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02月01日讯】（大纪元记者张原彰台北报导）前言：当今媒体拥有第四权，肩负起监督政府的重要责任，在社会上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报纸普遍被认为源自西方社会，但严格地说，报纸属于中华传统文化里的一项宝贵资产。中国报纸发展历史悠久，但现代的中国人却已不知传统报纸该肩负的责任。本篇文章将阐述中国报纸的发展经验，以及与西方报纸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进而指出当代中国报纸在发展上遭遇的困难。
中国的报纸最早出现在汉朝，并兴盛于宋朝，中国古代的报纸发挥着维持道德水准、传递真相的作用，可称作是中华文化里可贵的一环。但当今的中国包括报纸在内的各式媒体，已名存实亡，中国记者早已失去读书人的风骨，原因出自于中共政权的精心操弄。
受到电视普及与网路媒体崛起等新兴传媒兴盛的浪潮冲击下，传统报业现已被归为夕阳产业。但与新兴传媒百年不到的发展岁月相较，报纸的发展极具历史，德国1502年出版的《东方新闻》，首次使用了“Zeitung（意指报纸）”一词，被称为欧洲现代报纸的先驱。
而世界普遍公认的首份日报则是莱比锡的《新到新闻》（Einkommen Zeitung），其创刊于1650年的日耳曼地区。不过严格地说，报纸源自于中国，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项可贵结晶体。
中国报纸历史 从汉朝开始
汉朝是世上最早发行的官方公报的朝代，比起罗马凯撒大帝时的《每日纪闻》早约一个世纪。文史工作者吴沛霞说，当时称作《邸报》，“邸”原为汉朝诸侯王或郡国的办事处，在此传抄诏令奏章，传达君臣间的政令往来。此后历朝历代至明清止，《邸报》的发行没被中断过。
吴沛霞说，唐朝的《邸报》内容和编抄技术已相当进步。唐玄宗开元年间《开元杂报》是目前可考最早的官报。而报纸演变至宋朝时，受惠于印刷术的发达，社会上已出现由民间单位发行的“小报”，其内容除转载《邸报》里的政令等内容外，同时会刊出为民众喜闻乐见的小说、画本，以及四书五经与历史故事等，主题已相当丰富多元。
现代的报纸由记者负责生产内容，而中国古代的《邸报》与小报的背后也都有类似记者的角色。吴沛霞提到，早期的《邸报》多数是由史官担任记者；初期的小报则多由官员与当时的读书人担当记者，这些文字工作者在当时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知识水平相当高。
中华文化是神传文化，背后有着教人向善的优质内涵，吴沛霞说，中国古时候的报纸同样肩负着维持道德水准的重大责任，透过这类刊物的宣扬，达到人心向善，维持良好的社会风气。
《邸报》虽是宣导政令，但包括：宋朝《邸报》曾要求人民须具有道德节操，明朝时褒奖贞节女子等，又或是宋朝小报曾刊登儒家经典等内容，皆起到教化人心的作用。
古代报纸内容 宣扬人心向善
吴沛霞接着举例说，南宋初期的小报影响力已相当大，如秦桧污蔑岳飞谗害忠良，官方公告有失公正，御史胡铨曾上奏疏请求“斩秦桧以谢天下”，官方的《邸报》完全不着墨，反倒是小报却全文刊出，足见当时小报敢于报导真相的魄力。
她说，南宋官方虽然全面禁止小报发行，规定凡是私下看小报者流放数百里，鼓励告发偷看小报者，并赏钱一两百贯。但由于小报已是官民喜闻乐见，官方虽然明令禁止，但南宋小报仍畅销不衰。而宋朝官方对于小报的控制，其实是世界上最早的新闻法规。
报纸的发展经验早在数千年前的神州大陆萌芽与茁壮，但为何多数人认为报纸是西方社会的产物？吴沛霞表示，这与蒙古西征有着莫大关系，当时中国的印刷术流传到日耳曼地区，约翰尼斯．谷腾堡（Johannes Gutenberg）将其改良，而后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促成西方报纸的发展，并在清末民初时由传教士回传至中国，因而给了人们报纸由西方传来的印象。
吴沛霞说，清末时中国人已开始汲取西方人的办报理念，梁启超、康有为办的《中外公报》内容即在烘托君主立宪制、教育制度变法的主张，至于而后的《中国日报》、《民报》等报纸，内容则已在宣扬民主与自由等普世价值，但出现真正肩负第四权角色的报纸，则是等到民国之后才诞生。
忧恶史曝光 中共阻媒体传真相
鉴往知来，中国人办出好报纸的经验相当扎实，当代中国人同样可办出优良媒体，不过新唐人时事评论员赵培说，当今的中国大陆并没有真正的媒体，因为中共知道在操纵人民之前，必须先控制住媒体，禁止媒体让老百姓听见真相，包括中共迫害百姓的手段、老百姓困苦的生活情况，以及共产主义的作恶史等。
赵培也谈到，中华文化教育下的读书人以道德为根基，具有深厚的普世精神，譬如唐朝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谈到的是天下寒士得有居所，北宋范仲淹《岳阳楼记》提及需先天下之忧而忧，背后的精神都是为他人着想，他们从政的目的是希望改变不合理制度，造福一方苍生。
但当今中国已少有具传统读书人风骨的有志之士，原因是中共在历次运动里，已打坏了中国人的读书气息。当代的中国记者多数成为中共的统治工具，这也让中国媒体不具分析能力，也不敢检讨中共体制下的贪腐制度，甚至会自我审查，已称不上是具有第四权公用的真正媒体。
赵培说，中共掌控媒体的触手扩及全球，中共透过放利给国际大财团，要求这些财团控制其国家的各个媒体，目的是严控海外媒体对于中国真实情况的报导，甚至是帮中共涂脂抹粉，而海外媒体为了存活而自我审查。
吴沛霞感叹，现代的中国记者应重拾读书人的风骨，西方记者也应具有骑士精神。记者须在道德沉沦的时代，发挥散播真相的作用，同时坚守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精髓“不为强权所屈”，才能够真正地让世界潮流回归正向。◇#
责任编辑：于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