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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明治维新背后的悲剧

——近代日本的歧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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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8年10月10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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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推行国家主义,那即需要建立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即建立全民所崇信的国家神话,这是推行国家主义的必要条件,为此方能凝聚民心,可使人民不计代价地为国家效力、奉献,乃是牺牲生命。没有人民对国家主义的自愿接受、甘心为之效力、奉献,国家主义则无法有效推行。国家主义的核心乃是凝聚全民之力量,由中央集权所支配。国家主义与民权对立,其将收纳民权为国权。建立不起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即不能捕获民心,使人民甘心情愿地服从国家,为之奉献、牺牲。现代集权国家均建立有相应的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比如希特勒德国的纳粹精神,日本军国的神道、武士道,苏联的共产主义,毛中国的“毛思想”等等。

民族国家(单一民族为主之国家)凝聚民心民力最得力最方便最有效的方式乃是鼓动民族主义,以民族主义为国家意识形态。在国家遭遇危难时——如外敌欺凌入侵,宣导民族主义,可以凝聚民心民力保卫国家。这是正义之举,天经地义。如果孙中山先生宣导三民主义,近现代中华民族百遭欺凌,“民族”自卫、自立、自强无可非议;以蒋介石先生为首的国民政府,高举“民族大义”之旗帜,组织全民顽强抗日,可歌可泣。前苏联是共产国家,以“马列”为国教,但是在卫国战争中,其之打败德国依靠的是传统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爱国精神,而非“马列主义”。但是民族主义也是危险的,其是基于血缘的非理性情感,如果没有道义的制约,即是毁灭性的邪恶、盲目之暴力。德国纳粹即是民族主义之极端,其将德意志民族主义推至雅利安种族主义;“民族”尚具有文明之历史、文化元素,而“种族”则是纯生物性。

民族主义、种族优越是希特勒兴起及纳粹德国侵略扩张的精神核武器。十九世纪末,日本发动的一系列野蛮侵略战争,原动力也是民族主义,日本是神国,日本民族是神的后裔,天皇是神,由此日本有理由发动战争、统治它国。

基于人类生存的现实,民族主义不可否定,但是需有文明之制约,要以天下“仁道”、“公正”为前提,否则其就将走上邪恶。蒋介石先生领导中国民族抗战八年,但战后却以德报怨,放弃日本赔款,此即“仁道”天下;反之,自明治维新,日本唤起的民族主义却步入邪恶,不断发动战争,掠夺侵占它国,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

日本传统主流意识是儒家与佛教之思想伦理。儒家以民为本,佛教乃是弃欲遁空,二者均不能支持国家主义。因此,欲实行国家主义,就需要建立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即建立崇拜日本国家、民族的神话。明治维新运动中,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将日本原始宗教神道,改造为国家、民族神话,作为全民信奉的国家意识形态——国家神道,以鼓动民族主义。

神道本是泛神自然崇拜,是日本本土民间简朴的宗教信仰。日本神道作为原始宗教,是未发展起来的初级宗教,属于民间文化。其崇拜的物件及信仰观念庞杂、混乱——号称有800万神,无经典、无宗主、无教义、无戒规,不成系统,无以组织国家、社会。正是因为神道本身之欠缺,日本才需要引入儒家思想伦理与佛教作为国家、社会的主导意识。但是要日本要鼓动民族主义,以外来思想为国家主导意识显然不行,因此明治新政需要将本土原生宗教神道打造为国家宗教,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明治元年(1868年)正月,明治天皇下诏宣布太政复古;同时即设置“神祇事务科”——后改为“神祇官”,后再改为教部省。同年10月,明治天皇亲祭冰川神社并下诏宣布祭政一致:“诏崇神社重祭祀皇国之大典政教基本。然中世以降,政道渐率,祀典不举,遂驯致纲纪不振。朕慨之方今更始只秋,新置东京亲临视政,将先兴祀典张纲纪,以复祭政一致之道也。”

1869年6月,明治天皇举行亲祭仪式,宣布“祭政一致,皇道兴隆”。此表明神道为国家宗教,政教一体。明治二年12月,皇宫内建成新神殿,供奉八神、天神地祇和历代皇灵。1870年1月3日,在新神殿中举行天皇亲祭,并发布《镇祭诏》:“朕恭惟大祖创业,崇敬神明,爱抚苍生,祭政一致,所由来远矣。朕以寡弱夙承圣绪,日夜怵慯惧天职之或亏,乃祗镇祭天神地祇八神曁列皇神灵于神祇官,以申孝敬庶几,使亿兆有所矜式。”次月,明治天皇作大教宣布诏书:“朕恭惟天神天祖,立极垂统;列皇相承,継之述之。祭政一致,亿兆同心。治教明于上,风俗美于下。而中世以降,时有污隆,道有顕晦,治教之不洽也久矣。今也,天运回圈,百度维新,宜明治教,以宣扬惟神大道也。因新命宣教使,以布教天下。汝群臣众庶,其体斯旨。”

1872年,政府任命神官、僧侣充任教导职。同年4月,教部省下达下达“三条教则”:一、以敬神爱国为本;二、明天理人道之事;三、奉戴皇上,遵守朝旨。以此作为国家神道的宗旨。显然“敬神”、“爱国”、奉戴“天皇”,三位一体,为国家之主导精神。

神道被打造为日本国教,这在日本维新运动中,是非常重要之事,其意义不下于立宪。其以天皇为在世神,至高无上,万世一系,政教合一。神道宣扬,日本是神国,天皇是天孙降世,代表神,大和民族是“神裔子孙”,是世界最优秀的民族,应统治世界。尽管1889年颁布的《大替本帝国宪法》规定,“臣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但事实上神道仍是国教,主导国家意识形态,直至1945。

自明治维新至二战结束,神道碑称作国家神道。“国家神道”这个专用语充分说明,神道为国家宗教。日本学者村上重良先生论述,所谓国家神道,“是近代天皇制国家编造的国家宗教”,“是把神社神道和皇室神道结合起来,以宫廷祭祀为基础,将(伊势)神宫和神社的祭祀拼凑起来而形成的。”(引自郭冬梅《明治末期的神社整理与国家神道》)

为保障全民尊崇神道,明治政府将祭奠提升为国家行为,除天皇要主持每年的各种国家祭典外,且实行“一村一神社”制,国民均为“氏子”——天皇之子孙,崇拜神道为日本国民之义务。政府规定,每个教室里要悬挂天皇的“御真影”,师生每天清晨敬拜,并背诵《教育敕语》,忠君爱国为教育的主导思想,臣民需要为天皇、国家尽忠。明治维新,日本首次建立国家宗教,以国家力量建议统一的意识形态,并对全民进行强制性国家意识意识形态灌输。自明治,至二战结束,日本民众之所以如此效忠于天皇与国家,日本军人如此英勇,这是重要原因。

传统上,日本神社都是民间神社,没有国家神社。1869年,明治天皇喻诏,建东京招魂社,以祭奠维新时期为天皇捐躯的数千反幕武士。1879年,其改名为靖国神社,以祭奠为国牺牲的军人。靖国神社由国家管理并支付费用,以天皇为首的政府官员每年都要到靖国神社参拜护国英灵,直至1945年。

为了确保神道作为国家宗教的统治,明治元年天皇颁布《神佛判然令》,以将佛教从神道中分离出去。其后日本全国即爆发灭佛运动——废佛毁释,各地纷纷捣毁寺庙、焚烧佛像、佛经、法器,没收寺院产业,大批僧侣被迫还俗,逼迫佛教徒写“誓文血书”,改信神道。造成日本空前的佛教迫害和浩劫。这和中国文革为造毛为神,而爆发全国破四旧运动类似。欲立新神,需捣毁旧神。

1944年,神祇院发布的《神社本义》充分体现了神道、天皇、国家、臣民彼此之关系,其阐述的国家神道教义:“惟帝国,乃皇祖天照大神肇造之国,其神裔万世一系之天皇,承皇祖神敕,自远古至永世而为治。此乃万邦无比之我国之国体。……历代天皇与皇祖常为一体,以现世之神统御世间,垂宏大无边之圣德,国民浴此仁慈皇恩,亿兆一心,奉圣旨,继祖志,奉戴历代天皇,发挥忠孝之美德,形成君民一致,无与伦比之一大家族国家,延续无穷不绝之国家生命,蓬勃发展。此乃我国体之精华。基于此万世不易之国体,肇自太古,通于无穷,施之中外而不悖之道者,乃此惟神之大道也。然以最庄严尊贵之姿体现此惟神大道者,惟有神社。以伊势神宫为首,坐镇各地之神社,乃是显现我尊严国体,永久镇护皇国者也。”

建立民族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是明治维新的重要内容,甚至可以说是明治维新三大政治任务之一,另两大任务是统一国家、建立中央集权。此三者的完成,标志日本成为现代集权国家。

将神道打造为国家宗教,建立民族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就操作,日本做得很是成功。其让举国民众欣然信奉,效忠天皇、国家,无条件尽力、奉献、乃至牺牲生命。特别是,明治前日本人的国家观念淡薄,因为是封建制,人们效忠的是领主,而非国家。民族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确鼓舞了日本国民,举国奋发,迅速提高了国力,但着眼长久,这是很有害的,是将国家和人民推向毁灭之路。纳粹德国、共产国家,也都是人为地打造国家意识形态,将国家带向灾难。广义而言,其具有政教合一的性质。具体而言,其让国民之精神、信仰、道德服务于国家之政治。政治则是现实的、暂短的、变化的,此一时彼一时,而且可能是错误的;精神、信仰、道德则是民族漫长生存史凝聚、升华的观念、准则、规范,是永久的。让后者服务于前者是自断民族、国家之未来,以赌博当下。而且,政治一旦成为精神信仰,就会失去现实感,而盲动妄行。我们看到,当日本军人、国民的民族主义、爱国热情煽动起来后,就成为不可控的盲目力量,以致政府亦不可抑制。这是日本不断发动、扩大战争,以致疯狂的原因。如果不是美国、中国之仁义,日本既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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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非常善于学习的民族。近代,日本对于西方科学、技术、工业、办学、现代管理等等,竭力学习,很是到位,加之日本人的勤奋、严谨、图强,许多方面可谓是出于蓝而胜于蓝。明治维新学习西方,目的是富国强军,即西学是“用”是“术”,强日乃是“本”。

明治维新,日本将西方的科技、工业、法治作为“用”“术”,但是其在向西方学习中,有一点是作为“本”而接受的,这就是“社会进化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日本将之作为人类之真理,民族图存之本,其立于世界根本之法则。“进化论”在自然科学中,是一种科学观;但是挪用于人类文明则是野蛮的,其是动物法则,是反文明的。不幸的是,明治维新将之作为日本民族立世之本。明治维新此抉择,说明日本文明是不成熟的,未出脱于野蛮。

日本作为一个孤立的岛国,在十九世纪中叶之前,基本是与世隔绝,缺少天下意识。当其国门被强行打开,所面临的又是弱肉强食的时代,因此即简单地接受了“进化论”,将之作为日本图存之本。福泽谕吉于《通俗国权论》中言“置身此禽兽世界之中,终须诉诸一道,即决死之兽力也。质言之,戮乎、遭戮乎,前路仅此而已;此语绝非妄言。 一人处世之道是为如此,万国交往之道亦无甚别”“列国交往之实,无非争权夺利而已。……百卷万国公法非比数门大炮,几册和平条约不如一筐弹药。大炮弹药者,器也,可将万般有理化为无理也。……列国交往之道,灭乎、遭灭乎,前路仅此而已,此言亦不谬也。”故此,日本必须维新图强,成为虎狼之国,“灭它”,而免“遭灭”。

《脱亚论》虽然仅是福泽谕吉的一篇短文,但是自明治维新,富国强军,晋身西方列强之列,一争天下,称霸一方,便是日本的主体意识,上至天皇、精英,下至平民,其乃举国全民族之意志。如《脱亚论》所言“作为当今之策,我国不应犹豫,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 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

福泽谕吉可谓日本近代精神之父。早期,其介绍西方社会、思想、文化,启蒙日本国民,积极宣导民权: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个人独立。但是随着日本维新变革的成功及膨胀,福泽转向国家主义,鼓动对外的扩张和侵略。

作为思想家福泽是短浅的,日人称福泽的学问是“实学”,也就是福泽看重的是当下之实际。福泽处于人类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的大动荡时代,其被西方工业文明的种种“进步”所征服,忽略了道义乃不可颠覆的文明之内核,由而也就忽视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野蛮、反文明的一面,以至他将“现代之野蛮”也当作文明与进步。这是他的欠缺。他的代表著作《文明论概略》的基本观念:“野蛮、半开化、文明”论即属此误。

福泽的文明观起码有三个根本性错误:

1、以西方现代文明作为标准,衡量、要求各国家、民族之文明。《文明论概略》有一章,标题即“以西洋文明为目标”。如此,西方现代文明即是界定文明的唯一尺度、标准,如是除西洋现代文明之外,人类即无文明,均属野蛮,至多是半开化。即使是西方思想家也从不敢这样说。文明乃是人类族群的共生形态,其是在漫长的时间中,由经验积累所逐渐形成的,包括语言、信仰、社会组织、行为规范、经济方式、生活方式等等。不同的地域、气候、种族、时代,文明体格不同。不能说埃及、玛雅、中国文明不是文明;也不能说现代欧洲文明是文明,中世纪欧洲就不是文明;再,传统的自然农业文明与现代工商业文明,根于人类不同的生存形态,为全然不同的文明体系,二者没有可比性;怎么可以用后者衡量、要求前者?传统世代依靠双手劳作的农人与华尔街的金融家怎么比较呢?前者是半开化,后者是文明?二者处于不同的时代、不同文明体系中,无比较性。进行此种比较是荒谬,以后者衡量、要求前者本身更是蛮横。

2、福泽没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只是简单地接受了现代西方文明的观念。将人类历史及文明看作是直线的,不断发展、进步的,这是欧洲启蒙主义的思想,福泽接受了此思想,因此才有“野蛮、半开化、文明”之说。“进步”论的思想之要害,在于其对“文明”的否定性与虚无,今天否定昨天,明天否定今天,而等在前面的“进步”则是虚的,尚未验证的,其可能真是进步,但也可能是陷阱是毁灭。其时,福泽身在落后的日本,前面尚有现代西方文明为榜样,可学习追随;但是如果他就是当时的欧洲人,又该如何?他前面的更“进步”更“文明”是什么?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后的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等等。文明是人类群体共生之延伸,其是自成体系的生命体,有偶然之形成、也有衰亡之宿命;有生长、繁盛,也有衰落、腐朽;其可能胜利辉煌,但也可能挫败、被消灭。人是宿命的,民族是宿命的,文明也是。文明一旦形成,便有内在文明基因之限定,其发展、进步均在限定之内。比如基督教文明,基督信仰即是其文明重要之基因,欧洲文艺复兴之辉煌乃是其中世纪基督教信仰所结出果实,如果基督教信仰所储备的能量耗尽,对基督的信仰死亡,基督教文明即灭亡。福泽激烈抨击晚清之腐朽腐败,就腐朽腐败本身,他的抨击是对的。只是他的判断是错误的,当时中国腐朽腐败并非是中国文明仅是“半开化”;中国文明是自圆的完整文明体系,甚至可以说是工业化之前,人类最好最健全,发展到极致的农业文明体系,以致其再没有发展、改革、进步的空间,除非全盘打碎它。晚清之腐朽腐败,一是因为中国文明本身发展到了极致,进入了晚期;二是因为当时清朝已有两百多年,进入了一个王朝的末期;三是清朝是少数且落后的满族统治,满人自身的文明力量不足。作为统治提团,其在人数上,文明素养上——特别是精英阶级,均陷入困境无力统治庞大的中国,更不要说领导中国之变革、奋进;其所有的心思和力量均用于如何维持住满族的政权。

明治维新之成功,意识因为日本文明本身尚未发展充分,尚有较大的改变、发展的空间;二是因为明治政权是新生政权;三是日本是单一民族,处于当时弱肉强食的国际背景,其不团结也可团结,不奋发也必奋发。明治维新尽管竭力学习西方,但是其所维护的终究是日本民族与其文明,这在《大日本帝国宪法》中体现的很清楚,其所以将天皇立为国家之本,即在以西法维护日本民族及文明之本体。明治以来,日本竭力扶植神道为国家宗教,意义也在此。福泽在《文明论概略》中说“唯有汲取西洋文明才能巩固我国国体,为我皇统增光,这又何必踌躇呢?应该坚决汲取西洋文明。”

但是日本文明毕竟尚未充分成熟,特别是其作为岛国,在历史上与世隔绝;因此其突然面临现代工业化、列强纷争的世界,即恐慌,更被诱惑,

恐慌及诱惑促发其盲目的民族主义,而贸然、狂妄地投入列强分割世界之争战。日本民族被国力的迅速崛起及几场战争的胜利,冲昏了头。这是日本民族及文明不成熟之体现。于此,明治维新的政治家、思想家们,并不如中国洋务派领袖们;日本文明远不如中国文明深厚、成熟。如果说,晚清之失败、灭亡是宿命——命数已到,非人为所能救;但日本最终之败乃是自找自毁,其完全可以有另外的选择。福泽的思想显示了日本文明之的欠缺。

当时,中国学人对日本的明治维新即有批评,如改良派思想家王韬。王韬

18岁中秀才,在家乡设馆教书。其后长期为英国传教会效力,为其编译中英书籍,包括翻译《圣经》。他亦办报、办书局、作为主笔撰写政论,并主持书院。其熟悉中国古籍,亦精通西语。他中年游历欧洲各国,并在苏格兰居住三年,曾受邀到剑桥大学演讲。王韬也曾游历日本,并在英制香港居住二十年。其可谓通晓中西双方文明之学者。其晚年受洗,成为基督徒。王韬主张维新自强,提出“振兴中国,提倡西学”。其不仅不仅宣导学习西方的科技、工业、商业、教育、军事,也呼吁改革中国之政体,行立宪、立议会、君民共主。王韬洞察世事,并不算保守。他赞成明治维新的诸多变革,并认为中国应该学习,但是他对日本“全盘西化”、“脱亚入欧”却不认同,认为其“似乎不如中国的洋务新政‘中体西用’来得稳妥”,他批评之“不能先天性存在‘中’或者‘西’的区隔,而实在应该以‘善’与‘不善’作为标准:‘法茍择其善者而去其所不可者,则合之道矣。’”(马勇《从排斥到模仿:晚清官绅对明治维新的认知》)王韬可谓灼见,这一“善”字点出了明治维新的根本之欠缺。

我不否定福泽对日本于教育、思想启蒙、学习西方文明中的正面、积极的作用与贡献。但是他的“野蛮、半开化、文明”论、“脱亚入欧”论、“灭乎、遭灭乎”论,于日本于四邻都甚有害。1895年,日本于甲午战争中大胜中国,福泽喜极而泣,言“自去年以来,在大战中扬我国威于世界,使大日本帝国占据重要地位……实为难以置信之幸福,忆古思今,恍然如梦,唯感极而独自流泪耳。甲午战争等,皆为官民一致之胜利,其愉快、感激实难言表。我每每哭泣而言,只因长寿,才能见闻如此盛事……”。但近50年后,两颗原子弹爆炸于广岛、长崎,喜极乎,悲极乎?由甲午到1945,这是同一条道路。

3、在《文明论概略》中,为文明界定三种形态:“野蛮、半开化、文明”,其界定的标准是能否“知运用自己的智慧去发明创造”,以“开发幸福的源泉”。当然,他也说“归根结蒂,文明可以说是人类智德的进步”,这是对的,但是他在具体论述中则主要强调“智”——知识,因为“德”是不变得,没有“进步”所言;而人类的知识、智所发明的蒸汽机、汽车则是不断创新、进步的,且造福于人类。就“德”而言,东西方不相上下,信基督教的和信佛的,在道德上可达到同样的境界。但是“智”就不同了。他说“以日本人的智慧与西洋人两相比较,从文学、技术、商业、工业等最大的事物到最小的事物,从一数到百或数到千,没有一样能高于西洋,没有一样能和西洋相比拟的,并且也没有人敢和西洋较量一番的。”“谁能以排子车和火车相比,又谁能以日本刀和洋枪相比较呢?我们还在流行阴阳五行之说的时候,他们已经发现了六十个元素。我们还在以天文卜吉凶,他们已经制造了彗星历,并进而研究了太阳太阴的实质。我们认为人是居住在不动的平地上,他们已经知道地圆而且是转动的。我们认为我国是至尊的神洲,他们已经足迹遍于全世界,到处开辟疆土,建立了殖民地,政令商法之齐备,远比我们优越的东西很多。”“由此看来,目前我国所迫切需要的不是智慧是什么呢?这是学者应该深刻考虑的。”也就是说,日本从半开化走向文明,就是学习西方“智”——知识、科技、枪炮、商业、法律等等,而无关“德”。但这恰恰是福泽文明论的有害之处,其在日本现代文明化的进程中,抽调了“德”——即文明的内核“道义”。正是由于日本在现代化的进程及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抛弃了“德”——道义,由而失去了文明对“用”、“利”、“器”的制约,而走上现代野蛮之途,肆意发动战争,疯狂扩张,不仅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最终也几乎毁灭日本国家与民族。

智、知识、科技、工业,乃至现代管理、法律等等都是中性的,其可用于善,也可以用于恶。为什么说“道义”是文明的不可更变的内核,即在于要保障人类的智慧、科技、创造、发明等等,用于善,为人类造福,用于人类的共生,而非彼此的欺诈、争夺、杀戮。凡新科技、新工业的发明创造,都有的双面性,即可能为人类造福,但也可能危害人类及人类生存环境,因此当它们产生时,均要以“德”来审视,如何使之造福人类,同时充分考虑到其可能带来的危害,加以防范。在前工业革命,带来了现代化武器,当时欧洲的政治家门为之兴奋不已,却全然忽略了其危险性;他们像以往一样草率地发动战争,却未曾想到现代武器非人类带来如此惨重的灾难,其出乎当时所有政治家、思想家们的料想。二战结束后,人类才有了对现代战争、原子武器的认识,有了对之一定的警惕和防范。因此冷战期间,世界所幸未爆发原子战争。当今,人类文明面临智慧型机器为代表的一系列新科技的挑战,人类必需对之有“德”审视、限定和防范,绝不能将之当作文明的飞跃进步,全然接受。

在任何文明中,道义均是其核心价值,因为文明之目的是人类族群之“共生”,失去“德”之内核,“共生”即变为相欺相掠相杀。人类只有这一个星球,或依“道义”原则而共生,或因“灭”“戮”论而共同毁灭。如果是后者,人类的智与创造力再提升百倍又有何益?究两次世界大战之原因,即是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人的智慧、创造力、工业化、武器空前发展,但却未能建立相应的人类“共生”之道义原则与规范,反之列强各国却为欲为利为恶,强制、掠夺、侵占它国,最终导致彼此之残杀,并将整个世界卷入其中。在现代化的发展中,人们多见其带来的方便、利益,但是人们却忽略了其同时也是毁灭的力量,如果人们丧失警惕,对之没有相应的道义制约与规范,人类即跌入毁灭的陷阱。这就是福泽“文明论”之要害,也是日本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致命错误,其由此走上毁灭之途。

福泽在《自传》中说“只有人欲才是文明开化的元素,其欲愈多,心之动亦愈多;其欲愈大,其志亦愈大。”这样说是非常危险的。欲望是生命的动能,当然重要;但是欲望本身是荒蛮的,需要文明的规范和制约。孔子言“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古往今来,人类任何文明体系,其首要原则都是“禁忌”,此是人类群体共生之前提,否则就将彼此残杀罄尽。比如,性欲是人的最强大的欲望,乃欲望之根,为此人类各文明乃有对性地种种繁严禁忌。否则人类连近亲繁衍这一关都过不了。因为人类文明有对性的禁忌与节制,人的性欲望方转化为创造的动能,如宗教、科技、思想、文学、艺术等等。基督教文明之有如此巨大的创造力,对人欲之禁忌是重要原因,近代欧洲早期科学、思想、艺术产生于教会,文艺复兴是中世纪基督教结出的果实。美国国家管理之有效有序、政治之清廉,根于清教道德,对人欲的节制。没有文明的规范、道义的制约,人的欲望就将野蛮化。资本主义带来巨大的创造力,但也带来血汗工厂,贩卖黑奴、鸦片,掠夺、战争、侵略它国,屠杀、奴役土著等等。人欲如果没有节制,人即腐败、堕落,而这正是福泽深恶痛绝的。

福泽“文明论”的要害是其抽掉了文明的核心——道义。“脱亚入欧”,日本自诩是脱离野蛮,走向文明,实则相反,乃是抛弃道义,弱肉强食,走向现代野蛮:发动战争,残酷杀戮,掠夺、侵略、奴役它国它族。于西方文明,日本不仅学到了好的,更汲取了其最坏的一面——现代之野蛮,或说是野蛮的现代化,且变本加厉。悲哀的是,福泽及日本民族却认为,这就是进入文明。这里要说明,日本现代的野蛮化是对外的——对它国它族,而非针对本国人民;这是其与共产极权国家本质的不同。

福泽在早曾高呼民权、平等、自由、个人独立,但是当其看到这于现实相距甚远,即转向“国权”主义。如前所引,其言“日本政治之至大至重者,无外乎帝室。”“天然的自由民权论是正道,人为的国权论是权道。……现已无暇顾及正道, 故而我敢从权道”,人民要以“国权为重”,“拿出全心全意,抛弃个人利益,甚至生命。”

进而,福泽鼓动国权对外扩张、对中、朝进行的侵略战争。1874年,日军侵入台湾,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专条》,并向日本赔款50万两白银。福泽谕吉为之赞颂“终于迫使支那人拿出50万两白银的赔款,这对于国家来讲是件可喜可贺的事情。”“此次胜利,使我国国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第一次有了明确的内外之分,巩固了国家主义国体的根基,凭借这种国权扩张的余威,就可以平等地与西洋诸国打交道。”1882年,他在《兵论》中言:“如果支那最终不能独立而落于外国人手里,我日本人不可袖手旁观,也应该奋起共同逐鹿中原。”1883年,中法在越南爆发战争,福泽为之撰文《东洋的波兰》,演示日本与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其言“今天占领台湾全岛和福建省的一半,实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特别是福建、浙江沿海地区,在支那大明的末叶,一时为日本兵侵略之地,这是历史上鲜明的事实,这次在故地插上日本的国旗使之飘扬,可使日本国人得以满足。”1884年,他在《战争一旦发动就应有必胜之信念》中说“如支那的战争若不能取胜,我日本人自今后不但永远受支那凌辱,也会被世界各国所轻侮欺凌,最终不能保持国家的独立;如果打胜的话,则我日本的国威不仅可以炫耀于东方,也会令远方的欧美各国所敬畏。取消制外法权不必说,作为万事平等的文明富强国,会永远被东方奉为盟主。”“为了实现这一希望,我们的身家性命不足贵,愿直接进军北京决一死战;我们的财产也不足爱,愿全部充作军费。举日本全国之力即可达到目的。此次朝鲜事变若果真引发日支两国的战争,则我辈可以断言:日本必然胜利。”(《战争一旦发动就应有必胜之信念》。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福泽撰文称“今天的战争虽是日清两国之争,实际上却是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之战,……此非好战,乃是世界文明大势赋予日本的天职,是不得不为之也。日本的太阳旗尽早在北京城迎著晨风飘扬,四百余州的全图尽在文明的阳光普照之下,此等快事,我辈翘首以盼。”

侵吞朝鲜、征服中国是日本精英阶级在早既有的谋划。16世纪末,丰臣秀吉初步统一日本后,即提出“必图朝鲜、窥视中华”。德川幕府末期,佐藤信渊在《宇内混同秘策》亦设计先占领满洲,再征服中国,西侵东亚大陆与南侵东南亚并进的路线,1853年美国“黑舰事件”后,吉田松阴提出“失之于欧美,补偿于邻国”的“海外补偿论”。但这些尚是设想。随着明治维新的成功,国力的增长,其成为日本既定国策,更重要的是天皇新政通过鼓动民族主义,使之成为日本全民族之意志、之精神、之理想。国家政治一旦被打造为民族精神、意志,其便被无限放大,以致失控。因此,日本发动了战争,即不能停止下来,而是随着军队、人民“爱国热情”的高涨,战争不断升级扩大,甚至是军队、人民绑架政府,将战争推向毁灭的极端。问题是,福泽谕吉作为民权思想家,怎么会成为对外侵略战争的狂热鼓动者?他的爱国精神又是怎样“帮助”国家、民族走向毁灭之途?作为思想家、爱国者,福泽于此是很失败的。

太人,以防和犹太人通婚。。”希特勒的思想是建立在社会达尔文论基础上的,1923年希特勒在慕尼克的一次演说中说“大自然的全部工作是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剧烈斗争——强者统治弱者的永恒胜利。如果不是这样,整个大自然就只有衰亡。违背这个基本规律的国家也将衰亡。”因此他认定“国家的安全不能寄托于别人的恩赐上,历史总是在军刀上前进,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的世界。要生存、要尊严,就需要有强大的军备。”“我们的斗争只可能有两种结果:要么敌人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要么我们踏着敌人的尸体过去。”当时,德国民族之拥护纳粹,原因之一是民众普遍接受了社会进化论。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加之社会进化论即是纳粹主义,这与日本军国主义是一致的。

达尔文进化论是自然科学,但是将之挪到人类社会即是灾难;因为人类不是一般的自然生物,而是“人为”的结果。比如武器,是动物没有的,其是人的创造。因此动物间的生存竞争是有限的;而人握有武器,如果对之没有相应的“人为”制约——道义与规则,人类即会彼此残杀毁灭。更重要的是,

社会进化论强调的是“生存竞争”,这与早期资本主义的野蛮掠夺与扩张是一致的。而大自然生态的大法则是平衡、共生、彼此依存;竞争法则从属之。平衡、共生、彼此依存的生态一旦破坏,即毁灭之灾难即来临。近代以来,由于人类获得超自然的能力,且而唯图自身之欲望、利益、竞争、发展,而破坏了这个星球的生态平衡,大自然被人类掠夺摧毁殆尽,人类已是这个星球的灾难。自然生态的毁坏,最终将毁灭人自身。自然生物的演变、进化史以万年十万年为单位进行的,而人类要在“吾生”之年,人为地几何级数地推动人类的“竞争”、“进步”、“进化”,此乃是加速推进世界毁灭。

自然生态之平衡、共生、彼此依存是天道,“进化”“生存竞争”也对,但是寓于天道之中的小道,而“社会达尔文进化论”是人之妄道。人为欲望所驱动,欲望不可否定,其可创造文明,但前提是需有道义之制约,规则之限定,舍此人类生存之竞争即是彼此掠夺、残杀与毁灭。中国文明“仁道天下”、“天人合一”之道统合乎天道,为人类终极之“大真理”,可谓天不变,道亦不可变。

8

二战后,美国作为胜利国占领日本。麦克亚瑟作为统治者,强力改造日本,主要包括:

1、审判战犯。向世界宣示日本战争之罪,伸张道义,确立公正。

2、解除日本武装,遣散其军队。立宪,保障日本永不能发动战争——日本不得有军队。

3、打掉天皇是神、日本种族优越的神话。让裕仁天皇发表《人间宣言》,宣布自己不是神而是人,日本民族不优越于其它民族。

4、清洗右翼骨干。开展“公职追放”运动,将20万右翼骨干从政界、经济界、文化界、报界清洗除去。

5、解散财团。明治维新后,政府扶植起一批大财团,以在经济、金融上推行国家主义。麦克亚瑟解散了这些财团,以断日本再鼓动国家主义的财路。

6、政教分离。明治后,日本政府将神教打造为国家宗教,鼓动民族主义。麦克亚瑟废止了神道为国家宗教,实行宗教自由,政教分离。让神道回归民间,政府不得对之保护、资助,天皇亦不得参拜靖国神社。

7、改革教育。颁布新教育法。废除对学生进行民族主义、忠君爱国的思想灌输,以美国为榜样,以自由、和平、人权思想教育学生。

8、颁布和平宪法,确立民主制度。包括:A、改革天皇为本的国体,取消天皇总揽国家统治权。天皇仅为虚位。B、改革议会制度,取消贵族院,议会不再对天皇负责,民选参众两院议员。C、改革内阁。内阁官员不再由天皇任命;内阁由议会多数党组成。D、实行地方自治。地方官员由当地民选选出。E、给予妇女选举权。

麦克亚瑟的这些改革可归纳为五大项:1、使日本永远不能发动战争。2、解散中央集权。3、废止国家主义。4、解体民族主义。5、推行民主制度。

此五项正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立国之根本国策的反动。翻过来看,如果当初明治维新不迷信“弱肉强食”和战争,不对外侵略、扩张;不强化天皇制的中央集权;不鼓动扩张的民族主义;不搞国家主义;切实推行宪政,那麽这也就是麦克亚瑟的日本道路了。与其现在,何必当初呢?

麦克亚瑟改造日本之成功,关键所在是保留天皇,这也是他对日本、对文明的一个伟大贡献。不仅未审判天皇,而且维护了其荣誉,保留了其皇位,此于这场战争之灾难,于受害各国及人民——特别是中国,是很不公正的。但是,就当时之战争、政治之现实 。

--原载《议报》

责任编辑:任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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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10 8:0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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