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12月11日讯】
一
记得1966年初，继“三家村”的伙伴们在政治上被宣布死刑后不久，北大历史系教授翦伯赞，即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遭受猛烈的点名批判。至1968年底，心力交瘁的翦伯赞再也无法承受无休止的批斗与高压，与夫人双双服安眠药自杀，自杀前在穿戴整齐的中山装衣袋里还预留下纸条，上书“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几年前读到章诒和的文章“翦伯赞之死”，也证实了翦自杀时衣袋里的那张纸条——“三呼万岁”纸条的事实。章诒和的文字是可信的。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难以理解，像翦伯赞这样老资格的历史学家，为什么在最终谢幕时还保持着对毛泽东无限臣服的忠心？估计有此疑问者不唯我一人，章诒和也在文中曾表示同样的不解：
翦伯赞的自杀和字条，又像个死结打在我的心口，一直想解开，又一直解不开。对此，我请教了许多人。解释也是各种各样。翦伯赞的死，是对以暴力做后盾的中国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无声抗议，更是对眼下这个以暴力为前导的“文革”的激烈反抗。而手书“三呼万岁”又是什么意思呢？翦伯赞临死前的“三呼万岁”，相信对许多人而言，都是一个难解的谜。
二
有时候，类似翦伯赞“无限忠心”的现象，在不同地域都有发生。苏联在斯大林执政期内，官员们常被召集起来，认真恭听斯大林作政治演讲。每次演讲都会暴发雷鸣般的掌声，而且每次掌声都会超出15分钟之上或更久，真正是“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最后斯大林不得不挥手摆了摆：“可以啦！可以啦！”掌声才渐渐平息。一个显见的疑问是，这些党的高级官员为什么热衷于鼓掌？难道斯大林也句句是真理、一句能顶一万句？在我看来，官员们经久不息的掌声，属于一种信号发送。高官们争先恐后向斯大林发送的信号内容，是“我真心忠于您”。这种向极权主义者表忠心的信号发送，简而言之，就是“争宠”。最早在经济学研究中关注“争宠”现象者，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米塞斯是上世记奥地利经济学派承上启下的中坚人物，也是上世记两次经济学大论战的主角。米塞斯在否定新古典学派完全竞争理论的同时，把竞争分为四种，其中一种被称为“社会竞争”。“社会竞争”是权力社会中常见的现象，也称“寻租的竞争”，具体表现为人们向极权主义者“争宠”。概言之，在苏联高层会议上，官员们欲向斯大林“争宠”，所用成本最低的方法，就借助信号发送——鼓掌。高官们借助鼓掌发送“争宠”的信号，其中也许含有自我保护或“被动争宠”的成分在内——虽缺乏“无限热爱”的忠心，但也不能不装成“无限忠于”的样子。这就是“被动争宠”，将真实信息永远隐蔽起来，直至风险解除的那一日。
翦伯赞作为1937年加入中共的老革命，又是国内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并列其中的，还有鼎鼎大名的郭沫若与范文澜。郭沫若虽于1978年作古，名声早已不齿于知识界，原因同样在于他的“争宠”表演），对体制内游戏规则的依附心理，使他不可能如同陈寅袼那样保持独立的人格。翦伯赞的“争宠”不乏前科事实，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最高层对杰出哲学家张东荪发难，翦即是落井下石的头号“争宠”者。现今知识界知道张东荪其人者，恐怕不多。张东荪是“五四”以来引解并研究西方哲学贡献最大的学者，又是1949年初国共关于北平和平谈判的第三方。在燕京大学召开的对张东荪的批判会上，翦伯赞“争宠”的表现令所有与会者感到十分震惊，所得回报是1952年登上北大历史系主任的宝座。这段往事，章诒和也有文字记述，我是在《悦读ＭＯＯＫ》第十四卷上读到的：
他（翦伯翦）的讲话辞锋凌厉，暗含杀机，指认张东荪所谓的“中间路线”完全是幌子，思想上是“一贯反苏、反共、反人民”的……（他揭发）一.张东荪在一九三一年出版的《道德哲学》一书里，就说“资本主义不会灭亡，共产主义不能实现。如实现则劳动者就会饿死”。又说“把马克思主义列为学说，乃人类之奇辱，是思想史上的大污点”；二.在一九三四年出版的《唯物辨证法论战》一书里，张东荪说“马克思派的企图不但不会成功，其结果只会弄成既非科学又非哲学的东西，终谓四不像而已”；三.一九四六年出版的《思想与社会》一书里，张东荪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民主的，结果必变成少数人的专政，而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翦伯赞“争宠”的、充满杀气的批判，不仅将张东荪推入深渊，也令旁观者心惊胆战。把哲学家学术思考的观点，当作政治罪行与斗争的目标，翦自然不是始作俑者，但毕竟是立了大功。翦的发言结束时已是群情激奋，与会者振臂高呼：“彻底肃清反动亲美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那时春风得意的翦伯赞绝没想到，有朝一日自己的下场绝不比张东荪稍好一点。因此14年后，当整个民族在文革中陷入疯狂的个人崇拜时，翦伯赞即便没有真正对毛泽东臣服到“无限”的程度，但也不可能完全拒绝向毛泽东“争宠”。也许此时“争宠”的目的，仅在于避害或自我保护，不同于主动的献媚邀功，或归为“羊群效应”一类的“被动争宠”。若问，翦伯赞自身已走投无路准备自杀，怎么还会考虑为避害而“争宠”呢？为什么还要为自我保护而“争宠”呢？
要知道，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选择自杀也不能完全逃避无边苦海。譬如在翦伯赞死后，更多“争宠”的人们可以宣布这种自杀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譬如人们还可以对自杀者进一步“批深、批透、批臭”，对“翦伯赞”三个字打上“×××”，使之“永世不得翻身”；譬如人们还可以让他的子孙后代永远背上“反革命家属”、“狗崽子”或“黑五类”之类的黑锅。一名“反动学术权威”活着的时候，受尽折磨、打击和屈辱，死后未必就能得安宁，未必就能保证逃离恐怖，甚至殃及下一代。
因此除了临死前在极短的时间内，抓住仅有的一次“争宠”机会，此外别无选择。至于“争宠”的收益还能有多少（如避免死后被指责为“自绝于党和人民”，避免被继续“批深、批透、批臭”），也早已无法顾及了。在我看来，翦伯赞的自杀，是出于对巨大政治压力的逃避，而他的“争宠”，则是出于对身后恐惧的无奈应对。
三
是的！翦伯赞即便在生命的终点，也不愿放弃最后“争宠”的机会，或许这仅是间接的、被动的“争宠”。这也是对翦伯赞在衣袋里留下“三呼万岁”的墨迹，所能作出的唯一合理的解读。上世记30年代苏联在大清洗的公开审判中，许多被指控有罪并遭残害的知识分子，也是死到临头依然表示出对斯大林的争宠。这就足以表明，极权主义对知识分子的极端冷酷与残忍，所造成人格分裂与人的行为方式变异，已达到令常人难以理解的程度。事实上文革中因受迫害而自杀者难以计数，这些被打成“牛鬼蛇神”的人们，他们或跳楼、或卧轨、或以服毒的方式结束生命，其中在临死前选择“争宠”行为的比例绝不算少。他们中有的像翦伯赞那样写下“三呼万岁”的纸条留在衣袋内，有的干脆在跳楼时拼足最后的气力，狂呼“毛主席万万岁”，由此将这一难以理谕的“争宠”现象，推向一个前所未见的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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