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四年，伊斯兰国攻击娜迪雅在伊拉克的村庄，于是，还是二十一岁学生的她，人生毁了。她眼睁睁看着母亲和兄长被强行拖走处死，她自己则被伊斯兰国战士卖来卖去。她被迫祈祷，被迫盛装打扮让人强奸，一天晚上甚至被一群男人凌虐到不省人事……

但娜迪雅拒绝沉默。她反抗人生贴给她的所有标签：孤儿、强奸受害者、奴隶、难民。她反过来创造新的身份：生还者、亚兹迪领导人、诺贝尔和平奖被提名人、联合国亲善大使以及新锐作家。”

——艾玛·克隆尼（Amal Clooney，人权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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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迪雅‧穆拉德 （Nadia Murad）

2018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伊拉克亚兹迪人。

娜迪雅历经伊斯兰国（ISIS）对亚兹迪族的种族灭绝及俘虏，成功脱逃后移居德国，现为人权运动者。获首任联合国人口贩卖幸存者尊严亲善大使、瓦茨拉夫哈维尔人权奖以及沙卡洛夫奖。

目前和亚兹迪族权益组织“亚兹达”（Yazda）合作，戮力让伊斯兰国为其种族灭绝和违反人性的罪行，接受国际刑事法庭审判。

她亦创办“娜迪雅倡议”（Nadia’s Initiative），旨在协助种族灭绝及人口贩卖的生还者治愈身心及重建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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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等了几天，纳赛尔和我才成行。

我在那间屋子里过得自在，但迫不及待离开摩苏尔。

伊斯兰国无所不在，我也确定他们正在找我。我可以想像哈吉．萨曼削瘦的身体气得发抖，轻柔但恫吓的声音威胁要给我更多折磨。我无法再和那种男人待在同一个城市。

一天早上在米娜家，我在刺痛中醒来，发现身上爬着很多只小红蚂蚁，我将它视为征兆。在我们通过第一个检查哨之前，我不会感到一丝真正的安全，而我知道我们可能根本过不去。

在我到达米娜家几天后，纳赛尔的双亲一早就到屋子来。

“是离开的时候了。”希山姆说。

我穿上凯萨琳的粉红色和棕色连衣裙，然后就在准备出发前，才套上黑色的罩袍。

“我来念一段祈祷文。”玛哈对我说。

她态度和蔼，所以我答应了，静听她说完那段话。然后她给了我一枚戒指。

“你说达伊沙抢走你妈的戒指，”她说：“请用这个代替吧！”

除了我从克邱带出来还留着的东西，我的袋子也装了这家人买给我许许多多的额外物品。在临别一刻，我拿出狄玛儿漂亮的黄色长连衣裙，送给米娜。我吻了她的双颊，谢谢她收留我。

“你穿这件连衣裙一定很美。”我说：“那原本是我姊姊狄玛儿的。”

“谢谢你，娜迪雅。”她说：“愿阿拉保祐你平安抵达库德斯坦。”

我不忍心看那家人和纳赛尔的妻子跟他道别。

离开家之前，纳赛尔把身上两支手机的其中一支给我。

“我们坐计程车的时候，如果你需要什么或有问题要问我，传简讯给我。”他说：“别开口说话。”

“我怕我在车里坐太久会吐。”我提醒他。

于是他去厨房拿了几个塑胶袋给我。

“用这些吧。我不希望我们停下来。”

“在检查哨时，不要显出害怕的样子。”他继续说：“尽可能冷静。我会回答大部分的问题。如果他们问你话，简短回答就好，音量小一点。只要他们相信你是我的妻子，就不会要你说太多话的。”

我点点头。

“我会尽力。”我说。

我已经觉得自己可能害怕到昏倒了。纳赛尔一副若无其事，他好像天不怕地不怕似的。

大约上午八点三十分，我们开始一起走向干道。我们要招一辆计程车载我们到摩苏尔的计程车行，另一辆纳赛尔事先叫好的计程车已经在那里等候，准备载我们到吉尔库克。

人行道上，纳赛尔走在我前面一点点，我们没有交谈。我低着头，尽量不看经过的路人，深怕我眼中的恐惧会立刻泄露我是亚兹迪人。

那天很热。米娜的邻居在给草坪浇水，试着救回枯死的植物，孩子则骑着彩色的塑胶脚踏车在街上冲来冲去。那些声音吓到我了。在屋里待了这么久，明亮的街道感觉十分凶险，毫无遮掩、危机四伏。

我在米娜家等候时尝试鼓起的希望荡然无存。我确定伊斯兰国会追上我们，我会被抓回去当萨比亚。

“没问题的。”

当我们站在干道的人行道上等计程车出现时，纳赛尔轻声对我说。他看得出来我担心受怕。

一辆辆汽车快速掠过，使我黑色罩袍的前缘覆上黄色的细沙。我抖得好厉害，以至于在我们叫到计程车时，我几乎无法使唤自己的身体进车里去。

在我脑海盘桓的每一个脚本，结局都是我们被捕。

我看到我们的计程车在公路边抛锚，我们被满载好战分子的卡车接走。我看到我们在浑然不觉中经过一枚土制炸弹，在路边奄奄一息。我想到所有家乡认识的女孩、亲人、朋友，她们现在四散伊拉克和叙利亚各地，想到我那些被带去克邱学校后面的哥哥。

我回家后可以找谁呢？

摩苏尔车行挤满要叫计程车载他们去伊拉克其它城市的民众。男人跟司机讨价还价，妻子静静站在一旁。男孩兜售冰凉的瓶装水，周边小贩兜售银色包装的洋芋片和糖果，或骄傲地站在精心叠起的香烟塔旁。

我怀疑车行里有没有女人跟我一样是亚兹迪人？我希望她们全部都是，而那些男人都跟纳赛尔一样，正在帮助她们。

车顶有小型标志的黄色计程车，在周知目的地的招牌底下停车或怠速：塔阿法、提克里特（Tikrit）、拉马迪（Ramadi）。这些地方全都起码部分被伊斯兰国控制，或受恐怖分子威胁。我的国家有好多领土现在归那些奴役我、强暴我的男人所有。

计程车司机在为行程做准备时，一边跟纳赛尔聊天。我坐在离他们稍远的长椅上，试着扮演好纳赛尔之妻的角色，听不清楚他们说些什么。

汗流进我的眼里，使视线朦胧，而我把袋子紧紧抓在腿上。那个司机将近五十岁。体型不硕大，但看起来很强壮，还留了小胡子。我不知道他对伊斯兰国是何感觉，但我每个人都怕。

在他们协商期间，我试着勇敢，但很难想像我没有再次被捕的结局。

最后纳赛尔点头要我上车。他坐在司机旁边，我爬进他身后的座位，把袋子轻轻放在身边。车子开出车行时，司机随手玩他的无线电，寻找频道，但每个频道都只有静电干扰，他叹了口气，关掉它。

“今天真热，”他对纳赛尔说：“我们先买点水再上路吧！”

纳赛尔点点头，于是一会儿后，我们停在一家报摊前旁，司机去买了几瓶冰水和几包饼干。纳赛尔拿了一瓶水给我。

水从瓶子边缘滴落，积在我旁边的座位上。饼乾乾得难以下咽；我试了一片，只是想摆出轻松的样子，饼干却像水泥一样卡在喉咙。

“你们为什么要去吉尔库克？”司机问。

“内人的家人在那里。”纳赛尔回答。

司机从后照镜看着我。我一对到他的眼，就撇过头去，假装为窗外的城市神魂颠倒。我相信我眼里的恐惧会出卖我。

车行周边的街道处处可见好战分子。伊斯兰国的警车就停在路边，警员沿人行道巡逻，枪插在腰带。那里的警察似乎比老百姓还多。

“你们会待在吉尔库克还是回摩苏尔？”司机问纳赛尔。

“我们还不确定。”纳赛尔说，完全按照他父亲的吩咐：“要看到那里要花多久时间，还有吉尔库克的情况。”

他问那么多干嘛？ 我想。我很庆幸自己不用说话。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在那边等，载你们回摩苏尔。”司机告诉我们。

纳赛尔微笑以对：“或许可以唷！”他说：“到那边再看看。”

第一个检查哨在摩苏尔辖区内，是像蜘蛛一样的庞大建筑，由高大的柱子支撑金属屋顶。这里曾是伊拉克军方检查哨，现在则骄傲地展示伊斯兰国的旗帜，而曾属于伊拉克军队、现归伊斯兰国的汽车，停在一间小办公室前面，车外也插满黑白旗。

我们停车时，有四名好战分子当值，从他们躲避炎热、填写文件的白色小岗亭出来外面工作。

伊斯兰国意欲控制所有进出摩苏尔的交通。他们不只要确定没有反伊斯兰国的战士或偷运者进入城市，也想知道谁离开了，以及离开多久。如果叛逃，伊斯兰国会处罚他们的家人。最起码，好战分子会榨干他们的钱。

前面只有寥寥几部车在排队，我们很快就接近其中一名卫兵。我开始控制不住地发抖，觉得眼泪就要夺眶而出。我愈想用意志力逼自己冷静，就抖得愈厉害，而我相信那一定会泄漏我的身份。

也许我该逃跑，我想，而当我们慢下来，我将一只手放上门把，准备在必要时跳车。当然，这其实不算选项。我根本无处可逃。车的一侧，燠热的平原绵延无尽，另一侧，也就是我们在身后的，是我亟欲逃离的城市。好战分子监视摩苏尔的每分每寸，要追上徒步逃走的萨比亚根本不费吹灰之力。

我祈求神，别让我被捕。

纳塞尔从侧镜看着我，感觉到我很害怕却不能跟我讲话。他脸上闪过微笑，要我冷静下来，就像在克邱时凯里或我妈那样。没什么能阻止我心狂跳，但至少我不再幻想跳车这件事了。

我们停在其中一座卫兵岗亭旁，我看着门打开，一名全副伊斯兰国制服的好战分子踏了出来。他看起来跟那些来伊斯兰国中心买我们的人没什么两样，所以我又开始吓得发抖。

司机摇下车窗，那名好战分子弯下身子。他看一看司机、看一看纳赛尔，然后瞥了我和我旁边的袋子。

“Salam alakum，”他说：“你们要去哪里？”

“先生，我们要去吉尔库克。”纳赛尔说。

他把我们的身份证从车窗递出去：“内人是从吉尔库克来的。”

他的声音毫无颤抖。

好战分子拿走身份证。从岗亭打开的门，我看到一把椅子和一张小桌子，桌上有一些文件和那名好战分子的无线电。桌子一角，一部小电扇轻轻地旋转，桌边则有一瓶几乎喝光的水摇摇晃晃。然后我看到了。

和其他三人的照片一起挂在墙上的，是哈吉‧萨曼强迫我改宗那天，我在摩苏尔法院大楼拍的相片。那底下写了几句话。距离太远，我看不到那写什么，但我猜那列出我的资讯，以及如果抓到我要如何处置。

我轻轻倒抽一口气，很快扫视其它三张照片。其中两张因为反光我看不清楚，剩下一张则是我不认识的女孩。她看起来年纪很轻，而跟我一样，她的恐惧跃然脸上。

我移开视线，不想让好战分子发现我盯着那些照片，那一定会让他起疑。

“你们去吉尔库克要见谁？”卫兵还在问纳赛尔，几乎没注意我。

“内人的家人。”纳赛尔说。

“要去多久？”

“内人会待一个礼拜，我今天就会回来。”他说，按照我们排练的脚本。

他听起来毫不畏惧。

我不知道纳赛尔从座位能否见到我那张悬挂在岗亭里的照片。我相信如果他看得到，就会要我们回头。见到我的照片证实伊斯兰国正积极地寻找我，但纳赛尔只是继续回答问题。

卫兵绕过来我旁边，示意要我摇下车窗，我照做，同时觉得我可能会害怕到昏倒。我记得纳赛尔的劝告：保持冷静，尽可能平静简短地回答问题。

我的阿拉伯语相当完美，我从很小就开始说，但我不知道自己的口音或用字会不会泄露我其实来自辛贾尔，而非吉尔库克。伊拉克是个大国，你通常可以从对方说话的方式判断他在哪里长大。我不知道吉尔库克出身的人该怎么说话。

他弯下身子，透过车窗看着我。我很感激面纱遮住我的脸，而我试着控制我的眼睛，不要眨得太多或太少，当然，无论如何，不可以哭。在我的罩袍里面，我汗流浃背，但仍害怕得发抖。但我在这个卫兵眼镜里的形象仍是一般穆斯林女性的模样。我坐直起来，准备回答问题。

问题很短。

“你是谁？”他的音调很平，一副很无聊的样子。

“我是纳赛尔的妻子。”我说。

“你要去哪里？”

“吉尔库克。”

“为什么？”

“我家人在吉尔库克。”

我轻声回答，视线放低，希望我的恐惧会被当成端庄，我的答复听起来不像排练过。

卫兵直起身子，走掉了。

最后他问司机问题：“你是哪里人？”

“摩苏尔。”司机回答，听起来这个问题已经回答过一百万遍了。

“你在哪里工作？”

“有钱赚的地方啊！”司机咯咯笑着回答。

然后，卫兵不再说话，从车窗交还我们的身份证，挥手要我们通过。

我们开过一条长长的桥，没有人说话。桥下，底格里斯河在阳光下波光粼粼。芦苇等植物紧挨着河水；它们靠得愈近，就愈可能生存。离开堤岸，植物就没那么幸运了。它们会被伊拉克盛夏的艳阳烤焦，只有少数得到住民细心灌溉，或从降雨汲取一些水分的，春天会再发芽。

我们一抵达河的彼岸，司机就说了：“我们刚过的那座桥，可是布满土制炸弹呢，”他说：“是达伊沙设置的炸弹，以防伊拉克或美国人试图收复摩苏尔。我很讨厌过那座桥。我觉得桥好像随时会爆炸似的。”

我回头看。桥和检查哨都愈退愈远了。我们活着通过两者，但结果是可能截然不同的。检查哨的伊斯兰国好战分子可能问我更多问题，可能从我的口音听出什么，或注意到我的举止有什么可疑之处。

“下车。”

我想像他这么说，而我别无选择，只能照他的话做，跟着他进入岗亭，而他会命令我掀开面纱，让他看到我就是相片里的那个女人。我想到桥可能在我们通过时爆炸，土制炸弹把我们的车子炸个粉碎，让我们三人当场毙命。我祈祷，当那座桥真的爆炸时，上面都是伊斯兰国的好战分子。◇（待续）

——节录自《幸存的女孩》/ 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余心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