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02月10日讯】根据陆媒的最新报导，2月9日上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保姆纵火案”进行一审宣判：被告莫焕晶“犯放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一万元”。
一个犯人被判死，中国上下似乎呈现出了一片欢腾。新闻下方大量的跟帖中布满了“死不足惜”、“罪有应得”、“太快人心”等竭力叫好的字眼。更有不少人表示，感觉法律公平、判决公正。然而，纵火者以死谢罪，能让受害者起死回生吗？法律的公平、正义就非得靠“一命抵一命”来彰显吗？
实际上，此番法院的判决并未彰显出真正的公平、正义。要知道，法律的公义在于还原真相，而非仅将某一个犯人杀之而后快。之所以说保姆莫焕晶只是这起“杭州纵火案”的犯人之一，正是因为最终致使一个家庭的四名受害者死亡的凶手，并非保姆一人。
大陆澎湃网撰文指出，“遇难者的亲属和现场业主表示，火灾发生时，18层的消防栓没水，不能启动，从16层消火栓接通的水管压力不够”。通过对一个美国消防案例的分析，该文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说一栋建筑物内的消防设施能正常运行，消防供水充分，物业公司救助处理得当，一场过火面积仅50平米的小火灾，根本不可能造成任何人员的伤亡。
此外，“根据杭州警方的消息，6月22日5时07分，杭州消防支队指挥中心接到蓝色钱江小区的火警；……；6时48分，现场火灾被扑灭”。可见，为了扑灭这场小火灾，消防部门竟然“耗时近两个小时”。更讽刺的是，国家公安部消防局曾高调宣称“2016年，全国54.4%的火灾在30分钟内被迅速扑灭，……，12%的火灾扑救时间在1至2个小时内，只有7.1%的火灾扑救时间超过2个小时”。对比之下，此次用时竟超过了全国80%的火灾救援。对此，遇难者家属反映，消防人员到场后迟迟没有破门救人，甚至表示破门需要请示领导。
综合这两点足以让人发现，原来这个由保姆纵火引发的惨案是完全能避免有人死亡的。导致一个大人、三个孩子被烧死在屋内的关键因素直指“房屋的主动防火系统和消防人员的现场扑救”。既然大家都认为，点火的保姆应该被判死刑；那么，对于那些没把业主和老百姓的死活当回事儿的物业管理者以及公职人员，又该如何处置呢？
在对他们的处置上，杭州中院的做法显然有包庇之嫌。当“莫焕晶的前辩护律师要求法院调取消防救助过程（的证据）”时，法院竟然罢免了该律师的辩护权，甚至连“书面解聘书”都没有，随后又立即换了一名官派律师。法院的通报还指出，“物业管理的问题与莫焕晶的犯罪后果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不能减轻莫焕晶的刑事责任，且本案不存在消防救援不力的情形”。如此罔顾事实、睁眼说瞎话，就是在彰显公平、正义？这分明是故意要“让公权违法行为逍遥法外”！
话说，让渎职、违法的官员逍遥法外，这不正是中共治下，各级司法部门的一贯作派吗？在一个案件中，严惩没有权力的犯罪者、放过有权力的帮凶或主谋；在其它众多案件中，找来无权无势的替罪羔羊，庇护有权有势的真凶；甚至不惜助纣为虐，也要炮制冤案、完成政治任务。难道说，这就是中共想在中国践行的“法制”？这就是中共治下，各级司法部门努力实现的公正？
正是秉承着这种“为权力服务”的原则，中国的各级法院才会在审判权力涉足的案件时竭力掩盖真相。而真相一旦被掩盖，法院判谁有罪不就成了“信手拈来”？判谁死刑不就成了“想当然”吗？想当然的判死，跟杀人又有何区别呢？更重要的是，死刑一直在中国大行其道，为司法机关“想当然的判死”提供了依据。
多年前，欧盟基于不人道、违反人权的理由而废除了死刑之后，中国却仍然呈现出“远比世界其它执行死刑的国家处决更多囚犯”的残酷景象。欧盟对外事务部（EEAS）曾在其网站上公布，“研究表明，执行死刑并不能有效降低犯罪率”。但2001年，中国4到5月仅一个月的“严打”就已经处决了近五百人。那时，欧盟有官员指出，“（中共）当局采用死刑来显示他们有能力处理罪案”，因此“（中国）死刑增加和政治有关”。
一旦死刑为政治集团所用，最显而易见的后果就是，大量无辜者会被暴政屠杀。跳出“杭州保姆纵火案”，人们或将发现，无罪却以各种“欲加之罪”被判死的无辜者在中国大量存在。有资料显示，2015年初，《中国青年报》以“命案必破这样的口号是不正常的”为题的文章指出，“长期以来中国的冤假错案频发，从湖北佘祥林案、河南赵作海案、浙江张氏叔侄案、呼格吉勒图案到聂树斌案，一直备受舆论关注”。
既然无罪被判死的都这么多，也就更别提那个已犯有“纵火杀人罪”的保姆了。但应该指出的是，无论这个保姆是否“死有余辜”，都无法抹杀独裁暴政因滥用死刑而致使大量无辜者被错杀、滥杀的巨大危害。
滥用死刑既无法让真正的凶手被绳之以法，甚至还极有可能让元凶、罪魁通过“肉体灭绝”所有知情者来逃脱法律的制裁。如此，我们又有何理由非得在纵火保姆被判死时叫好、称快呢？
责任编辑：莆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