致命违规和瞒报；2016年1月18日，WANO总裁紧急约谈广核集团董事长，请其高度重视“6·24事件”暴露的重大安全问题。WANO的“高度警觉、深刻解剖”与中共国家核安全局的“监管无能、轻描淡写”形成鲜明对比。王亦楠在文章中追问，为何WANO短短几天就能发现宁德核电厂“避重就轻，瞒报迟报”问题，而一直宣称“严慎细实、严格监管”的中共国家核安全局却半年都发现不了问题？而且至今看不到其对“6·24事件”的反思反省？靠这样的监管，这么可能及时排除核事故隐患、确保核电安全？
王亦楠亦指出，大陆“核电安全监管能力和人才培养严重滞后于核电发展速度，已是危及核安全的严重‘短板’”。＃
责任编辑：李沐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