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11月05日讯】编者按：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执行董事、澳洲前国防部战略副次长彼得．詹宁斯（Peter Jennings）近日就澳洲维州政府签署的“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一事，在《澳洲人报》周末版发表评论文章，并向澳洲联邦政府提出建议。詹宁斯授权大纪元时报刊登其文章，以下为原文翻译摘要。
堪培拉必须掌控对中关系
近期发生的三件事威胁到了澳洲联邦政府在对中政策走向问题上的控制权，而这个战略政策是澳洲目前面临的最为艰难的挑战。当堪培拉还在担心其发布的与中国有关的声明会否引起北京不满时，澳洲的州和领地、企业及大学却在迅速推动各自与中方的互动。
澳洲的联邦政府需要更好地向各级政府及机构清楚地解释国家安全存在的风险，否则澳洲与中国的关系将会被那些只对经济感兴趣，而不关心国家安全的群体所推动。
最近这样的例子有三个。第一个就是，维州州长10月25日在堪培拉与中共大使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支持中共所谓的“一带一路”倡议。
第二个，我们看到布鲁米奇（Malcolm Broomhead）10月26日带领一个大型的澳洲商界代表团抵达中国。布鲁米奇是爆炸物制造公司澳瑞凯（Orica）的董事长，也是澳中“一带一路”倡议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是一个私有实体机构，旨在促进更多“一带一路”商业关系，维州州长签下的谅解备忘录正是由该委员会推动的。
还有一个例子是，一个名为澳洲大学技术网络（Australian Technology Network of Universities）的团体，10月16日与九所中国的科技大学签署了一份澳中工程合作伙伴关系协议，声称是为促进两国学生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等学科中进行更多、更深入地交流，并鼓励“两国之间的以工业为中心的研究合作”。这三件事都令人担忧。
州政府成软目标
维州签的“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是匆忙达成的一个国际性协议，但州政府却并不了解其中的国家安全问题，也没有经过由宪法授权处理潜在的国家安全隐患的过程。
根据维州州长安德鲁斯（Daniel Andrews）的说法，谅解备忘录将使“维州成为第一个、也是澳洲唯一一个与中共政府在‘一带一路’倡议上达成协议的州。”事实上备忘录本身还没有对外公布（维州已表态拒绝公布），因此外界并不清楚真正签署了什么内容。
维州州长安德鲁斯的说辞是言过其实、不准确的。2015年，当时的北领地政府作出一个声明，坦承其将达尔文港租给一间中国公司99年的目的是，让北领地在“一带一路”的资金流中得到一些投资资金。（达尔文港有美国海军陆战队驻扎，是澳洲通向有争议的南海的最近路线。此外，该中国公司被曝有中共军方背景，所以达尔文港99年租约有战略上的安全风险。）所以，永远都不该让州或领地与中共的金钱扯上关系。
坦率地说，维州签下的“一带一路”让人不安，为什么维州会有一个对外公布的对中政策，而堪培拉联邦却没有？答案当然就是州或领地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不用负任何责任，并且他们也几乎没有途径获得情报信息去了解北京的战略性目标，了解澳洲联邦一级政府的对中政策细节是什么。
在过去几年里，联邦政府开始反击中共隐蔽或公开地对澳洲公共生活的影响，而州政府没有，所以北京能得出，州政府是（渗透的）软目标的结论，这并不令人惊讶。
澳联邦政府对“一带一路”的态度
我们看到的是，一些州政府对中国的资金无任欢迎。但问题是，负有处理中共间谍活动、网络黑客攻击、颠覆破坏活动及不当的干预活动责任的是联邦政府，而不是州政府。不仅如此，只有联邦国防部、内政部和情报机构才能追踪中共在澳洲国内的行动，以及追踪这些行动对我们的盟国及亚太地区的安全会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
因此，如何平衡中共带来的风险和机遇，联邦和州政府所持的不同观点间的差距需要得到填补。
对于“一带一路”，澳洲联邦在两党广泛支持下的立场是，澳洲将逐案审议投资提案，但不会对该倡议提供全面的认可。联邦政府对是否全面支持“一带一路”一直未表态，因为越来越显而易见的是“一带一路”倡议并不单纯在经济层面。那么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为什么要被告知去签署另一个国家的政治议程？“一带一路”实际推进的是中共的战略目标，即让那些较弱的国家更加依赖于北京，帮中共排除竞争对手，并削弱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联盟。
前总理特恩布尔在他执政的最后几个月推动了一项计划，澳洲与日本和美国共同投资融资，为亚太地区的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替代“一带一路”的方案。时任外交部长毕晓普则表达了公众担忧“一带一路”锁定小的太平洋和印度洋经济体的风险，这会让小国陷入债务陷阱，就像斯里兰卡把自己国家的基础设施交给了北京，以支付建设时欠下的债务。
商界代表团访中
不仅州政府，许多澳洲企业对“一带一路”也存在类似问题。10月26日，布鲁米奇带领的大型商业代表团访问北京，代表团中包括必和必拓、力拓集团、唐纳集团、澳瑞凯（Orica）、麦德龙矿业、毕马威、麦肯锡、农企艾德士（Elders）、西农集团、澳新银行、铭德律师事务所（Minter Ellison）、Resource Capital Funds，以及澳洲矿业委员会和维州及西澳政府的代表，他们想要讨论如何快速促进（与中方的）商业协议。
《澳洲人报》一篇报导曾披露，澳瑞凯的中国合作伙伴是中共国企保利集团，这是一家起家于国防工业背景的不透明企业集团，被北京媒体财新国际（Caixin Global）描述为“军事巨头”。2013年，美国曾因该集团的保利科技公司违反了美国的“禁止向伊朗、朝鲜和叙利亚扩散法案”而对其实施制裁，虽然保利对此提出了异议。该制裁于2015年2月到期。
与保利集团的合作否能为澳洲企业提供机遇还有待观察，但从更广泛的北京国防和安全议程上去理解这种合作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中共在亚太地区更具攻击性的军事态势、快速增加的高科技武器，以及对澳洲私营和公共领域的持续性网络间谍活动，无疑都是澳洲公司不应与中国国有企业的关系过于紧密的原因。
莫里森的首个外交政策公开演讲
州和领地、企业和大学在某种程度上，有理由要求联邦政府必须建立正确的框架来指导他们与中方的合作往来。作为情报和安全问题的主要守护者，联邦政府应该明白无误的告诉公众，对一个专注于成为（全球）主要军事力量的专制国家，澳洲为什么应该降低对其在经济上的依赖。
务实的澳洲部长避免与中方有不必要的外交争议，但只强调合作的前景却是在掩盖一种趋势——越来越倾向于违背澳洲利益的战略方向。因而必须清楚阐明风险所在。
澳洲总理莫里森上周在悉尼举行的亚洲简报会议上发表演讲，在这个被认为是莫里森上任后首个重大外交政策的公开演讲中，他表达了堪培拉对于公开发表有关中国的言论感到苦恼。但莫里森的演讲强有力地宣称，他的外交政策定位来自“我们（澳洲）的特点，我们的价值观”，而不仅仅是做交易。他阐述了澳洲的基本目标：开放的市场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结社自由和宗教自由，以及和平的自由民主体制。
如果提出这些价值观有所意指，那么很显然这是与中共政权的现实状况相悖的。对于中共，莫里森是警惕的，他说“必须保有对话与合作的空间”，但他担心北京“正在施加前所未有的影响力”。
现在，莫里森应该对州、领地、企业和大学明确界定一个与中方进行开放式往来的合理的限制框架。如果不这样做，那么联邦政府就会失去对中共政策的控制力，而变成由那些不是将国家安全作为优先考虑事项的人所掌控。
责任编辑：宗敏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