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11月26日讯】近日，中国疾控中心某“首席专家”在解释“我国大陆地区新诊断发现的感染者人数”为何“逐年在增多”时说道，“扩大检测人数是发现感染者数量增加最主要的原因”；“不检查、不诊断就发现不了”。
在中国爱滋病疫情持续严峻的状况下，专家的解释着实令人费解，难道爱滋病感染者是能用设备检测出来的？如果扩大检测就能出现更多患者，那不恰恰说明，还有很多患者没被检查出来吗？相比中国近15亿的人口基数，“检测人次数从2012年的1.0亿上升到2017年的2.0亿”，也不过只是冰山一角。
实际上，对于“爱滋病”这种不易被发现的传染病，扩大检测或许才是防止其传播、蔓延的最关键一环。尽管疾控中心的专家口不对心的表示，“不会因为看到上述数据的增长就不再扩大检测，还要更多的去发现感染者”，但从漫长的5年只增加了1亿检测者来看，官方对爱滋病的检测力度实则并不大。
如果在官方看来，更多患者被检测出来是好事，那么替官方站台的专家、媒体为何又要努力辩解，这些数据与现实不符呢？当专家拿检测范围被扩大来说事时，有陆媒也趁机报导，是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因为《2012年度全国法定传染病疫情概况》曾指出，“爱滋病病人数包括当年新发现的爱滋病病人和过去发现的HIV感染者当年转为病人两部分”。也就是说，如果不算过去的HIV感染者，新发的病例其实并没有那么多。
尽管官方不愿承认，中国爱滋患者的人数已呈“暴增”状，但实际上，即便更换了统计规则，也无法掩盖“我国大陆地区新诊断发现的感染者人数，从2013年……逐年在增多”的事实。此外，在不包括“既往HIV转化病例”的2009（重启全国法定传染病疫情发布）、2010、2011这三年，爱滋病的发病数也同样从13281例上升到了20450例。也就是说，无论怎么统计，中国的爱滋病患者都只增不减。
从官方想要淡化、掩盖中国爱滋疫情的严重程度来看，导致这一疫情持续恶化最关键原因，即最厉害的传播途径，或许才真正戳到了中共的软肋。2017年，中国某省在宣传“第30个世界爱滋病日”时指出，爱滋病在中国传播的主要途径有三：性传播、母婴传播和血液传播。其中提到，杜绝“血液传播”的办法是，使用一次性注射器或经爱滋病病毒抗体检测的血液及血液制品。
要知道，中共官方长久以来，都只把爱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集中在“性传播”这一点上。在谈及其它原因时，往往都避重就轻、一带而过。但从2017年公开提出“注射器”和“血液检测”这两大注意事项来看，爱滋病通过血液传播极有可能与卫生部门的不作为、甚至作恶有关。
血液的流转无非是通过采血和输血。有资料显示，“大陆血站是唯一采集血液的单位”。但问题是，在采血、有偿献血已被官方明令禁止的情况下，大量的血站仍能在中国各地运营的理由又是什么呢？更何况，在本身就已违法的血站中，竟然还有不使用一次性注射器的违法操作？
此外，在明知血站很难保证血液安全的情况下，负责对血液进行检测的疾控中心又怎会检查不出任何问题？从而导致“未经爱滋病病毒抗体检测的血液”进入医院，最后输给其他人。这三个直接能接触到血液的环节，是凡有一个被严格把关，爱滋病毒就很难通过血液传播。尽管政府加大力度打击“血头”，但只要未触及到这三个环节中的任何一个，血液传播这个途径就会继续发挥作用。
或许仍有人不知，那些“非法”的血站之所以难以取缔，就是因为它是伴随着官方政策应时而生的。有文章指出，1992年，河南省卫生厅开始推行“血浆经济”，上百万农民加入到“以血致富”的运动中。“据统计，这段时间河南全省共有140万人卖过血，其中大多数是农民。他们每卖一次血就可以获得50元人民币”；“在这场运动中，全省各地挂靠在各机构的合法与不合法的数百家血站成立，政协、人大、军队、党委等也都纷纷开办血站敛财”。
《河南爱滋病五年调查报告》还指出，这些血站为了不浪费被分离出来的“血球”，决定“把同种血型的血球混合，清洗，再回输给献血人员”。由于“血站欺骗卖血者说，回输血球可控制贫血，加快恢复造血”，因此“农民为增加卖血次数，几乎都同意回输”；“就是在这种回输下，爱滋病毒快速的传播”。
直到今天，这种丧心病狂的敛财行为仍被中共竭力掩盖。这也是政府竭力庇护血站的关键原因，不仅能从中继续敛财，也不必为自己所推行的那个祸国殃民的政策负责。要知道，河南的情况不过是中国的缩影，心知肚明的中共当局，又哪敢扩大检测？就算检测出来了，也不敢将真实的数据公开。既如此，专家、媒体的胡言乱语也就显得合情合理了。#
责任编辑：莆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