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12月24日讯】人大教授、经济学家向松祚在人大演讲的视频为中国经济描写了远比中共愿意承认的阴暗得多的现实和前景。在演讲的最后，他提出了三改建议：税改、政改、国改。显然，这是在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之际对最高当局的建言。
然而，寄希望中共能在40年后重启改革的人们可能会失望了。事实上，无论谁是今天的中共领导人，都不可能回到邓小平时代去了。从中共改革的第一天开始，就已经种下了今天失败的种子。
40年前，当中共决定开始改革的时候，正是文革刚结束，几乎是一切从零开始。中共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政策。众所周知的两个最重要的政策分别是“松绑”和“摸着石头过河”。松的是中共的绑，而且只是部分松了而已，而摸石头过河就是没政策，这两个政策很难定义为改革。
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改革已死。似乎对此有异议的不多，不同的是哪年死的。一种说法是1989年，另一种说法是2008或2009年。第一种说法说的是六四天安门镇压以后，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权贵摄取更多的利益。然而，89学生抗议的不正是之前改革中出现的腐败和特权吗？
就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勉强算得上的改革，也应该看看改的是什么。中国最先开始的是农村改革，以安徽凤阳小岗村为代表。18名村民立下生死状分田到户，保证如果村干部因此坐牢全村扶养他子女到18岁。何等悲壮，面临多大的压力。不过，那个压力是谁给的？正是中共而不是别人，农村改革是打破中共的束缚，怎么就成了中共的功劳了呢？
城市改革则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就是允许私有经济存在和发展。这就是人们认为有价值的改革了。如此可见，无论农村还是城市，早期的改革无非就是部分否定中共建政后被欢呼为成果的三大改造，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改造是消灭了私有制，改革开放是部分恢复了私有制。如果那也能算成果，全盘否定或当初根本就不搞社会主义改造岂不是更好？
后期的改革，如为了加入世贸而进行的国企改革，造成大批工人失业，国有资产廉价转让给权力集团，又如教育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和住房改革，使教育医疗产业化，住房私有化，被中国民众称为新三座大山。三座大山原是中共宣称通过自己的革命推翻压迫中国人民的所谓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中共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似乎对“改革”有特别的偏好，除了20周年、30周年和这次40周年都有最高级别的纪念大会和党魁长篇讲话外，几乎所有和政治经济有关的中央会议、文件都少不了提到改革，连地方官员也言必称改革。还有人发明了党内的改革派和保守派。实际上，中共体制内的不同集团和官员都是经济开放的受益者，人人都是改革派，没有保守派。
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是部分恢复了中共建政前“旧社会”的东西，部分引进了现代西方的技术和管理，还有一些正面意义，那政治体制改革从任何意义上从来就没有开始过，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改革派。文革结束后不久有一次拨乱反正，不过那只是拨文革之乱，重建中共的秩序而已，算不上政治体制改革。有人把取消党魁终身制当成改革，把最高权力的集体领导也说成是改革，似乎今天习近平的集权就是倒退了。事实是，邓小平取消了终身制也从来没有当过中共党魁，但照样发生了六四天安门大屠杀；江泽民时代号称集体领导，却发生了持续至今长达19年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中共从来没有摆脱过一段时间就造成一场大规模人权灾难的循环和诅咒，根本没有什么进步和倒退之分。
中共统治的历史上，在重大转折关头，极少例外的都是做出了一般人常识认为的错误选择，转向了更大的灾难。在大跃进失败后，本来要纠左的庐山会议却变成了反彭德怀的右倾；经济开放刚开始，就提出了紧箍咒的四项基本原则；在被人认为政治最宽松的80年代，还有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而被人认为的改革派代表人物胡耀邦和赵紫阳却被先后废掉。如果只有一次可以说是偶然，但每次都是，那一定来自中共的本质。
今天中共面临的从意识形态到理论体系，从政治经济到外交的全面困境，恰恰是中共40年所谓改革开放方向和政策的必然结果，中共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人权、环境、资源和道德这四大代价上的，贸易战只是加速了这些内在矛盾的爆发和恶化。这不是用重启改革或深化改革能解决的。所谓重启，就是回到邓小平的路上。邓小平的改革基础，是经历了文革灾难的极度贫穷，从任何角度看，都是在谷底，无论往什么方向，用什么办法，都只有一个方向：向上。如果40年后还继续摸石头肯定是过不了河的。而深化，无非是在错误的路上走的更远罢了。如果目的是保中共政权，任何改革都不会有出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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