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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黑皮书》第二部分 革命、内战和恐怖(29)

《共产主义黑皮书》:流放与死亡

作者:史蒂芬‧库托伊斯(Stéphane Courtois)、让-路易斯‧潘尼(Jean-Louis Panné)

大纪元获得授权翻译、发行《共产主义黑皮书》中文版。(大纪元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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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9年01月24日讯】共和派战败后,由陶里亚蒂掌管的一个委员会于1939年3月在巴黎成立,以便选出配得上移民到“无产阶级祖国”的西班牙人。“农夫”记述了他动身前往苏联的情况。1939年5月14日,他与其他350人一起,乘坐“西伯利亚”号自勒阿弗尔启程航行。这些人中包括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成员、共产党议员、第5团指挥官和约30名纵队首领。当陶里亚蒂的委员会在NKVD的翼护下成立时,“农夫”正好在场。该委员会的职责是监控3,961名西班牙难民。他们立即被分成18个小组,并被送往不同的城镇。在被流放期间,大多数领导人都对其同胞进行暗中监视和告发,如西班牙共产党哈恩(Jaén)市委前书记和乔治‧科尔蒂纳(Jorge Cortina)。前者使哈尔科夫的西班牙人群体半数人被捕;后者让很多伤者被放逐到西伯利亚。由于被指控为托派分子,“农夫”被开除出伏龙芝军事学院(Frunze Military Academy),1942年3月到莫斯科地铁系统工作。后来,他被放逐到乌兹别克,然后被放逐到西伯利亚。1948年,他设法逃到了伊朗。

1942年3月19日,西班牙共产党前总书记何塞‧迪亚斯在第比利斯(Tbilisi)一栋建筑的4楼,从自家窗户坠楼后死亡。当时,其家人均不在场。“农夫”和他的同胞认为,这起死亡事件实际上是一起暗杀。就在死前,迪亚斯还一直在写一本关于自己经历的书,而且似乎对他所看到的相当失望。他还写了一封信给当局,抗议第比利斯流放区的儿童被关押在恶劣条件下。

在内战期间,数千名5至12岁的西班牙儿童被送到苏联。在共和派战败后,他们的生活条件急遽变化。1939年,他们的老师被指控为信奉托洛茨基主义。据“农夫”说,其中60%的人被逮捕并被囚禁在卢比扬卡;其余的则被送往工厂工作。一名年轻女子在遭受二十多个月的酷刑折磨后被处决。孩子们的命运特别严酷,因为所有的流放区均由苏联官员掌管。在胡安‧莫德斯托(Juan Modesto,一名在第5团学过整人手段的将军)和恩里克‧利斯特的强势权威下,卡卢加(Kaluga)流放区特别严苛。据赫苏斯‧埃尔南德斯说,1941年,那里的儿童约50%都患上了肺结核,750名儿童(占比15%)在1941年大批离开(exodus)前死亡。青少年们最终到达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中部地区,特别是浩罕(Kokand)。在那里,他们组成犯罪团伙,而妇女则陷入卖淫境地。其中许多人自杀。据埃尔南德斯说,5,000名儿童中就有2,000人死亡。1947年,他们抵达苏联10周年之际,莫斯科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Stanislavsky)剧院举行了一场仪式,有2,000名西班牙年轻人参加。1956年9月,他们中534人返回西班牙。总共只有1,500人被允许回国。

其他西班牙人逐渐了解了在苏联的生与死。这些人中,有自愿前往苏联接受培训的、非共产党人士的水手和飞行员。“农夫”讲述了一群218人的飞行员的故事。他们于1938年抵达基洛夫堡(Kirovabad)进行训练,本应为期6至7个月。1939年底,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NKVD特工马丁内斯‧卡尔顿(Martínez Cartón)上校给了这些飞行员一个选择:要么留在苏联,要么离开该国。选择离开的人被派到工厂工作。1939年9月1日,他们全数被捕,并被提起指控。一些人遭受酷刑,其他人则在卢比扬卡遇害;大多数人被判10到15年的集中营监禁。在去伯朝拉列弗(Pechoralev)的那群人中,一个幸存者也没有。在原来218人的团队中,只有6名幸存者。

1947年,一些难民成功地离开了苏联。留下来的人被迫签署一份文件,说他们不会再试图离开。1948年4月,何塞‧伊斯特(JoséEster)(毛特豪森集中营第64553号被政治放逐者)和何塞‧多梅内克(JoséDomenech)(诺因加默﹝Neuengamme﹞集中营第40202号被政治放逐者),代表西班牙被放逐者和被政治拘禁者联合会(Spanish Federation of Deportees and Political Internees)在巴黎举行新闻发布会,就巴尔喀什湖(Lake Balkhash)西北部哈萨克斯坦卡拉干达99号营地的被放逐者,披露他们所收集到的详情。伊斯特和多梅内克提供了59名被放逐者的名字,其中包括24名飞行员和33名水手。在1948年3月1日的一个单面印张(broadside)中,这两名曾经的被放逐者对他们的行动解释如下:“对我们来说,这是一项必须尽到的责任;对于凡在党卫军或盖世太保那样的政权下了解了饥荒、寒冷和荒凉的人来说,这势在必行;如果‘自由’、‘人权’这些词真的对其有意义,他就应该站出来,出于声援,要求给这些面临着某种死亡威胁的人以自由。这是他的一项公民责任。”

二战后,共产党人及其特工部门继续肃清他们的对手。来自莱里达(Lérida)的前POUM领导人琼‧法雷‧加索(Joan FarréGasso)在战争期间参加了法国抵抗运动。他被维希政权逮捕,并囚禁在穆瓦萨克(Moissac)。不过,战争结束时他又被释放。当时,他试图在法属加泰罗尼亚(译者注:又称加泰罗尼亚北部)一个小村庄与他的妻子团聚。在去蒙托邦(Montauban)的路上,他被共产党的马基──西班牙游击队(guerrilleros españoles)拦下。他们将他当场处决。这起暗杀延长了西班牙内战,将其推向最险恶的境地:对成千上万最勇敢、最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的肃清。西班牙的例子显示,在共产党人追求其政治目标方面,要把他们的合法企业与犯罪企业分开是不可能的。政治暴力和社会暴力在两次战争之间的西班牙属于常态,且内战使​​这种暴力得以大规模爆发,这一点也许不假。但苏联仍然把脱胎于战争和暴力的党国的力量搬上台面,这仍是事实。莫斯科的干预仅仅是为了推进苏联的利益,同时假装它是反法西斯斗争所必需的。

显然,斯大林及其党羽的真正目标是掌控这个共和国的命运。为此,肃清共产党人的左翼反对派——社会党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POUM成员和托派,重要性不亚于军事上击败佛朗哥。#(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译者:砺真、言纯均,责任编辑:张宪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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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24 7:2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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