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10月11日讯】海耶克小凯因斯十六岁。当他于一九三一年由维也纳前往英国，应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之聘担任教授的时候，一场影响后世甚为巨大的凯因斯革命正在酝酿。海耶克也就很自然地躬逢其盛。但由于他的见解与凯因斯的相反，终于引起了一场颇为热烈的辩论。
一九七二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希克斯（J. R. Hicks）对于这场辩论，曾在一九六七年如此说：“当一九三零年代之经济分析史被写成时，在这场戏中（这确实是一场相当可看的戏）的一位主角是海耶克教授。海耶克的经济著作—我不讨论他后期在政治理论与社会学方面的著作—不多是现今学生所不知的；今天许多人都不记得海耶克的新理论曾一度是凯因斯的新理论之主要劲敌。谁的理论对呢？凯因斯的，还是海耶克的？”在当时显然是凯因斯胜利了，而且胜得很彻底，成为一九三零年代之后的主导理论。无怪乎，希克斯要说那是一个凯因斯时代了。
那么，海耶克此后的遭遇又如何呢？他在一九七九年五月七日接受《纽约时报》的访问时曾这样表示：“我在一九三零年代已是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接着却发生了两件事：一为凯因斯迥然不同之分析的成功，二为我写出《到奴役之路》一书，使人增加对我的厌恶。由于这本书在我同仁中是如此不受欢迎，三十年来，我的声誉就一直在下降，仅在过去十年才开始恢复，一九七四年获颁诺贝尔奖，可说就是这种声誉好转的象征。”
究竟海耶克对一九三零年代世界经济大恐慌的看法如何呢？为何不被认同呢？
我们知道，凯因斯认为当时世界经济之所以萧条、失业之所以众多，基本上是由于社会中总合需要的不足；而所谓总合需要之不足，则由工人于充分就业时按当时之工资率所可收到的工资总额来决定，如总合需要不若工资总额之多，就是总合需要的不足。这就使社会可能制成的产量不能全部销售，结果就引起经济衰退，以至萧条。这时唯有由政府采取通货膨胀政策，才能将这种逆势扭转过来。
海耶克则不以为然。他认为众多失业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劳动（以及其它生产要素）在各业（及各地）之间的分配与对其产品之需要的分配之间不能协调。这种不能相互协调的现象，是因“相对”价格与工资之体系受到扭曲所引起的。这只有将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加以调整之后才能改正。也就是说，在各经济部门中，所有各种价格与工资都须遵照由供给与需要相等的原则而决定。换言之，失业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各种在自由市场与稳定货币之下，所自行产生的均衡价格与工资发生偏差之所致。这种偏差是不能以通货膨胀来改正的；而且相反的，运用通货膨胀只会使失业更为增多。
为何我们不能运用通货膨胀来使失业减少呢？原因有二：第一、为了达成这种目的，通货膨胀必须经常迅速进行；通货膨胀一旦加速推行，则最后必会到达一种程度，使价格经济制度无法有秩序地运作下去。第二、最重要的，在长期间，这种膨胀就使失业不得不大量增加，以致超过了通货膨胀原来所想要消除的数量。一般的论调是通货膨胀不过是将社会生产数量重新分配而已，而失业则会减少社会生产的数量，所以害处较轻。海耶克认为这种论调是错误的，因为通货膨胀是失业增加的原因。
通货膨胀使得有些工作暂时具有吸引力。当通货膨胀停止时，或者甚至当其进行的速度减低时，这些吸引力就会消失。其所以如此，是因为通货膨胀会发生两种变动：第一、将货币数量在各生产部门与各生产阶段之间的分配变动了。第二、使物价将会再涨的预期形成了。
一般对货币之充分就业政策表示支持的人，通常认为只要总合需要能增加一次，就足以在相当期间保持充分就业。这一论据却忽视了这种政策带动在各产业间的分配所发生的影响，也忽视了其对于各种工会之工资政策所发生的影响。
只要政府不管工会要求多少工资，都一律负起维持充分就业的责任，工会自然没有理由会考虑它们这种工资要求会对失业发生任何影响。在这种情形之下，每次工资的增加如果超过劳动生产力的增加，那么就必须增加总合需要，不然就会发生失业。这种新增的货币供给，一定会引起对各种货物与劳务之需要的相对数量的变动。这些相对需要数量上所发生的变动，一定会进而引起相对价格的变动，最后自会引起生产方向与生产要素（包括劳动）之配置上的变动。
海耶克认为通货膨胀进行愈久，则依赖通货膨胀之继续才能找到工作的人就愈多，这些人甚至还依赖这种通货膨胀能加速地继续下去。这不是因为他们如无通货膨胀就找不到工作，而是因为他们已暂时被通货膨胀所吸引，而参加一些非常吸引人的工作，现在这些工作却在通货膨胀缓和或停止以后而又告消失了。
海耶克的这种论断当时固然没有人听信，就是在第二次大战后世界经济正过着二十五年史无前例的大繁荣的期间，他仍不断地提醒世人这种依赖通货膨胀所形成的繁荣是不能持久的。为防止经济萧条之来临，就须趁经济正旺盛之时立即采取行动，停止通货膨胀，但仍没有人听信。结果到了一九七零年代通货膨胀与失业同时并发的病魔终于来临，这就是可怕而难解的“停滞膨胀”(Stagflation)。
其实，海耶克曾怀疑凯因斯是否真的会同意以他的名义，提出这种通货膨胀政策。因为凯因斯早在一九一九年就这样告诉我们：“要摧毁社会存在的基础，没有一种方法比伤害其通货更巧妙、更有效的了。在这一过程中，经济法则所蕴藏的全部力量就被运用于破坏方面，其进行的情形是一百万人中也不会有一人能觉察的。”
凯因斯还指出列宁曾提出这样一个结论：“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之最好的方法是破坏它的通货。”
凯因斯对于通货膨胀之为患既有如此深切体认，又怎能提出以通货膨胀解决失业问题的政策呢？
海耶克在一九八四年曾这样说：“在这一紧急的时期，我曾密切注意这种发展，有时也曾与凯因斯讨论一些重大问题。在许多方面，我对他都是很敬仰的，我一直就认为他是我所认识的最杰出的人物之一。无疑的，他是他所处的时代中，最有力量的思想家与宣导者之一。但是，听起来也许是矛盾的，他实在不是一位受过高度严格训练的经济学家，他甚至也不是对于经济学之成为一种科学的发展，表示十分关怀。到了最后，他甚至并不考虑要使经济成为一种科学，而只是想利用他的卓越才能，对于一些他的灵感告诉他是当时切需的政策，提出一些理论上的根据，以使大众信服。”
凯因斯从不承认，为了增加货币需要以促进就业之永久的增加，是须以不断增加的通货膨胀来支持的。但他后来已彻底地体察到，对货币需要之不断增加，最后必会引起通货膨胀的危机。到了晚年，他已对这一问题之发生甚为忧虑。但是，不是活着的凯因斯，而是他的理论，继续享有影响力，决定了以后事态的发展。
海耶克曾以他自己的经验加以证明。他说，当他于一九四六年最后一次与凯因斯讨论这些问题时，凯因斯已表露出对一些与他最接近的同仁，不断极力主张信用扩张表示惊慌。凯因斯甚至诚挚地对海耶克保证，如果他这些为一九三零年代之通货紧缩所切需的理论会发生危险的影响，他将会立即挺身而出，设法改变舆论，使之步上正确的方向。但不幸的是，三个月以后他就逝世了。不过，纵使凯因斯真能公开承认他的理论有问题而回收，各国政府还是会继续使用，因为它与权力密切结合，实在是太好用了，二十一世纪QE（量化宽松或货币数量宽松）政策到处泛滥可以为证。
尽管海耶克对凯因斯有许多批评，但他仍认为凯因斯是他一生所遇到的感人最深的学术领袖。同时，在另一方面，凯因斯对于海耶克的卓识亦多美言。例如：他曾写信给海耶克称赞《到奴役之路》一书是一部巨著，对其中所提出的论点是“在道德信念与哲学思想上都完全同意的，不但是同意，而且深受感动的。”如果凯因斯不英年早逝，而两人又能不断交往下去，则彼此在思想上的差异或许可因而有所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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