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12月28日讯】从“响应党的号召归国建设”的爱国华侨到洛杉矶著名的反共斗士，冯国蒋的一生之曲折惊险可以拍成一部好莱坞电影。
1928年生于荷属东印度群岛苏门答腊岛首府棉兰市（Medan），冯国蒋今年（2018年）4月8日过了90大寿。“主要器官正常，但脚与腰部，不能多走路了，写字时手颤抖了。总之，来日不多了，最多还能活10年吧。”他这样写给朋友。
实际上，冯老先生年事虽高但精力过人、笔耕不辍，常年以“韧锋”的笔名向南加各大中文报刊投稿，揭露共产党的邪恶本质。2017年他还远赴台湾演讲，提醒台湾政治人物：与中共打交道应有警戒，不要轻信其甜言蜜语。
这位曾经是被共产党刻意培养的左翼青年华侨，以自己一生的经历告诫人们：误把“中共当中国”的灾难太深重──这是一个误信中共宣传而灯蛾扑火的中国人的心声，也是一个洞悉中共狡诈的海外华人由衷之言。
冯家祖籍广东普宁，是世代居住印尼的华侨。冯国蒋之父冯成贵经商有道，成为当地最富裕的华人之一。全家人包括父母和兄妹都不会中文，只有冯国蒋上过英、中、荷三种学校，不仅看印尼文报纸，也关心中国事务。
1940年代国共内战期间，冯国蒋受中共铺天盖地的宣传所鼓动，反蒋捧毛，并主张印尼独立，在新加坡加入中共在当地成立的“新民主义青年团”，成为激进的共产主义青年。
1949年，20岁的冯国蒋去香港求学，进入了由周恩来和董必武指导创办的达德学院，又和一批东南亚左翼青年被保送去北京，进入“华侨青年训练班”学习。
在北京期间，中国的政治运动此起彼伏，清算斗争、公审、抄家、关人、杀人，无日无之。冯目睹中共残民，感到不妥，因此决定高中毕业前夕离开大陆回印尼，但中共不让他回去。他只好考入清华大学，攻读建筑系本科（六年制），没想到最终也被政治运动波及。在“肃反”期间，当局勒令他退学，1956年才平反了对他的退学。
1957年他碰上反右运动，对于被迫“向党交心”（实为交代）有意见，批评了校方，结果被评为“极右分子”，在万人大会上遭批斗。
1959年3月14日，冯国蒋被强送去劳动教养。1960年6月6日凌晨，他冒生命危险钻电网逃亡。后来在北京被捕，改判无期徒刑，后减刑至5年，刑满释放不准返回社会，被留在农场就业。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冯国蒋又被批斗后送去新疆劳改开荒，当时他体力不支，染上肺结核。他怕死在沙漠中，又再逃亡，成功游过鸭绿江，逃到北朝鲜。但那仍然是共产党的天下，冯国蒋于是被送回大陆，又被判了10年徒刑。1970年，在“一打三反”运动下，他又被斗，最后判处死刑。只因他是海外归侨，被刀下留情送去劳改。经历了长达20年的迫害，九死一生的冯国蒋说，在1958年5月建立的劳教农场分场（编号585），和他同命运的受害者中，只有三人幸存，他是其中之一。
直到1979年，毛毙命、四人帮被抓，冯国蒋的右派身份才被“改正”，宣判无罪。同年3月，他被批准到香港，但遭印尼当局拒收，只好以“国际难民”身份请求美国收容。抵达美国后，冯国蒋定居洛杉矶，靠政府救济金维生。
来到自由世界，冯国蒋不论在美国还是世界各地演讲撰文，都在提醒人们，不要上共产党的当，因为它凶残诡诈，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是中国5千年历史上最邪恶的政权。
以下是从冯国蒋回忆录中截取的片段。
（十九章）钻出毛泽东的电网
1960年6月6日凌晨，夜晚巡逻的打梆声刚过，我随即起身，背起背包，溜出牢房，直奔电网。本来，我是北京市清河劳改农场属下的劳动教养农场585分场的，那是后期建立起来、唯一没有围墙的，因而后来专收容老残病弱者。但每天他们仍被驱赶到农田里强迫劳动。那是1959年到1962年“大跃进”造成“大饥荒”的年代。最困难时，农场只给我们吃稗子草草籽蒸的饽饽。由于份量很少，很多人都相继死亡，悲惨而恐怖。最严重的是，据绝对可靠的消息说，（我们）解除劳教后，也绝对不准回社会，而必须永远留在农场就业，当“二劳改”。
“不自由，毋宁死”，为了生存和自由，有个和我同牢房的弱智东北人逃跑了，但当天就被抓了回来。我没退却，决定开春与胡某逃亡缅甸。中国的北方水稻田不多，6月初是插秧的季节。于家岭分场有水稻田，急需劳力，于是把我们都押送到那里。暂时改变劳动的工种叫“变工”，须知，无论“劳动教养分子”或“劳改犯人”，都不是固定关押在一个地方，而是根据各地的劳动需要，像牲口一样，随时驱赶押走。
于家岭，顾名思义：“于家的山岭”，实际上它位于中国最大的华北平原上，一望无际，一个土坵都没有，何来山岭？于家岭分场，和其它标准的分场一样，牢房的四周有壕沟、围墙、电网、探照灯、岗楼和哨兵，那是标准的集中营，插翼难飞！不知何时，有一小段墙倒塌了，当局把墙顶的电网拉到地面上，架在缺口的地方，我一到于家岭，就注意到它了，但没有想到要钻过去争取自由，太危险了！果然，后来一头乌克兰大母猪遭电伤了。
没想到，胡某竟然背信弃义，暗中和张某先逃跑，被捕后把我出卖了。那天，批斗后把他俩都关禁闭室（小牢房），会上队长宣告说：“这里还有一个要逃跑的，明天再算账！”还说：“不怕你闹的欢，旧账新帐一起算，吃不了，兜着走。”(看前文〈逃亡的计划〉)无疑，明天必定轮到我遭批斗。关入禁闭室后我想：将判多长刑期？会沦为正式的劳改犯人？不堪设想，时到如今，“不自由，毋宁死”，我横下一条心，决定冒生命危险，钻过电网。
有一块木板，搭在壕沟上，显然是修电网时没撤回，当局万万没想到有人胆敢以身试电网吧？我越过木板，爬上岸，显然为了省电，电网不密，我身体紧贴地面，小心翼翼，匍匐前进。我的小背包里只有些晒干的青蛙。终于胜利钻过去了！摆脱电网后，唯恐有追兵，我没敢走马路而走田埂，走着走着在朦胧中陷入了芦苇荡，越陷越深，水没齐腰，四顾茫茫，不分东西南北，我竟走不出来了。
幸好，我在印尼梅兰上中学时，参加过“青年军”（高龄童子军的称谓），担任教练之下最高的头头中队长，架帐篷、打旗语等都行，举目仰望，一眼认得指明方向的星座，终于摆脱困境。我以天津市为目标，记得似乎在西北方向，好在天津市的上空发亮，而且有一条高压电线自唐山市直通天津市，那天，恰好6月6日，那是二战期间，1944年盟军登入诺曼第的纪念日，我以盟军的勇气与毅力直奔目的地。
走着走着，果然遇上了金钟河。这是人们常提到的河流，我们在农田里强迫劳动中，常看到远处地平线上露出的船帆；当时感觉，无论如何，他们比我们自由，多羡慕啊！那河宽几十米，水色棕黄，流速缓慢，不难泅渡。胡某两人因不会游泳，就在河畔被抓回来（中国的学生，多文弱书生，书呆子最易统治）。我过去在棉兰常到河里游泳，1951年北京市首届游泳比赛，我获50米自由泳第四名，1952年我上清华大学，曾加入游泳代表队。当时，我把衣服鞋子装入背包，就轻易渡过金钟河了。
上岸后不久，发现前方有端枪的军人，我不知是否有追兵，立即钻入灌木丛，幸好有惊无险。
我没有水壶，没喝水。只有十几只晒干的田鸡，我就连骨头一起嚼碎下肚。这些田鸡都是我拔秧劳动期间偷偷抓捕，偷偷晒干累积起来的。目的就是作为逃亡备用的干粮，须知，拔秧劳动也有定额，以育秧田的面积计算，每人每天三厘八，而且有专人负责，每天用喇叭表扬最高纪录者，批评低产者，进行所谓劳动竞赛。胡某，每天拔二厘多，我每天拔四厘二，绝对冠军。
由于整天拔个不停，手背都肿了，我这般拼命劳动，并不是相信当局的话：“好好劳动，可以提前解除教养。”而是要取信于“队长”，掩人耳目，由于我劳动出色，抓捕田鸡的事，队长也就睁眼闭眼不制止，我凭田鸡干热量，支撑我急行军约十六小时的路程，于傍晚时分终于胜利抵达天津市。◇
责任编辑：孟文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