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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岸隐士:对当下中共极权主义的研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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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8年11月30日讯】在一个社会里,希望本身死掉了会产生什么后果呢?有些人去信佛,还有些人去自杀,更多的人是过得像行尸走肉,精神不正常,心理疾患一堆。也有人去末日狂欢的。笔者所就读的中学里,有一些学习很好人很温顺的同学因为疑心重重而变得脾气古怪神经兮兮,并有人因怀疑同学背后害人而在斗殴中将他人打成重伤的。

仇恨和怀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发酵,人们会因此变得非常敏感、神经质和暴戾,有些人甚至能感知到他人的仇恨并预测其行为。在德国著名导演汉内克的《白丝带》电影中,Erna做了一个梦,梦到寡妇的孩子Karli要有祸,结果不久以后Karli果然出大祸了,被人绑到麻袋里打得半死丢到了黑森林里。《白丝带》里面的小孩子是异常聪明的,他们知道伪善的面具下成人们犯下的罪行。他们暗中报复并且高度组织化——在牧师的女儿Clara的领导下。

实际上,愿意暴力反抗或暗中复仇的人要强过完全对罪恶体制屈服的人。笔者所在的中学里,也是有相当数量的人直接或间接反抗这个邪恶体制的,虽然这么做很容易让他们被排挤到低等级的位置上。然而在中国大陆社会上,多数人在表面上还是最终选择顺应这个体制的,并成为其中的一个身体器官。

而这正是中共想要的国民。当大陆大量的游客和被洗脑的留学生走到海外时,他们看到前所未有的真相。即便他们选择拒绝真相,但真相的真实性和感染力有时过于强大,让他们不得不动容。但是,又该怎么办呢?他们觉得自己也没有回头路可走了,内心深处意识到自己和任何卑鄙的中共党员一样可鄙,自卑,而他们已经被中共绑定到同一条船上,不得不以爱国主义的旗号捍卫中共。真正把海外为中共站台的留学生与中共绑定起来的,并非共同利益或贿赂,而是心理上的共同自卑感和自鄙感。

尽管中共总是用它的体制召唤出一个又一个恶魔来折磨老百姓,再时不时地搞两下唱红打黑或反腐倡廉来清掉几个替罪羊以体现党的英明,但是中共真正费尽心思试图植入到老百姓意识当中的是这样一个可以用一句话表达的观念——“中国人天生就是卑鄙无耻下贱的,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人种就是这样的。”为此,中共在海内外都重金安插很多写手和共特来散播这个理念(民间有,海外华人圈有,自媒体上有,推特上有)。与此同时,中共又在国际公开场合宣扬中国人如何勤劳善良,中国文化如何博大精深。这一阴一阳的宣传攻势,不仅完美地体现了中共变异的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自相矛盾,更是玩了一个花招——好的东西让“有头有脸”的中共来代表,坏的东西让“见不得人”的普通老百姓来承担;这又是玩了一次身体化集体——党来做脸,人民来做必须要被遮住的屁股和排泄器官。对于这种变态的心理,笔者在后文章节中“肛门期控制”和“辩证谎言”中有更详细的叙述分析。

“中国人天生卑贱”这种思想最初源于鲁迅,而共产党利用了这个思想发明出一个调节性理念来治理老百姓。因为大多数普通中国老百姓几乎每天都能遇到不公而成为受害者,这样一个“中国人天生卑贱”的理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让他们放弃寻求公义或报复作恶者。而他们当中更没有骨气更加懦弱的则会自欺性地说中国人坏,中国人种有问题。再下一步,他可能也就去害人了。共产党想要的理想结果就是这样的,但实际不一定能达到。因为大多数中国老百姓骨子里还是善良的,所以可能会自我放弃但不去主动害人。在这一点上,中共并没有取得完满胜利。

阿伦特有一篇论文是论暴力的。她认为权力来自集体意志,而并不需要暴力为手段来实现其目标,因为集体中每个成员会自愿行使这个意志。她认为只有当政府丧失合法性的时候,权力失踪了,这时候政府才会引进暴力。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共总是花大气力来铸造集体意志,试图获取涵盖一切的权力,但它并非总是成功。比如当中共暴力逮捕维权律师的时候,那正是权力已经从中共手上丧失了,并为维权律师所有。

中国大陆的知名作家韩寒曾在2016年的时候在博客上写过他本人用假警灯驾车获取公路特权的经历,然后自评道:“我们总是在拥有特权时,秘密享受特权带来的快感,而在没有特权时谴责那些用特权压迫我们的人。”韩寒写出如此共特才会说出的话着实是一则丑闻。这就是共产党想要人们信仰的“大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都是狗咬狗,你倒楣的话你活该,只能证明你是失败者,因为你早就认可狗咬狗的规则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大陆社会近年商业广告充满了“享受特权”“获取特权”这样的字眼。他们不谈权力却谈特权,就是为了让拥有特权的人来向其他人炫耀,让没有特权的人来嫉妒拥有特权的人。这种思维让所有的人都显得不真实不存在,只有特权本身存在并随时更换它的代理人。还有一种典型的商业广告是“快来抢!再不抢就没了!”这些用语虽然表面上存在于商业广告中,但反映的是深层次的社会生态和社会认可的价值观。社会文化氛围鼓励人们犯罪,鼓励人们作恶,是因为既得利益者财富来得太快太容易,并且不合法,因此他们开动宣传机器向社会渲染土匪强盗的价值观,希望每个人都来拥护和实践这套价值观。正如笔者前文所述,一旦每个人都认可这一套了,那么既得利益的土匪集团就把自己洗白了,或换句话说,是把所有人都洗黑了。共匪的土匪特性,在它炮制的这一整套土匪文化里体现得淋漓尽致。有人还会反驳我说那一套东西是社会上自发搞的跟共产党无关,我只能说这种想法太幼稚了。以共产党的过滤管控能力,哪些词哪些文化它想不让他们在社会上明目张胆的蔚然成风,实在是太容易了。共产党认可这套土匪文化和拜金文化,客观上对维持它的房地产经济也有好处。大家都想着不择手段赚钱买房,直接可以缓解地方政府的地方债。同样有中共背景做支撑的社会文化,比如称无权无势又没钱的人为“屌丝”,称有权有势的人为“高富帅”和“白富美”,同样是为了推广共匪的土匪文化,并再一次佐证了笔者的“身体化集体”理论——称排名等级低的人为阴毛。被定义为“屌丝”的人甚至是被剥夺性权利的,共产党黑社会集团会用扫黄打非等各种手段禁止“屌丝”行使性爱权力,而另一方面又会纵容有权有势的人拥有嫖娼、包二奶和强奸的特权。而关于“高富帅”和“白富美”的造词逻辑,笔者在后文“要素思维”一节会有专述。

事实上,整个中国大陆社会都是由一个个大大小小的身体化集体、身体化极权体构成的——学校、政府、公司、工厂、医院、部队、公安、“爱国团体”、党组织。笔者之前所揭示的身体化集体结构也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且程度也有大有小——取决于不同实体的性质。比如,上海某个外资表面上并看不出来这种身体化集体,但只要里面中国员工过半,就一定有这个结构。外国人很难发觉或很难理解,即便他们每天和中国人呆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

年轻的官二代往往非常清楚共产党的邪恶,不清楚也是装的。当他们去欧美留学时,往往面临着内心的自我分裂,让他们很痛苦。然而他们爱用两个调节性观念来缓解他们的精神分裂——一是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而中共是胜利者;二是政治本身就是肮脏邪恶的,全球都一样。这第一个观念明显是假,因为世界上有太多“胜利者”的政权不造假历史,也允许言论自由。而且“胜利者”政权的逻辑漏洞在于,它等于承认了如果后面有新的政权把中共推翻,那么那个政权就是“胜利者”。第二个观念同样为假,因为历史上的汉唐都是有名的治世,并不邪恶,而当下欧美政治也并不肮脏邪恶,虽有丑闻但掩盖不了文明的大背景。否则,我们就不需要政治了。这些官二代如果读过一点柏拉图或孔子的话,就不会说出那么无知的话。

在所有的实体组织中,毫无疑问党以及党的隶属机关自身是具备“身体化极权体”程度最深的。在中国,党是和政府、公安司法系统绑定的。熟悉共产党内部体制的人都知道,在一个体制内小集体中,越坏的人越有可能当“头”,老实的只能被边缘化,不被“牺牲”掉就算万幸了。这里就牵涉到笔者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罪恶竞争,或者更通俗的话说,叫“看谁更坏”。追求邪恶本身成了终极目的,为坏而坏,而不是为了追求利益的时候顺带犯下了罪恶,(中共的追求利益仅仅是犯罪的附带)这是中共的身体化极权体的邪恶与美式资本主义的附庸性衍生性邪恶最大的区别和本质性的区别。

在美国电影《蝙蝠侠:暗黑骑士》里,小丑极端鄙视那些为钱和利益而犯罪的人。小丑是为犯罪而犯罪,为让世界本身置身于混乱与火海之中,并且享受把普通人一个一个败坏,让所有人都变得坏和疯狂的过程。在共产党内,一个奇特的机制总是让最坏的人最先上去掌握实权,而最不坏的人往往则是第一个被清洗掉的。中共体制的设计者当然没有智慧到有意设计这个机制和这套系统的地步。(毛泽东借鉴斯大林的智慧,首创了延安整风模式,但他不可能预测到这个系统最终演化到今天的“看谁更坏”模式。毛泽东更关心的是围绕他自己的权斗,并没有想过在他死后这个极权体制会朝什么方向演化。)而可怕的现实是,没有人能控制住这个脱缰的系统——这个权力高度集中化和总体化(totalized)的系统。党内的人都有罪,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是罪大恶极。共产党系统的内在需求决定了它总是要时不时抛一些人出去的(一方面是党内的秩序本身需要靠恐怖来维持,另一方面找一些替罪羊演给老百姓看也消一下民怨)。如果在一个官员小集体中,还有那么一个多少有些良心的人的话,那么他/她一定是第一个被抛出去的。但是,假如所有人罪行程度都差不多,也没哪个明显“更好”或“更坏”,那么谁该被抛出去或者谁该被第一个抛出去就很难决定了。中央反腐对地方都是有指标的,如果你这么一个地方官员集体不能自行决断谁来牺牲的话,那么中央极有可能把这个集体一锅端。(这种事情并非没发生过,因此共产党系统内想搞地方帮派很困难。上海可以有上海帮,是因为格局已经大到一定程度,但也不安全。但如果比如梅州想搞梅州帮,潮汕想搞潮汕帮那就是找死。广东这些帮派喜欢搞兄弟义气,但共产党模式就是逼你兄弟互相出卖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能做的就是,要么就努力避免成为最先被排挤掉的人,要么就努力成为最有权的人从而可以决定将其他哪个人给排挤出去。当多人做出第二个选择的时候,也就出现了笔者说的“罪恶竞争”。

因为大家都是有罪的,所以小集体的整个氛围都被“你他妈也不要装干净”这朵阴云所笼罩。如果是互相指责对方坏事干得更多的话,结果会是没完没了,每个人都能给对方列举得罄竹难书。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整个现场的道德氛围会迅速败坏,大家最终会认同自己和在场所有人都是恶魔。一旦达成了这种认同,并且死命令决定了必须要推一个人做牺牲品的话,那么接下来的竞争必然是比哪个更坏,而不是比哪个更无辜。(比哪个坏,比完之后把最不坏的那个人给牺牲掉。)这就是中共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多数人消灭少数人的行为模式在一个全体人都是有罪的小集体内做出的奇妙发酵。

当这个“比谁更坏”发生的时候,一些令人发指的事情就发生了:比如,一个警官会有意下令其手下逮捕和疯狂殴打工人,以体现他比别的警官更狠更坏更卖力;一群警察会去强奸虐待一个法轮功学员——参与人的首要目的并非为了“享受”,而是向在场其他人证明“老子更狠”,从而抢夺领导权;一个政府官员会跟地方黑势力勾结,有意干一些没必要的杀人越货、鱼肉百姓的事,首要目的不是利益,而是向其他同级别官员宣誓“老子有手腕”。这个过程部分体现了共产党政府黑社会化的特征,在某些地方比如东北、重庆、河南和皖北,这个特征体现得尤为明显,而另一些地区表面上不是那么赤裸裸的。这也是为什么共产党有些中低层官僚木讷了多少年,有一天忽然“恍然大悟”,但已经为时已晚了。共产党越往高层,越往体制深处,这种“罪恶竞争”体现得越白热化越明目张胆,正好与很多不明就里的普通老百姓认为的“下面人坏,上面是好的”相反。当一个小集体开始有人挑头犯罪的时候,剩下的人不得不迅速跟进,或帮忙辅助,或打掩护,这在公安系统里体现得尤为直接,因为大家都在“一条船上”,万一出事的话“谁也跑不掉”。如果有人一开始就拒绝参与怎么办?那么他即便不是被当场清除的话,也一定会在未来成为“集体伪证”的靶子。中共系统最诡异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审判系统”和“公正观”不是基于证据,而是基于“投票”。只要多数人“选举”少数人是有罪的,那么少数人就是有罪的,无视证据。在集体犯罪的过程中,一个紧密的“身体化集体”就形成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共的内在系统是极端邪恶的并充满了邪教特征。

平民出身进共产党体制的,最初是为了好的待遇和“捞钱”,很多也确实捞到钱了——实际上,整个国家的财富都几乎全部集中在共产党手中。但一旦他们深入体制,有一天感受到共产党体制的刻骨邪恶,并被逼要参与作恶的时候,想退出就没门了。有些实在受不了邪恶的人,会在被背锅前主动选择自杀,或者“被自杀”。官媒对于这种被自杀的报导往往也充满了流氓式的黑色幽默——“坠楼身亡”,意思就是,不是跳下去的,而是不小心摔下去的,让读者看了都觉得寒。

身体化集体的思维深入中共的大脑。2008年北京奥运的时候,官方安排林妙可在台前假唱,而杨沛宜在后台真唱,中共在这么做的时候没有感觉到有任何不妥或思维障碍。他们甚至都未曾去想这个事件未来可能会成为丑闻,可以说是已经完全丧失正常人的常识思维了。当中共剥夺民众言论自由和建立互联网防火长城的时候,并没有觉得有任何不妥。对中共来说,中国亿万老百姓可以是一个巨人身体的任何部位,但绝对不能是头、脸、眼睛、耳朵和喉舌。只有“耳朵”才有资格听,“嘴”才有资格说话,“眼睛”才有资格看。这就是为什么Facebook和twitter在中国大陆被禁的同时,中共却自己在两个社交媒体建官方账号。中国的LAN大型局域网就相当于巨人身体里的神经系统和血管系统,把身体各个不同部位给连结起来,并遵守“头脑”的发号施令。中共有时候自己犯下了什么纰漏也往往把危机转移到民间去“消化”,让老百姓承担“肝”、“胃”或“脾”的功能。因此,中国(大陆)“巨人”绝不仅仅是一个比喻,而是实体化物理性的存在的。

为什么共产党绝对不能容忍基本人权的理念?因为,一旦一个低等级的人拥有基本人权的话,那么就不能造成足够的对所有人的恐吓,党组织和一个个集体就会因此丧失活力,身体化的等级结构就会因其关节锁定力的削弱而散掉。并且,处于等级链链条中个体的“心理平衡”也会因此受损,让党丧失威信。因此共产党必须要不断地对被推向低等级的个体羞辱和迫害,杀一儆百,让恐怖的力量不断推动所有人不惜一切代价,拼了命的也要往高等级的口子上爬,避免掉下去。这种恐怖,和中外古代暴君的杀一儆百还不太一样。古代的暴君杀一儆百,是为了让人们看到,只要反对我或做了我禁止的事,那么我就让他死,目的是维护既定的统治秩序。而共产党的杀一儆百,是“抢椅子”式的。(注:一种小孩玩的游戏,一群小孩围着一簇椅子绕着走,椅子的数量比人的数量少1个,当裁判喊停的时候,所有人都设法抢一个椅子坐,但有一个人会因为没抢到椅子而出局。)意味着,一旦我开会开始搞政治运动的时候,那么10个人或更多人的集体里,一定要选一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出来杀一儆百,即便所有人都效忠我而没有违反我的章程。而共产党不能容忍独立司法,正是因为基于证据宣判的独立司法违背了共产党的“投票决定谁是敌人”的人民民主专政原则。

再举个例子,为什么东莞原来发达的性服务产业要被取缔掉?(东莞原来发达的性服务业因为管理规范、成熟、完善,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水准,也因此保证了从业者和嫖客的健康和安全,受到性工作者一致好评。)因为它破坏了中共的身体化集体的等级规矩,而并非因为中共需要取缔黄色产业。如果所有人包括“屌丝”都可以嫖娼的话,那么“有头有脸”的人的身体化等级特权又如何体现呢?如果规范管理做到文明嫖娼的话,那么又如何满足“需要发泄”的特权人士为恶而恶的“罪恶竞争”机制呢?这就是为什么中共的扫黄注定是越扫越黄,它不仅让黄色产业转入地下并大规模泛滥成灾,还变相鼓励让反人类的性虐待行为得以盛行。比如2018年网路上爆出来的湖北某桑拿中心提供“子宫洗脚,灌屎尿”等性虐待服务,导致卖淫女感染死亡。此外,中共“闸门式”的思维决定了色情行业只能被公安垄断,有公安背景的老板才能做,“盐铁官营”以牟取暴利。

因此,综上所述,与汉娜·阿伦特所说的“没有人在犯罪”的恐怖不同,中共极权主义的身体化集体造出来的是“每一个人都在犯罪”的恐怖。(注:阿伦特说的“没有人在犯罪”是形容纳粹头目艾希曼的。艾希曼接到上级的指令将百万犹太人遣送到波兰毒气室,而后来艾希曼受审时却声称他什么都不知道,只是执行命令而已,压根没有意识到他把犹太人送去的地方是毒气室。阿伦特借此例来阐述她提出的概念“罪恶的平庸”,来形容千千万万像艾希曼一样的德国人,只管像机器人一样执行命令,而不去思考其所作所为是对是错会有什么后果。但中共制造出来的集体犯罪,却是每一个个体都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主动参与的。)

中共的极权主义产生的“身体化集体”与中国历史上因中央集权产生的狗腿子文化最大的区别是,前者发源于西方现代性的“多数人的罪恶”,而后者则是当有暴君或狗官滥用权力时“少数人的罪恶”。君有昏君也有明君,出现的概率差不多,百姓也可能有福有祸。而共产党的官僚只要想做好官的,会无一例外立马被官集体内其他官僚迫害,“天下乌鸦一般黑,你装什么正经”。党制度的死癌就在这里。胡锦涛如果不“裸退”的话,一定是被别人弄死。习近平不搞个人崇拜的话对他自己也没有第二条出路。极权主义产生于西方,最初能追溯到启蒙思想里面激进平等主义思潮(radicalegalitarianism),强调每个个体的绝对平等,然后再少数服从多数。这么一来,一旦一个群体里蠢人和坏人加起来过了半数,那么好人和智者的末日就到了,智者被搞死完之后那就是蠢人的地狱。西方启蒙之后的历史发展一直有平等压倒自由的危机,在法国体现得最强烈,“左派”和“右派”政治也是发源于那里。而英国哲学家密尔的自由观则是欧陆激进平等主义的解毒剂。笔者在此不过多发散西方近代史的各种思潮,只想让读者记住,中共的体制是舶来的,与中国历史无关。(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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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01 8:1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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