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10月10日讯】
5
如果推行国家主义，那即需要建立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即建立全民所崇信的国家神话，这是推行国家主义的必要条件，为此方能凝聚民心，可使人民不计代价地为国家效力、奉献，乃是牺牲生命。没有人民对国家主义的自愿接受、甘心为之效力、奉献，国家主义则无法有效推行。国家主义的核心乃是凝聚全民之力量，由中央集权所支配。国家主义与民权对立，其将收纳民权为国权。建立不起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即不能捕获民心，使人民甘心情愿地服从国家，为之奉献、牺牲。现代集权国家均建立有相应的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比如希特勒德国的纳粹精神，日本军国的神道、武士道，苏联的共产主义，毛中国的“毛思想”等等。
民族国家（单一民族为主之国家）凝聚民心民力最得力最方便最有效的方式乃是鼓动民族主义，以民族主义为国家意识形态。在国家遭遇危难时——如外敌欺凌入侵，宣导民族主义，可以凝聚民心民力保卫国家。这是正义之举，天经地义。如果孙中山先生宣导三民主义，近现代中华民族百遭欺凌，“民族”自卫、自立、自强无可非议；以蒋介石先生为首的国民政府，高举“民族大义”之旗帜，组织全民顽强抗日，可歌可泣。前苏联是共产国家，以“马列”为国教，但是在卫国战争中，其之打败德国依靠的是传统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爱国精神，而非“马列主义”。但是民族主义也是危险的，其是基于血缘的非理性情感，如果没有道义的制约，即是毁灭性的邪恶、盲目之暴力。德国纳粹即是民族主义之极端，其将德意志民族主义推至雅利安种族主义；“民族”尚具有文明之历史、文化元素，而“种族”则是纯生物性。
民族主义、种族优越是希特勒兴起及纳粹德国侵略扩张的精神核武器。十九世纪末，日本发动的一系列野蛮侵略战争，原动力也是民族主义，日本是神国，日本民族是神的后裔，天皇是神，由此日本有理由发动战争、统治它国。
基于人类生存的现实，民族主义不可否定，但是需有文明之制约，要以天下“仁道”、“公正”为前提，否则其就将走上邪恶。蒋介石先生领导中国民族抗战八年，但战后却以德报怨，放弃日本赔款，此即“仁道”天下；反之，自明治维新，日本唤起的民族主义却步入邪恶，不断发动战争，掠夺侵占它国，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
日本传统主流意识是儒家与佛教之思想伦理。儒家以民为本，佛教乃是弃欲遁空，二者均不能支持国家主义。因此，欲实行国家主义，就需要建立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即建立崇拜日本国家、民族的神话。明治维新运动中，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将日本原始宗教神道，改造为国家、民族神话，作为全民信奉的国家意识形态——国家神道，以鼓动民族主义。
神道本是泛神自然崇拜，是日本本土民间简朴的宗教信仰。日本神道作为原始宗教，是未发展起来的初级宗教，属于民间文化。其崇拜的物件及信仰观念庞杂、混乱——号称有800万神，无经典、无宗主、无教义、无戒规，不成系统，无以组织国家、社会。正是因为神道本身之欠缺，日本才需要引入儒家思想伦理与佛教作为国家、社会的主导意识。但是要日本要鼓动民族主义，以外来思想为国家主导意识显然不行，因此明治新政需要将本土原生宗教神道打造为国家宗教，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明治元年（1868年）正月，明治天皇下诏宣布太政复古；同时即设置“神祇事务科”——后改为“神祇官”，后再改为教部省。同年10月，明治天皇亲祭冰川神社并下诏宣布祭政一致：“诏崇神社重祭祀皇国之大典政教基本。然中世以降，政道渐率，祀典不举，遂驯致纲纪不振。朕慨之方今更始只秋，新置东京亲临视政，将先兴祀典张纲纪，以复祭政一致之道也。”
1869年6月，明治天皇举行亲祭仪式，宣布“祭政一致，皇道兴隆”。此表明神道为国家宗教，政教一体。明治二年12月，皇宫内建成新神殿，供奉八神、天神地祇和历代皇灵。1870年1月3日，在新神殿中举行天皇亲祭，并发布《镇祭诏》：“朕恭惟大祖创业，崇敬神明，爱抚苍生，祭政一致，所由来远矣。朕以寡弱夙承圣绪，日夜怵慯惧天职之或亏，乃祗镇祭天神地祇八神曁列皇神灵于神祇官，以申孝敬庶几，使亿兆有所矜式。”次月，明治天皇作大教宣布诏书：“朕恭惟天神天祖，立极垂统；列皇相承，継之述之。祭政一致，亿兆同心。治教明于上，风俗美于下。而中世以降，时有污隆，道有顕晦，治教之不洽也久矣。今也，天运回圈，百度维新，宜明治教，以宣扬惟神大道也。因新命宣教使，以布教天下。汝群臣众庶，其体斯旨。”
1872年，政府任命神官、僧侣充任教导职。同年4月,教部省下达下达“三条教则”：一、以敬神爱国为本；二、明天理人道之事；三、奉戴皇上,遵守朝旨。以此作为国家神道的宗旨。显然“敬神”、“爱国”、奉戴“天皇”，三位一体，为国家之主导精神。
神道被打造为日本国教，这在日本维新运动中，是非常重要之事，其意义不下于立宪。其以天皇为在世神，至高无上，万世一系，政教合一。神道宣扬，日本是神国，天皇是天孙降世，代表神，大和民族是“神裔子孙”，是世界最优秀的民族，应统治世界。尽管1889年颁布的《大替本帝国宪法》规定，“臣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但事实上神道仍是国教，主导国家意识形态，直至1945。
自明治维新至二战结束，神道碑称作国家神道。“国家神道”这个专用语充分说明，神道为国家宗教。日本学者村上重良先生论述，所谓国家神道，“是近代天皇制国家编造的国家宗教”，“是把神社神道和皇室神道结合起来，以宫廷祭祀为基础，将(伊势)神宫和神社的祭祀拼凑起来而形成的。”（引自郭冬梅《明治末期的神社整理与国家神道》）
为保障全民尊崇神道，明治政府将祭奠提升为国家行为，除天皇要主持每年的各种国家祭典外，且实行“一村一神社”制，国民均为“氏子”——天皇之子孙，崇拜神道为日本国民之义务。政府规定，每个教室里要悬挂天皇的“御真影”，师生每天清晨敬拜，并背诵《教育敕语》，忠君爱国为教育的主导思想，臣民需要为天皇、国家尽忠。明治维新，日本首次建立国家宗教，以国家力量建议统一的意识形态，并对全民进行强制性国家意识意识形态灌输。自明治，至二战结束，日本民众之所以如此效忠于天皇与国家，日本军人如此英勇，这是重要原因。
传统上，日本神社都是民间神社，没有国家神社。1869年，明治天皇喻诏，建东京招魂社，以祭奠维新时期为天皇捐躯的数千反幕武士。1879年，其改名为靖国神社，以祭奠为国牺牲的军人。靖国神社由国家管理并支付费用，以天皇为首的政府官员每年都要到靖国神社参拜护国英灵，直至1945年。
为了确保神道作为国家宗教的统治，明治元年天皇颁布《神佛判然令》，以将佛教从神道中分离出去。其后日本全国即爆发灭佛运动——废佛毁释，各地纷纷捣毁寺庙、焚烧佛像、佛经、法器，没收寺院产业，大批僧侣被迫还俗，逼迫佛教徒写“誓文血书”，改信神道。造成日本空前的佛教迫害和浩劫。这和中国文革为造毛为神，而爆发全国破四旧运动类似。欲立新神，需捣毁旧神。
1944年，神祇院发布的《神社本义》充分体现了神道、天皇、国家、臣民彼此之关系，其阐述的国家神道教义：“惟帝国，乃皇祖天照大神肇造之国，其神裔万世一系之天皇，承皇祖神敕，自远古至永世而为治。此乃万邦无比之我国之国体。……历代天皇与皇祖常为一体，以现世之神统御世间，垂宏大无边之圣德，国民浴此仁慈皇恩，亿兆一心，奉圣旨，继祖志，奉戴历代天皇，发挥忠孝之美德，形成君民一致，无与伦比之一大家族国家，延续无穷不绝之国家生命，蓬勃发展。此乃我国体之精华。基于此万世不易之国体，肇自太古，通于无穷，施之中外而不悖之道者，乃此惟神之大道也。然以最庄严尊贵之姿体现此惟神大道者，惟有神社。以伊势神宫为首，坐镇各地之神社，乃是显现我尊严国体，永久镇护皇国者也。”
建立民族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是明治维新的重要内容，甚至可以说是明治维新三大政治任务之一，另两大任务是统一国家、建立中央集权。此三者的完成，标志日本成为现代集权国家。
将神道打造为国家宗教，建立民族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就操作，日本做得很是成功。其让举国民众欣然信奉，效忠天皇、国家，无条件尽力、奉献、乃至牺牲生命。特别是，明治前日本人的国家观念淡薄，因为是封建制，人们效忠的是领主，而非国家。民族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确鼓舞了日本国民，举国奋发，迅速提高了国力，但着眼长久，这是很有害的，是将国家和人民推向毁灭之路。纳粹德国、共产国家，也都是人为地打造国家意识形态，将国家带向灾难。广义而言，其具有政教合一的性质。具体而言，其让国民之精神、信仰、道德服务于国家之政治。政治则是现实的、暂短的、变化的，此一时彼一时，而且可能是错误的；精神、信仰、道德则是民族漫长生存史凝聚、升华的观念、准则、规范，是永久的。让后者服务于前者是自断民族、国家之未来，以赌博当下。而且，政治一旦成为精神信仰，就会失去现实感，而盲动妄行。我们看到，当日本军人、国民的民族主义、爱国热情煽动起来后，就成为不可控的盲目力量，以致政府亦不可抑制。这是日本不断发动、扩大战争，以致疯狂的原因。如果不是美国、中国之仁义，日本既毁灭。
6
日本是非常善于学习的民族。近代，日本对于西方科学、技术、工业、办学、现代管理等等，竭力学习，很是到位，加之日本人的勤奋、严谨、图强，许多方面可谓是出于蓝而胜于蓝。明治维新学习西方，目的是富国强军，即西学是“用”是“术”，强日乃是“本”。
明治维新，日本将西方的科技、工业、法治作为“用”“术”，但是其在向西方学习中，有一点是作为“本”而接受的，这就是“社会进化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日本将之作为人类之真理，民族图存之本，其立于世界根本之法则。“进化论”在自然科学中，是一种科学观；但是挪用于人类文明则是野蛮的，其是动物法则，是反文明的。不幸的是，明治维新将之作为日本民族立世之本。明治维新此抉择，说明日本文明是不成熟的，未出脱于野蛮。
日本作为一个孤立的岛国，在十九世纪中叶之前，基本是与世隔绝，缺少天下意识。当其国门被强行打开，所面临的又是弱肉强食的时代，因此即简单地接受了“进化论”，将之作为日本图存之本。福泽谕吉于《通俗国权论》中言“置身此禽兽世界之中，终须诉诸一道，即决死之兽力也。质言之，戮乎、遭戮乎，前路仅此而已；此语绝非妄言。 一人处世之道是为如此，万国交往之道亦无甚别”“列国交往之实，无非争权夺利而已。……百卷万国公法非比数门大炮，几册和平条约不如一筐弹药。大炮弹药者，器也，可将万般有理化为无理也。……列国交往之道，灭乎、遭灭乎，前路仅此而已，此言亦不谬也。”故此，日本必须维新图强，成为虎狼之国，“灭它”，而免“遭灭”。
《脱亚论》虽然仅是福泽谕吉的一篇短文，但是自明治维新，富国强军，晋身西方列强之列，一争天下，称霸一方，便是日本的主体意识，上至天皇、精英，下至平民，其乃举国全民族之意志。如《脱亚论》所言“作为当今之策，我国不应犹豫，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 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
福泽谕吉可谓日本近代精神之父。早期，其介绍西方社会、思想、文化，启蒙日本国民，积极宣导民权：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个人独立。但是随着日本维新变革的成功及膨胀，福泽转向国家主义，鼓动对外的扩张和侵略。
作为思想家福泽是短浅的，日人称福泽的学问是“实学”，也就是福泽看重的是当下之实际。福泽处于人类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的大动荡时代，其被西方工业文明的种种“进步”所征服，忽略了道义乃不可颠覆的文明之内核，由而也就忽视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野蛮、反文明的一面，以至他将“现代之野蛮”也当作文明与进步。这是他的欠缺。他的代表著作《文明论概略》的基本观念：“野蛮、半开化、文明”论即属此误。
福泽的文明观起码有三个根本性错误：
1、以西方现代文明作为标准，衡量、要求各国家、民族之文明。《文明论概略》有一章，标题即“以西洋文明为目标”。如此，西方现代文明即是界定文明的唯一尺度、标准，如是除西洋现代文明之外，人类即无文明，均属野蛮，至多是半开化。即使是西方思想家也从不敢这样说。文明乃是人类族群的共生形态，其是在漫长的时间中，由经验积累所逐渐形成的，包括语言、信仰、社会组织、行为规范、经济方式、生活方式等等。不同的地域、气候、种族、时代，文明体格不同。不能说埃及、玛雅、中国文明不是文明；也不能说现代欧洲文明是文明，中世纪欧洲就不是文明；再，传统的自然农业文明与现代工商业文明，根于人类不同的生存形态，为全然不同的文明体系，二者没有可比性；怎么可以用后者衡量、要求前者？传统世代依靠双手劳作的农人与华尔街的金融家怎么比较呢？前者是半开化，后者是文明？二者处于不同的时代、不同文明体系中，无比较性。进行此种比较是荒谬，以后者衡量、要求前者本身更是蛮横。
2、福泽没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只是简单地接受了现代西方文明的观念。将人类历史及文明看作是直线的，不断发展、进步的，这是欧洲启蒙主义的思想，福泽接受了此思想，因此才有“野蛮、半开化、文明”之说。“进步”论的思想之要害，在于其对“文明”的否定性与虚无，今天否定昨天，明天否定今天，而等在前面的“进步”则是虚的，尚未验证的，其可能真是进步，但也可能是陷阱是毁灭。其时，福泽身在落后的日本，前面尚有现代西方文明为榜样，可学习追随；但是如果他就是当时的欧洲人，又该如何？他前面的更“进步”更“文明”是什么？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后的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等等。文明是人类群体共生之延伸，其是自成体系的生命体，有偶然之形成、也有衰亡之宿命；有生长、繁盛，也有衰落、腐朽；其可能胜利辉煌，但也可能挫败、被消灭。人是宿命的，民族是宿命的，文明也是。文明一旦形成，便有内在文明基因之限定，其发展、进步均在限定之内。比如基督教文明，基督信仰即是其文明重要之基因，欧洲文艺复兴之辉煌乃是其中世纪基督教信仰所结出果实，如果基督教信仰所储备的能量耗尽，对基督的信仰死亡，基督教文明即灭亡。福泽激烈抨击晚清之腐朽腐败，就腐朽腐败本身，他的抨击是对的。只是他的判断是错误的，当时中国腐朽腐败并非是中国文明仅是“半开化”；中国文明是自圆的完整文明体系，甚至可以说是工业化之前，人类最好最健全，发展到极致的农业文明体系，以致其再没有发展、改革、进步的空间，除非全盘打碎它。晚清之腐朽腐败，一是因为中国文明本身发展到了极致，进入了晚期；二是因为当时清朝已有两百多年，进入了一个王朝的末期；三是清朝是少数且落后的满族统治，满人自身的文明力量不足。作为统治提团，其在人数上，文明素养上——特别是精英阶级，均陷入困境无力统治庞大的中国，更不要说领导中国之变革、奋进；其所有的心思和力量均用于如何维持住满族的政权。
明治维新之成功，意识因为日本文明本身尚未发展充分，尚有较大的改变、发展的空间；二是因为明治政权是新生政权；三是日本是单一民族，处于当时弱肉强食的国际背景，其不团结也可团结，不奋发也必奋发。明治维新尽管竭力学习西方，但是其所维护的终究是日本民族与其文明，这在《大日本帝国宪法》中体现的很清楚，其所以将天皇立为国家之本，即在以西法维护日本民族及文明之本体。明治以来，日本竭力扶植神道为国家宗教，意义也在此。福泽在《文明论概略》中说“唯有汲取西洋文明才能巩固我国国体，为我皇统增光，这又何必踌躇呢？应该坚决汲取西洋文明。”
但是日本文明毕竟尚未充分成熟，特别是其作为岛国，在历史上与世隔绝；因此其突然面临现代工业化、列强纷争的世界，即恐慌，更被诱惑，
恐慌及诱惑促发其盲目的民族主义，而贸然、狂妄地投入列强分割世界之争战。日本民族被国力的迅速崛起及几场战争的胜利，冲昏了头。这是日本民族及文明不成熟之体现。于此，明治维新的政治家、思想家们，并不如中国洋务派领袖们；日本文明远不如中国文明深厚、成熟。如果说，晚清之失败、灭亡是宿命——命数已到，非人为所能救；但日本最终之败乃是自找自毁，其完全可以有另外的选择。福泽的思想显示了日本文明之的欠缺。
当时，中国学人对日本的明治维新即有批评，如改良派思想家王韬。王韬
18岁中秀才，在家乡设馆教书。其后长期为英国传教会效力，为其编译中英书籍，包括翻译《圣经》。他亦办报、办书局、作为主笔撰写政论，并主持书院。其熟悉中国古籍，亦精通西语。他中年游历欧洲各国，并在苏格兰居住三年，曾受邀到剑桥大学演讲。王韬也曾游历日本，并在英制香港居住二十年。其可谓通晓中西双方文明之学者。其晚年受洗，成为基督徒。王韬主张维新自强，提出“振兴中国，提倡西学”。其不仅不仅宣导学习西方的科技、工业、商业、教育、军事，也呼吁改革中国之政体，行立宪、立议会、君民共主。王韬洞察世事，并不算保守。他赞成明治维新的诸多变革，并认为中国应该学习，但是他对日本“全盘西化”、“脱亚入欧”却不认同，认为其“似乎不如中国的洋务新政‘中体西用’来得稳妥”，他批评之“不能先天性存在‘中’或者‘西’的区隔，而实在应该以‘善’与‘不善’作为标准：‘法茍择其善者而去其所不可者，则合之道矣。’”（马勇《从排斥到模仿：晚清官绅对明治维新的认知》）王韬可谓灼见，这一“善”字点出了明治维新的根本之欠缺。
我不否定福泽对日本于教育、思想启蒙、学习西方文明中的正面、积极的作用与贡献。但是他的“野蛮、半开化、文明”论、“脱亚入欧”论、“灭乎、遭灭乎”论，于日本于四邻都甚有害。1895年，日本于甲午战争中大胜中国，福泽喜极而泣，言“自去年以来，在大战中扬我国威于世界，使大日本帝国占据重要地位……实为难以置信之幸福，忆古思今，恍然如梦，唯感极而独自流泪耳。甲午战争等，皆为官民一致之胜利，其愉快、感激实难言表。我每每哭泣而言，只因长寿，才能见闻如此盛事……”。但近50年后，两颗原子弹爆炸于广岛、长崎，喜极乎，悲极乎？由甲午到1945，这是同一条道路。
3、在《文明论概略》中，为文明界定三种形态：“野蛮、半开化、文明”，其界定的标准是能否“知运用自己的智慧去发明创造”，以“开发幸福的源泉”。当然，他也说“归根结蒂，文明可以说是人类智德的进步”，这是对的，但是他在具体论述中则主要强调“智”——知识，因为“德”是不变得，没有“进步”所言；而人类的知识、智所发明的蒸汽机、汽车则是不断创新、进步的，且造福于人类。就“德”而言，东西方不相上下，信基督教的和信佛的，在道德上可达到同样的境界。但是“智”就不同了。他说“以日本人的智慧与西洋人两相比较，从文学、技术、商业、工业等最大的事物到最小的事物，从一数到百或数到千，没有一样能高于西洋，没有一样能和西洋相比拟的，并且也没有人敢和西洋较量一番的。”“谁能以排子车和火车相比，又谁能以日本刀和洋枪相比较呢？我们还在流行阴阳五行之说的时候，他们已经发现了六十个元素。我们还在以天文卜吉凶，他们已经制造了彗星历，并进而研究了太阳太阴的实质。我们认为人是居住在不动的平地上，他们已经知道地圆而且是转动的。我们认为我国是至尊的神洲，他们已经足迹遍于全世界，到处开辟疆土，建立了殖民地，政令商法之齐备，远比我们优越的东西很多。”“由此看来，目前我国所迫切需要的不是智慧是什么呢？这是学者应该深刻考虑的。”也就是说，日本从半开化走向文明，就是学习西方“智”——知识、科技、枪炮、商业、法律等等，而无关“德”。但这恰恰是福泽文明论的有害之处，其在日本现代文明化的进程中，抽调了“德”——即文明的内核“道义”。正是由于日本在现代化的进程及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抛弃了“德”——道义，由而失去了文明对“用”、“利”、“器”的制约，而走上现代野蛮之途，肆意发动战争，疯狂扩张，不仅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最终也几乎毁灭日本国家与民族。
智、知识、科技、工业，乃至现代管理、法律等等都是中性的，其可用于善，也可以用于恶。为什么说“道义”是文明的不可更变的内核，即在于要保障人类的智慧、科技、创造、发明等等，用于善，为人类造福，用于人类的共生，而非彼此的欺诈、争夺、杀戮。凡新科技、新工业的发明创造，都有的双面性，即可能为人类造福，但也可能危害人类及人类生存环境，因此当它们产生时，均要以“德”来审视，如何使之造福人类，同时充分考虑到其可能带来的危害，加以防范。在前工业革命，带来了现代化武器，当时欧洲的政治家门为之兴奋不已，却全然忽略了其危险性；他们像以往一样草率地发动战争，却未曾想到现代武器非人类带来如此惨重的灾难，其出乎当时所有政治家、思想家们的料想。二战结束后，人类才有了对现代战争、原子武器的认识，有了对之一定的警惕和防范。因此冷战期间，世界所幸未爆发原子战争。当今，人类文明面临智慧型机器为代表的一系列新科技的挑战，人类必需对之有“德”审视、限定和防范，绝不能将之当作文明的飞跃进步，全然接受。
在任何文明中，道义均是其核心价值，因为文明之目的是人类族群之“共生”，失去“德”之内核，“共生”即变为相欺相掠相杀。人类只有这一个星球，或依“道义”原则而共生，或因“灭”“戮”论而共同毁灭。如果是后者，人类的智与创造力再提升百倍又有何益？究两次世界大战之原因，即是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人的智慧、创造力、工业化、武器空前发展，但却未能建立相应的人类“共生”之道义原则与规范，反之列强各国却为欲为利为恶，强制、掠夺、侵占它国，最终导致彼此之残杀，并将整个世界卷入其中。在现代化的发展中，人们多见其带来的方便、利益，但是人们却忽略了其同时也是毁灭的力量，如果人们丧失警惕，对之没有相应的道义制约与规范，人类即跌入毁灭的陷阱。这就是福泽“文明论”之要害，也是日本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致命错误，其由此走上毁灭之途。
福泽在《自传》中说“只有人欲才是文明开化的元素，其欲愈多，心之动亦愈多；其欲愈大，其志亦愈大。”这样说是非常危险的。欲望是生命的动能，当然重要；但是欲望本身是荒蛮的，需要文明的规范和制约。孔子言“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古往今来，人类任何文明体系，其首要原则都是“禁忌”，此是人类群体共生之前提，否则就将彼此残杀罄尽。比如，性欲是人的最强大的欲望，乃欲望之根，为此人类各文明乃有对性地种种繁严禁忌。否则人类连近亲繁衍这一关都过不了。因为人类文明有对性的禁忌与节制，人的性欲望方转化为创造的动能，如宗教、科技、思想、文学、艺术等等。基督教文明之有如此巨大的创造力，对人欲之禁忌是重要原因，近代欧洲早期科学、思想、艺术产生于教会，文艺复兴是中世纪基督教结出的果实。美国国家管理之有效有序、政治之清廉，根于清教道德，对人欲的节制。没有文明的规范、道义的制约，人的欲望就将野蛮化。资本主义带来巨大的创造力，但也带来血汗工厂，贩卖黑奴、鸦片，掠夺、战争、侵略它国，屠杀、奴役土着等等。人欲如果没有节制，人即腐败、堕落，而这正是福泽深恶痛绝的。
福泽“文明论”的要害是其抽掉了文明的核心——道义。“脱亚入欧”，日本自诩是脱离野蛮，走向文明，实则相反，乃是抛弃道义，弱肉强食，走向现代野蛮：发动战争，残酷杀戮，掠夺、侵略、奴役它国它族。于西方文明，日本不仅学到了好的，更汲取了其最坏的一面——现代之野蛮，或说是野蛮的现代化，且变本加厉。悲哀的是，福泽及日本民族却认为，这就是进入文明。这里要说明，日本现代的野蛮化是对外的——对它国它族，而非针对本国人民；这是其与共产极权国家本质的不同。
福泽在早曾高呼民权、平等、自由、个人独立，但是当其看到这于现实相距甚远，即转向“国权”主义。如前所引，其言“日本政治之至大至重者，无外乎帝室。”“天然的自由民权论是正道,人为的国权论是权道。……现已无暇顾及正道, 故而我敢从权道”,人民要以“国权为重”，“拿出全心全意，抛弃个人利益，甚至生命。”
进而，福泽鼓动国权对外扩张、对中、朝进行的侵略战争。1874年，日军侵入台湾，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专条》，并向日本赔款50万两白银。福泽谕吉为之赞颂“终于迫使支那人拿出50万两白银的赔款，这对于国家来讲是件可喜可贺的事情。”“此次胜利，使我国国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第一次有了明确的内外之分，巩固了国家主义国体的根基，凭借这种国权扩张的余威，就可以平等地与西洋诸国打交道。”1882年，他在《兵论》中言：“如果支那最终不能独立而落于外国人手里，我日本人不可袖手旁观，也应该奋起共同逐鹿中原。”1883年，中法在越南爆发战争，福泽为之撰文《东洋的波兰》，演示日本与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其言“今天占领台湾全岛和福建省的一半，实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特别是福建、浙江沿海地区，在支那大明的末叶，一时为日本兵侵略之地，这是历史上鲜明的事实，这次在故地插上日本的国旗使之飘扬，可使日本国人得以满足。”1884年，他在《战争一旦发动就应有必胜之信念》中说“如支那的战争若不能取胜，我日本人自今后不但永远受支那凌辱，也会被世界各国所轻侮欺凌，最终不能保持国家的独立；如果打胜的话，则我日本的国威不仅可以炫耀于东方，也会令远方的欧美各国所敬畏。取消制外法权不必说，作为万事平等的文明富强国，会永远被东方奉为盟主。”“为了实现这一希望，我们的身家性命不足贵，愿直接进军北京决一死战；我们的财产也不足爱，愿全部充作军费。举日本全国之力即可达到目的。此次朝鲜事变若果真引发日支两国的战争，则我辈可以断言：日本必然胜利。”(《战争一旦发动就应有必胜之信念》。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福泽撰文称“今天的战争虽是日清两国之争，实际上却是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之战，……此非好战，乃是世界文明大势赋予日本的天职，是不得不为之也。日本的太阳旗尽早在北京城迎着晨风飘扬，四百余州的全图尽在文明的阳光普照之下，此等快事，我辈翘首以盼。”
侵吞朝鲜、征服中国是日本精英阶级在早既有的谋划。16世纪末，丰臣秀吉初步统一日本后，即提出“必图朝鲜、窥视中华”。德川幕府末期，佐藤信渊在《宇内混同秘策》亦设计先占领满洲，再征服中国，西侵东亚大陆与南侵东南亚并进的路线，1853年美国“黑舰事件”后，吉田松阴提出“失之于欧美，补偿于邻国”的“海外补偿论”。但这些尚是设想。随着明治维新的成功，国力的增长，其成为日本既定国策，更重要的是天皇新政通过鼓动民族主义，使之成为日本全民族之意志、之精神、之理想。国家政治一旦被打造为民族精神、意志，其便被无限放大，以致失控。因此，日本发动了战争，即不能停止下来，而是随着军队、人民“爱国热情”的高涨，战争不断升级扩大，甚至是军队、人民绑架政府，将战争推向毁灭的极端。问题是，福泽谕吉作为民权思想家，怎么会成为对外侵略战争的狂热鼓动者？他的爱国精神又是怎样“帮助”国家、民族走向毁灭之途？作为思想家、爱国者，福泽于此是很失败的。
太人，以防和犹太人通婚。。”希特勒的思想是建立在社会达尔文论基础上的，1923年希特勒在慕尼克的一次演说中说“大自然的全部工作是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剧烈斗争——强者统治弱者的永恒胜利。如果不是这样，整个大自然就只有衰亡。违背这个基本规律的国家也将衰亡。”因此他认定“国家的安全不能寄托于别人的恩赐上，历史总是在军刀上前进，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的世界。要生存、要尊严，就需要有强大的军备。”“我们的斗争只可能有两种结果：要么敌人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要么我们踏着敌人的尸体过去。”当时，德国民族之拥护纳粹，原因之一是民众普遍接受了社会进化论。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加之社会进化论即是纳粹主义，这与日本军国主义是一致的。
达尔文进化论是自然科学，但是将之挪到人类社会即是灾难；因为人类不是一般的自然生物，而是“人为”的结果。比如武器，是动物没有的，其是人的创造。因此动物间的生存竞争是有限的；而人握有武器，如果对之没有相应的“人为”制约——道义与规则，人类即会彼此残杀毁灭。更重要的是，
社会进化论强调的是“生存竞争”，这与早期资本主义的野蛮掠夺与扩张是一致的。而大自然生态的大法则是平衡、共生、彼此依存；竞争法则从属之。平衡、共生、彼此依存的生态一旦破坏，即毁灭之灾难即来临。近代以来，由于人类获得超自然的能力，且而唯图自身之欲望、利益、竞争、发展，而破坏了这个星球的生态平衡，大自然被人类掠夺摧毁殆尽，人类已是这个星球的灾难。自然生态的毁坏，最终将毁灭人自身。自然生物的演变、进化史以万年十万年为单位进行的，而人类要在“吾生”之年，人为地几何级数地推动人类的“竞争”、“进步”、“进化”，此乃是加速推进世界毁灭。
自然生态之平衡、共生、彼此依存是天道，“进化”“生存竞争”也对，但是寓于天道之中的小道，而“社会达尔文进化论”是人之妄道。人为欲望所驱动，欲望不可否定，其可创造文明，但前提是需有道义之制约，规则之限定，舍此人类生存之竞争即是彼此掠夺、残杀与毁灭。中国文明“仁道天下”、“天人合一”之道统合乎天道，为人类终极之“大真理”，可谓天不变，道亦不可变。
8
二战后，美国作为胜利国占领日本。麦克亚瑟作为统治者，强力改造日本，主要包括：
1、审判战犯。向世界宣示日本战争之罪，伸张道义，确立公正。
2、解除日本武装，遣散其军队。立宪，保障日本永不能发动战争——日本不得有军队。
3、打掉天皇是神、日本种族优越的神话。让裕仁天皇发表《人间宣言》，宣布自己不是神而是人，日本民族不优越于其它民族。
4、清洗右翼骨干。开展“公职追放”运动，将20万右翼骨干从政界、经济界、文化界、报界清洗除去。
5、解散财团。明治维新后，政府扶植起一批大财团，以在经济、金融上推行国家主义。麦克亚瑟解散了这些财团，以断日本再鼓动国家主义的财路。
6、政教分离。明治后，日本政府将神教打造为国家宗教，鼓动民族主义。麦克亚瑟废止了神道为国家宗教，实行宗教自由，政教分离。让神道回归民间，政府不得对之保护、资助，天皇亦不得参拜靖国神社。
7、改革教育。颁布新教育法。废除对学生进行民族主义、忠君爱国的思想灌输，以美国为榜样，以自由、和平、人权思想教育学生。
8、颁布和平宪法，确立民主制度。包括：A、改革天皇为本的国体，取消天皇总揽国家统治权。天皇仅为虚位。B、改革议会制度，取消贵族院，议会不再对天皇负责，民选参众两院议员。C、改革内阁。内阁官员不再由天皇任命；内阁由议会多数党组成。D、实行地方自治。地方官员由当地民选选出。E、给予妇女选举权。
麦克亚瑟的这些改革可归纳为五大项：1、使日本永远不能发动战争。2、解散中央集权。3、废止国家主义。4、解体民族主义。5、推行民主制度。
此五项正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立国之根本国策的反动。翻过来看，如果当初明治维新不迷信“弱肉强食”和战争，不对外侵略、扩张；不强化天皇制的中央集权；不鼓动扩张的民族主义；不搞国家主义；切实推行宪政，那麽这也就是麦克亚瑟的日本道路了。与其现在，何必当初呢？
麦克亚瑟改造日本之成功，关键所在是保留天皇，这也是他对日本、对文明的一个伟大贡献。不仅未审判天皇，而且维护了其荣誉，保留了其皇位，此于这场战争之灾难，于受害各国及人民——特别是中国，是很不公正的。但是，就当时之战争、政治之现实 。
－－原载《议报》
责任编辑：任慧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