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12月08日讯】
第五章社会学分析
核心概念：1.两个共产党 2.“至尊魔眼” 3.反智主义 4.反乌托邦社会 5.地区发展不平衡以及基建的不平衡 6.辩证谎言，淫威以及施虐狂式变态人格 7.大妈咪主义和婴儿化 8.激进无神论与激进平等主义带来的危机
台湾著名学者余英时曾提出过“两个儒家”的概念，来形容中国历史上“迫害人的儒家”和“被迫害的儒家”两个不同的儒家，其目的是为了说明某些残暴的独裁者借儒家之名行迫害儒家之事。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虽然和儒家没有可比性，但是熟悉中共和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中共内部，尤其是早期，是有一大批坚信共产主义信念而又无私奉献的好干部的。只不过中共内部往往好人都没好报，越是正直的人越有可能被共产党的整风整死。为什么好人必然会被整死的内部机制我在“身体化集体”一章中已经解释清楚。而我在此要强调的是，越是坚信坚守共产主义信条信仰的人越是首当其冲被清洗，不代表不守规矩的狡诈恶棍就不被清洗。中共历史上，其古怪的权力内在机制总是将文化越高的和越忠于党的越先清洗掉，而让对共产主义越无知的人，文化程度越低的人，越坏的人和越没有原则的人掌权。因为越是没有原则的人越是缺乏内在特质，且易变和跟风-这更加符合整体化的极权的内在召唤。这些恶棍和墙头草也并不安全，极权随时会抛弃他们，只不过极权往往青睐先抛弃且更频繁的抛弃那些有原则有信仰的人。整体化的极权本身并不为任何人所拥有，而却不断更换其代理人。它不断的奴役暂时穿上它的人，并向穿上它的人给以不明了的具有暗示性的命令，让穿着者内心充满持续的恐惧。因此，共产党的整体化的极权本身非常具有象征性，宛如电影《指环王》里面的“魔戒”一样。
“至尊魔眼”：中共发展出来的一整套令人毛骨悚然的监控系统仿佛是在人们的生活中创造了一颗不可见的但无时无刻不在的魔眼，让人日子过得跟闹鬼一般，很不自由。从中小学开始，学校里就有班主任从后门门缝里偷窥的事例，主要是看有没有人上课讲话做小动作，与之相辅相成的还有班干记录系统和互相举报打小报告系统。大学里有学生间谍，监控老师和同学言论。学生宿舍采用多人室友制，方便室友互相监控步调一致，尽可能的降低个人的私人空间。而中共正在建立的数位全民信用评分系统，更是富有科幻色彩，让人感觉像读奥威尔的小说一般。无处不在的摄像头，重点安插的窃听器，电脑和手机里植入的间谍软体，人工智慧+大资料+最新尖端科技，在技术水准和覆盖面上远胜于前苏联的监控。但比技术监控更恐怖的永远是人与人之间的监控。很多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即便到了国外也并不自由，因为往往要服从中共搞的海外学联的统一管理和干涉。而由于主观和客观原因双管齐下，一些中国学生的热门专业，其学生的宿舍往往也扎堆（尤其是对于初次出国的低年级学生），生活交往圈也在一定程度上搞大陆华人圈，与其他族裔有距离感，俨然是在海外建立了国中国。因此，中共的监控恐怖在海外华人留学生中也无处不在，大陆学生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并且，中共渗透海外普通华人圈的努力一直都没有停止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试图将全球所有华人纳入它的监控系统之下。
由于中国人长期生活在这种恐怖的监控文化当中，做什么事说什么话，下意识的都会觉得暗中有一只眼睛在盯着。这种感觉长此以往，甚至会让某些人患上心理疾患，比如多疑，迫害妄想，强迫症，ADHD，怕黑，怕鬼片，莫名的恐怖感和孤独感。而根据笔者经验，越是体制内的党员，患上这些心理疾患的概率越高。
中共有个最新的举措是计划将人造月亮射向成都上空，如果此举成功且中共在里面暗藏高科技摄像设备的话，那就是活生生的造出一个活灵活现的“魔眼”了。
中共的反智主义最初起源于马列主义对人类“无差异的劳动”的定义。在马列看来，人类的不同活动最多也只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别，却没有创造和机械性的执行命令的区别。马克思从根本上否定人的智慧和创造力独一无二的内在价值，而是将人的任何精神活动都进行物理性的外化和量化，并将其等价转换为物理性的体力劳动。因此对于马克思而言，一些伟大艺术家和科学家的成就并非来源于令人敬畏的灵感和神启，而是“量变造成质变”的机械性积累劳动过程。因此马列语词系统喜欢给艺术家作家冠以“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建筑师”之类的名号，一定要让人体会到那种一砖一瓦机械性的累积劳作的直观感受。这是彻头彻尾的反智主义。在中共那里，这种反智主义发展成了“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笨鸟先飞”等否定智慧独一无二价值的思想，认为任何高阶的精神成就，都是可以通过蠢人锲而不舍的机械劳作同样取得的。这种思维导致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大跃进”，“砸锅炼铁”，“亩产万斤”，“肥猪赛大象”等历史荒诞剧的涌现。文革时期，居然有人响应上级号召，发扬革命实践冒险精神，在不懂任何医学常识的情况下给人开刀做手术，结果当然是非常壮烈的。
而新时代的反智主义体现在社会上的方方面面，从公司企业里面喊那些狂热的口号，搞一些邪教般的、侮辱人类尊严的仪式（尤其是土老板开的公司，真的是五毒俱全。搞军训做操的算给面子的了，更多的是让员工集体看事先准备好的被懂行者称作“打鸡血”的下流洗脑视频，还有让员工穿着制服跌趴滚打的，或者互相扇耳光；无理由的虐待员工，然后让员工唱《感恩的心》感恩老板给了他们二次生命，等等。这些东西，要真有人愿意潜入中国大陆各种公司内部调查的话，能搜罗一个大全出来），到流行文化里面语词系统，网路热词等，充满了荒诞，下流，无厘头，婴儿化倾向等反智特质。一些流行语比如“童鞋”，“孩纸”，“吓死宝宝”等充满了低智和缺乏幽默感的恶俗讪笑，更多实例笔者不再一一例举。而与此相反的一种网路文化是高级黑和黑色幽默，比如“河蟹”“草泥马”“不换肩”“大撒币”等词，形成了民间犀利文化与反智主义的对抗。中共对黑色幽默是能禁则禁能封则封的，而对于反智和低智的残废文化却毫不介意，甚至直接或间接的鼓励和使用，因为利于愚民统治。反智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维持愚民统治和奴民统治。
什么叫做辩证谎言？辩证谎言就是带有主客换位，辩证法色彩的谎言。意思就是，作恶者作恶的同时，谎称受害者对自己做恶，也就是中国人说的贼喊捉贼。中共对弱势群体和异议人士一直采用这种策略，以至发展到后来对待所有人都这样，并把这种风气在社会上散播开来。给笔者印象深刻的是，笔者在大陆就读小学期间，就见识过坏小孩上课扇同桌的后脑勺，并同时大喊一声“老师，他打我！”这样等老师回过头来的时候，受害者只有干窝火的份。中共每次拆老百姓房子的时候，或抓捕虐待维权律师的时候，都要反过来扣一个恶毒的罪名给受害者。而深圳佳士维权的时候，中共居然给那些毛左的穷学生们扣一个“勾结境外势力”的帽子。中共这些官僚，一方面把自己子女全部送到国外，一方面把通外的帽子扣给这些因父母穷出不了国的人，实践了其一贯的“辩证谎言”，而又在此事件中享受了一次“身体化集体”的快感（让等级低的穷孩子为自己“有头有脸”的官二代孩子“擦屁股垫背”）。中共外交场合也一直是使用辩证谎言策略，以至于它的层级比较低的外交人员和记者也自发性的学习了这种习惯，但由于玩的层次太低往往自取其辱。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央视记者孔琳琳袭击英国会场工作人员的同时，反称对方侵犯她使她不得不正当防卫。因中共辩证谎言受害的老百姓是死路一条的，你只要想上访或寻求公义那么中共一定会对你全家斩草除根。
与“辩证谎言”相伴相生的是“逆道德勇气”，或者换个通俗的名词解释，叫做“淫威”。做恶的人在做恶同时反咬受害者一口的，是会产生一种古怪的人格错位感的，会幻觉到自己既是受害人又是施害人。为了把这种人格分裂造成的落差感给排放出去，作恶者会产生一种施虐狂心理，就是对受害者变本加厉的施加更多的罪恶或指控来为可能出现的来自受害者的反弹未雨绸缪，再次先发制人，这个过程甚至会产生上瘾机制，作恶者的勇气和“正义感”会因做恶程度上升而递增，仿佛是“杀红了眼”。这也是为什么深通中共这套规则的人都喜欢“抢先手”，觉得可能事情不妙，一定要抢在敌人动手之前先动手，抢在敌人叫唤之前先大呼小叫。在中国大陆，“抢先手”的有效性是被广泛认可的。与抢先手相伴相生的还有“甩锅”文化。（白人流氓和婊子也有擅长“辩证谎言”的特点，中共这个伎俩最一开始还是跟白人学的，但自己又把它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但白人国家由于有独立司法，擅长“辩证谎言”的人并不一定能捣巧，有时候反而因为撒谎和做伪证而罪加一等。因此今天的喜欢搞政治煽动的白人群体并不喜欢做“辩证谎言”，但却喜欢争相哭诉，假扮受害者，拿victimhood大做文章，觉得“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其实是种族退化。）
共产党“辩证谎言”的危害一直延伸到整个社会。江湖社会和基层官僚接受了“辩证谎言”这个潜规则后，都纷纷争当作恶者，或至少不成为受害者。这套逻辑在民间发酵之后，往往导致人们以成为作恶者为荣，并以之为“霸气”，“不好惹”，“狠角色”；以受害为耻，认为其“窝囊”，“点子低”，“命不好”，“倒楣”。这里面还有个问题，就是没有人能保证自己总是不受害，因此信奉这套强盗逻辑的人，即便受了害也要藏着掖着，认为是奇耻大辱生怕别人发现而丧失了自己的“淫威”。
值得注意的是，辩证谎言并非中共大陆的专利。当今部分较极端的西方白左团体和极右流氓照样擅长辩证谎言。比如，一些白左媒体中的部分狂热写手整天叫嚣川普是法西斯主义者，而却自己天天制造高度狂热的意识形态和集中垄断的话语权，并与大型利益集团挂钩，是在不折不扣的制造法西斯主义。所以说，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绝非中国专利，而是全球20世纪和21世纪都普遍面临的问题。只不过中共大陆发展的比较极端，与巨大人口基数和拜撒旦教结合起来了。
共产党搞的“大妈咪主义”是把孙隆基说的东亚大妈咪现象与政治结合起来了，创造了独树一帜的党妈妈文化。（法西斯主义倾向父权极权，而共产主义倾向母系极权。一个国家倾向母系极权是说明其个体大多数较为软弱的。）中共社会的大妈咪现象（也就是母亲溺爱自己的孩子，占据儿子或女儿人格，不让孩子精神上独立）与其早年对女性的摧残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中共培养的50后60后一代的女性都是“革命儿女”，“不爱红妆爱武装”，早年有意剥夺对她们的性教育，对她们的意识灌输和穿着要求都是去女性化，并配合我前文提到的“肛门期控制”，造就了一代奇特的女性。她们跳忠字舞长大，在青春洋溢的年纪没有少女应有的穿着和性别人格觉醒，也没有爱情，对性充满极端恐惧和羞耻。受压抑的欲望和激情被各种仪式和洗脑驯化成对毛主席无限的衷心和热爱，以及“闪闪的红星”般“小小竹排江中游”的革命诗情画意和“砸碎万恶的旧世界，万里江山披锦绣”的狂热。人在自然生理需求和情感被剥夺之后，经过革命浪漫主义和极化情感的训练，能陶醉在宗教狂热中不可自拔。极端羞愧，极端恐惧，极端仇恨，极端感恩和衷心，极端感动极端爱等等，这些极端情感是可以在宗教式政治狂热中互相发酵和互相转化的。中共从生理上开始驯化，再逐步精神控制，先培养一种极端情感（极端羞耻和自卑），往后在进行有意识地引导更是游刃有余。这一套东西对女性的害处尤为巨大，因为女性情感比男性更加脆弱和持久，女性被这套红教狂热卷进去之后，可以说是“犹不可脱”。文革结束之后，一代妇女可以说是陷入一个情感真空，宛如被抽干了一样，什么都没留下。情感真空必须要有东西填进去，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妇女而言，那就是她们的子女。而共产党又偏偏在这个时候开始搞计划生育，可以说是缺德都缺德的彻底。这些母亲们对其独子独女的不留死角的全面占据和溺爱，要胜过人类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大妈咪现象。
笔者且不去花过多笔墨描写在大妈咪培养下的孩子如何缺乏独立意识，或者是出现“巨婴症”（有兴趣者可以去读一下孙隆基的《杀母文化》）或“婴儿化倾向”（infantilization)。我想要让人们警惕的是，中共在利用“巨婴文化”来统治国民尤其是对待年轻人。中共官僚喜欢摆资格老，把年轻人当作“不懂事”的小孩子来对待，从而在年轻人权益被侵犯的时候拿这一套“长者”口吻来混淆视听，甚至成为剥夺年轻人基本权利和占他们便宜的洗地模式。共产党在社会上纵容婴儿化倾向的反智流行文化大行其道，甚至是变相鼓励，创造一点都不好笑的反智流行语，比如“童鞋”，“吓死宝宝”等，目的是让那些本来就由于占有教育资源较少的弱势年轻群体和社会上广泛的低智反智人群被中共进一步低智化和堕落，从而彻底丧失思考能力。这些语言虽然不是共产党直接创作，但是却是共产党在背后默许和鼓励推广。同样诞生于社会的民间犀利词汇比如“河蟹”、“草泥马”、“不换肩”、“大撒币”等带有政治讽刺色彩的名词文化却一再被共产党视为敏感词。语词系统的较量体现的是深层次的权贵反智主义和民间智慧的交锋。共产党的“婴儿化”策略还有一条就是剥夺年轻人的性教育和性权利。大陆的重点中学里学生如果私下有谈恋爱并发生性行为的，是要被开除的，甚至追究“刑事责任”。而大学里谈恋爱也不是冠冕堂皇，每个学校情况不一样，有严有松。大学里的统治策略并不绝对，比如当上面有要求把一批黑人留学生安插到学校里来的时候，校领导反而会公开鼓励女学生成为黑人留学生性伴侣，以此来吸引留学生安营扎寨。中共性控制最典型的还是对于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革命儿女”，让女孩子充满性恐惧、性无知、和性罪恶感。而文革时期，共产党的恶霸工宣队长享受的就是那种强奸“贞女、处女、女童”的快感。换句话说，从某个角度讲，共产党培养性不开化的女性目的就是有朝一日强奸她们的，这种心理跟索马里割女性阴蒂把她们占为性奴的变态心理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当下的中国大陆，通过类似家长制式的权力行使，再结合大妈咪式的母系温情来剥夺针对群体的人权和基本权益的例子实在太多了。
还有个例子就是2018年11月安徽芜湖有个写同性恋色情小说的被判10年，这件事正常人反应是“怎么判这么重”。其实这件事背后反应的问题，除了法律本身的荒谬和脱离时代外，更反映了把年轻人当作未成年人管教的“婴儿化”思维方式。如果说是中小学生看或者写色情的东西，学校惩罚他们，学生都会觉得理所当然的话，那么中共对成年之后的年轻人以色情之名滥用刑罚，其实是用严加管教中学生小孩子的思维配合严酷的惩戒。这就是为什么中共对强奸犯反而不会判重刑，因为在共产党思维里，强奸是“大人的成人行为”，而写黄书是“小孩子不听话、违戒的逆反行为”，定性不一样，就像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区分一样。“小孩子黄”在共产党思维里其实是套到敌我矛盾的思维里去的。更严重的是，“乖”孩子是认可中共剥夺孩子的性权利，扫“黄”这套东西的，因此也认可中共这套维持“孩子里”统治秩序而杀一儆百的行为。中共培养大量性不开化的巨婴，并利用他们来对付性开化的正常人，再一次运用了“多数人的暴政”的极权机制。在中国大陆某些省份，教师在初中生物课本“男女生殖系统”那一章是直接跳过去的，导致在那之后，男学生要通过看地下黄片来了解性知识，而女生则有可能一直到二十几岁都很性无知。正如笔者所言，没有性觉醒就没有人格觉醒，因此中国学生常被人诟病“缺乏独立人格”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中共在性控制这一方面是设计了一套与“肛门期控制”类似的闸门戏法，一方面在公共领域剥夺正常性教育，一方面客观上造成中国大陆到了大学里，一帮人围到一起看A片的奇观。一帮人看一部A片也是很有问题的，因为性是很私人的东西，性首先是两个人之间的东西。一帮人自己未曾有过性行为而聚在一起看A片的话，客观上会强化中共想要的集体意识而丧失个体人格。性快感是给人以安逸、解脱和放松的，客观上有维持社会和谐的效果，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并不打压色情产业。而无论是笔者之前写到的中共驯化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女红卫兵，还是乔治奥威尔在《1984》里写到的对年轻女性的性别特征的剥夺，都是为了把本来能在性爱中发泄掉的激情集聚起来，注入到煽动仇恨的革命运动和“爱国行为”的狂热中去。
而就当下中国大陆资本主义文化的发达程度来看，“性”文化出现了无数奇特的现象。一些步入富裕阶层的中年妇女早年被性压抑，而当下“性闸门”突然被打开，出现了种种身体和意识错乱。中国大陆一些年龄稍大的家庭妇女，一方面觉得给婴幼儿穿“开裆裤”天经地义，丝毫没意识到这是在犯罪并且在发达国家可能涉重罪，另一方面在看到欧美色情电影里面成人穿“开裆裤”之后觉得匪夷所思，差点没从楼上跳下去。但一旦她们的“性意识”从此刻开始觉醒，往往又会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而丑态百出。而共产党那些中年男性，尤其是基层土干部，往往会在“性闸门”被打开之后表现出很多“顽童”或“恶童”般的性怪癖和性变态，其间伴随的是性无能。就像一个小便忍的太久的人得尿毒症一样，中共统治导致的反自然的性闸门开关最终造成种种性反常。然而，一个社会“性”失控损害最大的是作为祖国未来的年轻人。中国大陆的大学近年来卖淫现象普遍，名牌大学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北二外就曾被业内人士称为“包养学校”。而大量学生精神上无助而走向堕落，通过无节制的性行为来麻痹自己，做末日狂欢。相辅相成的是社会上也存在普遍的失控的性泛滥。但是性解放本质上是反独裁的，因此中共如果要再次强化独裁统治，必须要再次从“性”方面做文章。“性控制”是中共极权的“二级控制”，“一级控制”仍然是“肛门期控制”。还有个现象就是中国大陆的痞子往往比“念书的”早年人格更独立，因为痞子往往不服管教，性行为年龄早。但痞子并没有摆脱中共的肛门期控制，并由于“肛门期失控”而变得恶毒。这里也奠定了未来江湖社会和士绅社会严重分化脱节的生理心理学基础。中国大陆士人和江湖混子感觉生活在两个星球，互相不知道对方玩的是什么东西。这在西方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中共把佛洛德的两个闸门-肛门期和生殖器期拿捏在手上，肆意玩弄着中国人的精神情感。而由于中共主要想培养奴民和顺民，因此对人的管控让人习惯于被动和受虐，因此导致即便成人后的“良民”男性在心理上会出现向肛门期的“红移”现象。比方说大陆流行造词的“菊花”这种词，都是客观上反应中共自己的太监心理和想要把人都培养成太监的倾向。中国大陆可以说是心理学活教材和百科全书，并且全是典型和极端的例子，在发达国家都不太那么好找的。笔者不再浪费更多笔墨，否则没完没了。
共产党终极意识形态是无神论。激进无神论让中国社会很多层面透露出绝望和狂暴，每天都发生匪夷所思的事件和罪恶，如同到了末世一般。从下到上，整个社会无时无刻不体现着绝望、堕落、腐败、浮躁、疯狂、暴戾。（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