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12月19日讯】2015年7月，我与内人随团赴英伦游览。按行程安排，第4天造访牛津大学城。中世记结束以来，英国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出类拔萃、举世无双，其中牛津大学更是占据着一个无可替代的地位。牛津（Oxford）是意译的地名，900余年前此地原是水边小镇，因牛可涉水而过得名。当年小镇的先民做梦也没想到，近千年来这个小镇竟留下一大批不列颠先贤的踪迹，诸如近代实验科学的鼻祖法兰西斯‧培根、著名的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深刻影响人类社会并为光荣革命作出辨护的约翰‧洛克，都曾经是牛津大学的学生；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斯密早年入读格拉斯哥大学，后到牛津深造）在牛津求学6年，还有功利主义哲学创始人杰瑞米‧边沁、发现哈雷彗星的科学家爱德蒙‧哈雷、诗人雪莱、王尔德、艾略特，上世记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林、著名的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享有盛誉的小说作家高尔斯华绥，以及当代理论物理学奇才霍金，都出自牛津。牛津大学没有显赫的校门与围墙，也没有被中国人看得很重的扁额或校牌，但牛津是举世公认的思想中心与学术中心。
牛津是名符其实的大学城——城市与大学校园浑然一体。基督教堂学院是牛津大学最古老的学院，学院正门是颇具宗教色彩的建筑，基本色调为黄色，两侧的拱顶按轴对称法则展开，正中最下方是人们进出的圆顶大门，往上层是雕塑精美的百叶窗和一尊《圣经》中的人物塑像。再往上有一大钟似乎还留存着都铎王朝的气息，钟上时点用罗马字母标出，看上去充满历史的沧桑，但绝不令人感到衰老，更无丝毫类似中国大学的奢华与张扬。我们在基督教堂学院门前的街道漫步，恍如走进中世记。
1.牛津人与书
出行前儿子曾叮嘱，让我们帮他购买两本英文原著，故在基督教堂学院面临的街上，我们留意书店。牛津的书店有100余家，全以学术类书籍为主。世界上最大的学术书店布莱克维尔书店就在牛津，另有不少规模稍逊的二手书店。布莱克维尔书店仅在牛津还有9家连锁店，在英国的连锁店将近60家。学术书店的经营规模在牛津何以能发展到如此程度？我联想起上海的某名牌大学，校内的昂立书店为了发财，书架上居然塞满了压在小学生身上的《一课一练》之类的教辅书，这实在是极妙的讽刺。牛津不仅书店多，其中39个学院都保存着基督教建筑遗迹，风姿各异地散落在大学城的各个位置。有些学院前身曾是修道院，道路旁古树参天，古扑典雅的建筑物墙体上爬满了常青藤。牛津各学院并非按专业设置，每个学院都可接纳不同系或不同专业的学生听课。如此潜在优势，也许未必能被中国的教育官员所认同。
牛津大学拥有图书馆多少？说出来同样令炎黄子孙们吃惊：牛津大学的图书馆多达104个。不言而谕，这对牛津的教师与学生而言，实在是极重要的资源。基督教堂学院正门对面的博多利图书馆，是牛津大学最大的公共图书馆，黄色圆型拱顶建筑，属典型巴洛克风格。电影《哈利‧波特》中身穿隐形斗蓬夜闯图书馆的镜头，即在此拍摄。博德利图书馆的藏书量达600余万册，在全英国位列第二——仅次于大不列颠图书馆。各学院也有3—4个图书馆。牛津实行导师制，牛津的导师或教授的私人藏书，估计同样会令我们国内教授汗颜。现今似乎人人都明白，大学之所以称大学，是因为有大师。其实这句话仅说了一半，完整地讲，大学应当是大师加藏书丰富的图书馆。
不仅如此，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大学出版社，也是牛津大学出版社。20卷的《牛津英语词典》不仅享誉全球，也为牛津大学出版社带来恒久殊荣。当然，牛津人离不开书，源自牛津人对学术的终生痴迷。这使官员与明星自我炒作的回忆录、小学生《一课一练》之类的教辅书、以及东拼西凑、错误百出的大学教材，在牛津绝不会有出版的可能。牛津学生的读书，也绝不同于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学生们对金庸小说、琼瑶小说的阅读热情。因为牛津是思想家成长的摇篮。
现今中国的大学生们，连金庸与琼瑶小说也懒得读，他们手上的智慧手机已替代所有读物。有识之士早已敲起警钟：手机正成为炎黄子孙的另一种鸦片。令我惊叹的是，当我们在牛津的街上为儿子买书进出不少商店的时候，见到全是老款式的过时手机陈列在柜台内，居然从未见有智能手机出售。在上海，就连我这样的土着，也在赴英前一年改用智慧手机，而在名震全球的堂堂牛津，居然没人在乎这个时尚的电子产品。显而易见，牛津的主要消费者——学生与教师们把心力全已用在学术上、用在实验及阅读方面。当智慧手机在中国早已普及的时候，当一些大学高呼要争当世界一流的时候，牛津人却心无旁骛。对学问恒久的念兹在兹，足以令他们抵御时尚的入侵，也漠视对“世界一流”的追求。这样的大学，怎能不令人心驰神往？
走笔至此，我想起一事：上世记末沙乌地阿拉伯一位超级富豪表示愿向牛津大学提供巨额捐赠，条件是让牛津设置工商管理专业（MBA）。知道牛津人的态度吗？经投票表决，牛津人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大笔捐赠，原因在于：在牛津人看来，工商管理专业缺乏应有的学术含量。难怪在牛津，从未见过诸如《市场行销学》、《广告学》之类的课程。
2.牛津“冒烟”的地方
牛津深厚的传统，似乎总藏在幽静的深巷，或中世记留存的钟塔。如果你有幸在那里读书，你所居住的寓所究竟是500年前还是800年前建造的，大概还得费一番功夫考证。走在牛津的道路上，见不到各种小汽车争奇斗艳，就像雄居上海、北京的那些大学那样，小车堂而皇之出入校门，还有保安向你举手敬礼。但在牛津，说不准哪一天却能巧遇中世记或启蒙运动时期某位思想巨人的幽灵。这里近千年来积淀的文化气场，令人深深敬畏。
不过我告诉你，牛津的传统隐藏最深处，是那些会“冒烟”的地方。什么是“牛津的冒烟”？最早发现“冒烟”这一奥秘的人，是20世记前期加拿大杰出的幽默作家里柯克（Stephen Leacock）。里柯克在题为“我所见的牛津”一文中，对“牛津的冒烟”深深入迷且津津乐道。里柯克对牛津“冒烟”的描述，又使得民国诗人徐志摩与作家林语堂为为牛津所痴迷。徐志摩将里柯克“我所见的牛津”译成中文；之后林语堂又重译了其中几段，并写成“谈牛津”一文，由此又令无数民国时的学者们每谈及牛津，便忍不住唾涎三尺。林语堂将Stephen Leacock译为李格，里柯克是今人通译。里柯克在“我所见的牛津”中，用他幽默的笔调陈说“牛津的冒烟”：
……但是（牛津）导师的教学方法，说来却有点奇怪。一位学生说：“我们到他那里去围坐着，他口衔烟斗冒着烟，同时侃侃而谈”。另一位学生说：“我们同他坐在一起，他手持冒烟的烟斗，喃喃有词地评改练习”。凡此种种种的证据，我了悟牛津导师的工作，就是召集少数的学生，朝着他们冒烟。学生如此系统地的被导师烟熏，几年之后必成为学者。谁不相信这句话，尽管可以到牛津去亲身领教。……
又说：
牛津大学整个制度，是叫贤才尽沾便宜，而让凡庸愚钝者自己去胡闹。……对于有天才的学生，牛津却给他很好的机会——他无须踏着步等待最后的一只跛足羊跳过篱笆。他可以随意驰骋自己的才华，向着学问的高峰快速攀登而不受牵制。如果他有超凡的天分，他的导师对他特别注意，就会朝他一直冒烟，直冒到他的天才出火。
这就是牛津的“冒烟”。而今如果你有幸到牛津就读，导师不见得真的口衔烟斗朝你冒烟。导师会向四、五名学生列出几本书的标题，要求在短短八周的一学期内细读，也许其中就有导师自己的著作在内。然后每周两次碰面的小型研讨，在讨论中你对这本书的消化程度如何？是否形成个人独有的见解？导师一目了然。当然在他的引导下，讨论还会不断向海底深入。现今导师虽未必手持烟斗，但牛津无形的“冒烟”传统不会中断。如果导师总是对着你无形地“冒烟”，那末你真是三生有幸，因为迟早有一天你会被冒得“出火”；如果有人想投机取巧，导师也不会显得痛心疾首的样子。资质平庸的学生，在牛津混足一定时间后，也能得一张学位证书。因为牛津的制度，是帮助天才起飞，对平庸之辈则是宽容。
奉行导师制的牛津大学，教授对于授课似乎并不很在意，上课少甚至不上课也照样领干薪。同样学生对于听课也多抱“不置可否”的态度，学校几乎不会用分数或成绩去衡量学生合格与否。牛津人深知，鲜活的学问只能来自心灵的自由放飞。在这里，学生们吃的是亨利八世时代的厨房食品，住的是长青藤条蔓缠绕着的中世记建筑，同时又不断承受着导师的烟熏。牛津的教授是真正值得羡慕的学者，牛津只在乎他能否向 学生永不枯竭地“冒烟”，直冒到学生的天才“出火”。如果你无法对学生兴味盎然地“冒烟”，在牛津一天也混不下去。正是靠着一代一代导师的“冒烟”，牛津有47人获取诺贝尔奖，另有4人是菲尔兹奖得主。网上显示，牛津还为世界培养出12位国王，53位总统与首相（其中英国首相25位），12位圣人，86位大主教，18位红衣主教。
3.牛津的修鞋店
说来好笑，离基督教堂学院正门不远的斜对面，居然还有一家毫不起眼的修鞋店。店面不大，店堂正中有两台专修鞋底的机器竖立着，约有齐胸高度。这个曾引领世界工 业革命的国家，修鞋也用机器，这倒是我未曾见过的。只是一个市井的修鞋店，怎么会设立在这个顶级学府古老的学院门前？难道牛津大学的教授或学生们在鞋底磨损后，也不舍得花钱另购新款皮鞋，转而送来修理后再穿吗？
这真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一个真正的学者，大概不会摆出一付阔绰的冒牌贵族的样子来。我想起张五常曾经谈起关于科斯老人修雨伞的趣事。R.科斯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山人，也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此前早因杰出的学术贡献，在欧美经济学界名声大振。1990年8月，张五常在斯德哥尔摩邂逅科斯时，见科斯手中正拿着一把已损坏的雨伞。
张五常问：你千里迢迢带着这把雨伞来干什么？这样的雨伞在香港买一把也仅2美元。语速不快而富绅士气质的科斯，回答竟是：“这把伞我用了40年，大约10年前在伦敦时损坏过一次，一位修伞师傅修得很好。最近在美国时伞又坏了，找不到修伞的人，过两天要回伦敦，希望还能找到那位修伞师傅。”
一位享誉全球的大经济学家，用了40年的雨伞坏了，还要继续修理再用。其中有一种质朴但又难以言说的高贵品质，绝非炎黄子孙们所谓“艰苦朴素”四字所能传达。可以推测，科斯倘在牛津执教，这家修鞋店肯定也是他乐意光顾的地方。20世记欧美卓越的经济学家多如天上的星辰，但真正令我心仪神往者，科斯至少是其中之一，当然这不是因为科斯有修雨伞或修皮鞋的偏好。当年若没有科斯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学这一学科对我而言，也许只能沦为养家糊口的手段。由科斯联想到牛津的教授们，他们在社会上获得声誉，但他们念念不忘的永远是自已的学术与“冒烟”，皮鞋磨损后大概不会如同上海高校中靠课题费致富的那批学术混混们那样——随手抛入垃圾 箱，另换一双新款名鞋专登大雅之堂。可以想像，牛津的导师将已磨损的皮鞋送入那修鞋店，换上新鞋底后可以回到小型研讨班或课堂里，继续他们的“冒烟”。
这就是我对于修鞋店何以能在牛津大学城存在的一种纯个人的解释。
4.结语
牛津大学的校训是：“耶和华是我的亮光”。这句话出典于《圣经‧诗篇》第27章。汉密尔顿校长对牛津校训的诠释是：要求学生终生寻求光明，永不满足于现状和对卓越的持续追求。这与“不输起跑线上”的中国特色教育，在理念上的差异不言而谕。牛津人虽身处“世界一流”，却绝不会把“世界一流”挂在嘴边。难怪里柯克谈起牛津总是那么津津乐道：“牛津是一所卓越的大学。她过去是伟大的，现在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学，将来也很可能是伟大的……”。
啊！牛津，迷人的牛津，令人敬畏的牛津！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