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似是闲云

作者:逯耀东
过去中国人也登山,但祇是“我来,我看”,却不想“征服”,他们欣赏山,不但用眼睛,还用心灵。(fot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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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我见,我征服!

报载在台湾登山界被称为“四大天王”之一的林文安先生,一辈子攀登过无数次的山,最近一次竟大意失荆州,攀登不该发生意外的山,不幸竟发生了山难,在风雨浓雾里迷了路,最后倒卧山林,像战士死在疆场,这位登山界的老将把生命也献给了山。

登山是近几年来很流行的户外运动。每逢假日,总有许多人背负行囊,穿着笨重的登山鞋,到郊外去登山。这种户外运动之所以流行,一来是近来经济繁荣,国民所得提高,登山装备不再是一种奢侈昂贵的负担。二来近年城市里高楼大厦连云起,使人们生活的空间缩小了;久系樊笼之内,总想找个机会展翼飞去,摆脱太多人造的桎梏,和自然亲近亲近。于是虽然山难频传,入山的人仍接踵而往。尤其年轻的朋友们,希望在登山中尝试冒险犯难的滋味。每个大专学校都有登山社,台大登山社就是一个庞大的学生社团。学校福利社还有个出售登山用品的商店;而且这个社团的同学彼此感情很融洽,在学的称“山胞”,毕了业的称“伙伴”。并且大家还集资在学校附近开了一家叫榛树林的咖啡馆,作为聚会交换经验的地方。也许因为他们常常登山,在攀登冷峻的悬崖,或陷于茫茫莽原之中时,在那种自然力的压迫下,使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无形中更接近了。

不过,谈到登山,就使我想到凯撒大帝率领大军踏上埃及领土后,向罗马元老院所提的报告中说的:“我来,我见,我征服!”我想每个登山者,经过千辛万苦,最后终于爬到山顶,这时环顾脚下群山,心里所出现的,不是陈子昂登楼时那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怆然泪下的境界;而该是一种兴奋、骄傲的跳跃。这种跳跃是应该的,因为他们经过一场艰苦的奋斗和挣扎后,终于又切切实实践踏了一座山巅,那种“我来,我见,我征服”的情绪,便油然而生。但猛回头又见身后另一座突起的山峰藏在云雾飘渺间,于是在征服这座山以后,又计划征服另一座山。所以,他们不断的征服,不断的攀登,正表现了人类不向自然低头,不断与自然对抗的坚忍毅力。

不愿向自然低头,并且不断向自然挑战,正是西方文化里非常重要的一环。从他们神话里盗火的英雄开始,到发现好望角的地亚士,以及阿姆斯壮登上月球的那一小步,都表现了这种精神。这种精神潜藏在他们心底,在十九世纪以后突然迸发了创造的力量,使西方的科技文明如脱羁之马,向前突飞猛进。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西方的科技文明如登山者一样,已攀登过一座又一座的高山,对自然作无穷尽的征服与役使。每次对自然的超越与突破,都会出现一次“我来,我见,我征服”。现在已经进入太空,深入海底。至于最后的终站在何处,他们自己也无法回答。登山是一种西方传来的户外运动,也许正表现了这种精神。

不过,中国自古以来,似乎缺少征服自然、控制自然或役使自然的想法。祇设法使人与自然相处得更圆满更和谐。“天人合一”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的最高境界。不把自然作为一个研究和探索的对象,也许是中国科技文明不发达的重要因素。但创造了中国人另一种生活情趣。中国人也登山,似乎没有想征服过山。而且对山保持非常崇高的敬意,所谓“仁者乐山”,也许因为自古以来隐逸高士都居于山中,晋代张华的〈招隐诗〉,就说“隐士托山林,遁世以全真”。在儒家的思想里,对于遁世全真的隐士,予以极高的评价。所以,太史公的《史记》,将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置于列传之首。在这篇传记里,他的议论远超过事实,大大发挥了隐逸的精神,其中所罗列的人物都是古代的高隐。范蔚宗的《后汉书》,也特地为那些“蝉蜕于尘嚣之中,自致于寰区之外”的知识份子立传,其原因也在此。这些隐退山林的高士,过着“经始东山庐,果下自成榛,前有寒泉井,聊可莹心神”,以及“岩穴无结构,丘中有琴鸣,白雪亭阴冈,丹葩曜山林”的生活。这种将人融于自然中的境界,是令人向往的。所以,我说中国人似乎从未想征服过山,祇是想与山林同住。即使无法永远与山林同住,也会找个机会与山林接近,寻求暂时与自然同在的慰藉,这也是中国文学里出现许多山水诗文的原因。

南北朝时代的谢灵运,是深喜山水情趣的人物。他在出任永嘉太守的时候,遍游郡中许多著名的山水,有时一去就是十天半月,把许多政事都搁下不管。他的本传说:“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障千里,莫不备尽。”他可以说是一个登山的高手了。不过,他的〈游名山志〉却说:“夫衣食所资,山水性之所适,今滞所资之累,拥其所适之性耳。”适山水之性,是他对山水欣赏的态度,同时也为中国人对山林的欣赏开拓一个新境界。那就是说对于山林,不仅要用眼观看,同时还要用心灵体会。他的诗中说:“用情赏为美,事昧谁与弁,观此遗物虑,一晤得所遣。”正说明了他用心灵对自然的体会。

那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王维,更能将自己融于山水之中。他的“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都是用心灵体会自然的作品。他不但能诗,而且善画。《画学秘诀》说他“凡画山水,意在笔先”。所谓“意在笔先”,正是中国山水画的特色。中国传统的画家,从来不带画架去写生;他们遍游山水,将捉捕到的意象先蕴于胸中,游屐归来之后,再将那意象溶于丹青,画在纸上。到这时,人与自然真正达到合一的境界。所以中国的山水画与西洋的风景画不同。西洋的风景画必须用画框装潢,占有一定的空间,为了挂在壁上装饰用的。可是中国的山水画,却不是为点缀厅堂用的。裱糊以后垂之以轴,可以舒展自如,便于收藏。为了留待一旦对山林向往,却又为“俗务缠身”,想去又无法去的时候,就展开画轴,或置于案头,或挂在墙上,慢慢端详,聊慰饥渴。

所以,过去中国人对自然的爱好,不下于今日的西方人。但不愿和自然对立,祇想如何使自己与自然融而为一。甚至缩小山林的形象,置于庭园里,培植在盆景中,使自己的日常生活也融于自然之中。他们也登山,但祇是“我来,我看”,却不想“征服”,他们欣赏山,不但用眼睛,还用心灵。(节录完)(本文仅限网站刊登)

──节录自《似是闲云》东大图书公司提供

作者简介

逯耀东(1933~2006)

生于江苏丰县。台湾大学历史系、历史所毕业,并获颁国家文学博士(历史学)。曾任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毕生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特别专注于魏晋史学与近代史学,晚近则倾心于饮食文化的研究,其发表许多谈论饮食的随笔,均脍炙人口,驰名中外。

《似是闲云》书封/东大图书公司提供

责任编辑:余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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