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10月07日讯】1923年，捷尔任斯基要求政治局提出正式决议，强制所有党员向格别乌告发他们遇到的任何反对派活动。捷尔任斯基的提议导致布尔什维克党内新的危机。10月8日，托洛茨基致函中央委员会；10月15日，随之而来的是“46人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46）。随后的辩论集中在俄共的“新方向”上，并在共产国际各部门受到激烈争论。
同时，1923年底，当局下令共产国际所有部门都要经历“布尔什维克化”进程，更严密地重组其结构，并强化对莫斯科的效忠。这导致关于苏俄（Soviet Russia）权力演变的辩论。在此背景下，对这些措施的抵制导致共产国际“圣教士”权力大增。
法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鲍里斯‧苏瓦林（Boris Suvarin，Suvarin有时拼写为Souvarine），对新的路线持反对立场，谴责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正对他们的对手托洛茨基所使用的卑鄙策略。1924年6月12日，苏瓦林被召到苏共十三大上，并被要求为自己的所为作出解释。会议本应上演一场毫无保留的自我坦白，最终却变得充满火药味。一个委员会匆匆组建起来审查“苏瓦林案”，他被党所停职。法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的反应清楚地显示了当时盛行的情绪。7月19日，一位匿名作者在《人道报》（L’ Humanité）上写道：“在我们党（法国共产党）内，革命战争尚未从中彻底涤荡社会民主党余孽，个体人格仍然扮演着过大角色……只有在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被一劳永逸地摧毁之后，法国布尔什维克的匿名铁军团（iron cohorts）才会成形。如果我们希望对得起我们所属于的共产国际，并跟随光荣的俄共的脚步，我们就必须无情地惩罚我们队伍中所有不守规则的人！”该路线要指导法国共产党数十年。工会主义者皮埃尔‧莫纳特（Pierre Monatte）用一个词──共产党的“下士化”（把每个人都变成小小的下士）总结了这一变化。
1924年夏，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季诺维也夫扬言要把其对手的“骨头打断”，清楚地显示了这种正变成共产党圈内常态的行为。不幸的是，后来竟报应到了他身上：1925年他被撤销共产国际主席职位时，正是他的骨头被斯大林打断了。季诺维也夫被布哈林所取代，但布哈林很快遭受同样的命运。1928年7月11日，就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7月17日至9月1日）之前，加米涅夫与布哈林秘密会晤。会晤中，他做了笔记。布哈林解释说，他是这个警察政权的受害者，他的电话正在被窃听，他还受到格别乌跟踪。他的恐惧非常真实。正如他所说：“他将勒死我们……我们不能给党内带来分裂，因为他会掐死我们。”所说的“他”是指斯大林。
斯大林试图“勒死”的第一人是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1927年发起的对托洛茨基主义的猛烈抨击，是早前反对托洛茨基本人的运动的延伸。这样的迹象出现在1926年10月布尔什维克党的一次会议期间。当时，尤里‧拉林（Yuri Larin）在《真理报》上撰文，要求“要么必须将反对派驱逐出党，并依法消灭，要么必须在街头用枪解决问题，正如1918年7月我们在莫斯科对待左翼社会革命党人一样”。它被正式称为左翼反对派（Left Opposition），一直受到孤立并日益衰弱。格别乌对它发起了一场恐吓运动，声称该团体有一个秘密印刷厂，由弗兰格尔军队一名前军官（实际上是格别乌特工）指挥，那里在印刷反对派的文件。1917年10月的十周年纪念日之际，反对派决定宣传自己的议程。残酷的警察战术阻止了此事的发生；1927年11月14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均被逐出布尔什维克党。接着是将最有名的反对派活动人士流放到苏联偏远地区。前苏联驻法国大使克里斯蒂安‧拉科夫斯基（Christian Rakovsky）被流放到伏尔加河一带的阿斯特拉罕（Astrakhan），然后又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巴尔瑙尔（Barnaul）。维克托‧塞尔日于1933年被发配到乌拉尔地区的奥拉宁堡（Oranienburg）。其他人则被全部驱逐出苏联。托洛茨基首先被强行带到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一年后，被驱逐到土耳其，从而避免了等待其大多数追随者的牢狱之灾。这些追随者变得越来越多。像曾经的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团体（Democratic Centralist Group）的活动分子一样，他们正遭到逮捕，并被送到被称为“政治拘留中心”的特殊监狱。#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译者：砺真、言纯均，责任编辑：张宪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