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 上大学
山大，是国立大学，免学杂费，对我们这些穷丘八真是一个很好的避难所。我们几个同学计划成立一个夜校，为中学生和在职的工人、职员，补习数学、物理、打字等课程，也是为了我们的生活费筹集资金。
下课后，我们三三两两提着油印的招生广告和浆糊桶，分头去贴在市内几条主要大街的墙上、电线杆上。当时正是期末考试前的紧要关头，报名的人络绎不绝。我的数、理、化一向不及格，不能去误人子弟，于是我当上了小提琴的教师。说真的，我也就是在南开、铭贤自学了几年，为了生计，也就只好滥竽充数了。
夜校办得很红火兴旺，我的提琴学生对我的教学法很满意，因为我不是科班出身，深知业余学琴者们的苦恼和问题，我不会让学生按部就班，学院式地，拉空弦、音阶，学了半天还不会拉一首简单的乐曲。
我是采取自己的速成法，稍稍识了一些谱，就练一些简单的乐曲，如平安夜、催眠曲、长城谣等。学生们学了不到一两个月，就能在同学们或家人面前表演，都感到无比的兴奋，报名上我的提琴课的学生有时竟超过了数、理、化的学生。
和在南开、铭贤一样，我对功课、农科也是毫无兴趣，整天在实验室解剖小麦、稻谷，有时还得到农田里去区别各种幼苗的品种，我在农学院待了三年半，结果连麦苗和韭菜都分不清。
可是在这三年半里，我的小提琴技术却提高了不少。我的进步，得益于我认识了音乐家赵民礼夫妇。
民礼原来在香港，受抗日战争的鼓舞和影响，和另一位热爱音乐的朋友辗转跋涉千里，到了重庆，进了“青木关音乐学院”并认识了丁婉圣，以后他又加入到“中华交响乐团”。他的音乐知识丰富，才能全面，不但会弹钢琴，弦乐器中，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样样精通，还能作曲，配器和指挥。可以说是音乐的全才了。
我们成立了一个业余音乐爱好者的团体取名为“幻想音乐团”，这个乐团里有学生、职员、工程师、洋琴鬼（音乐茶座的乐师）、牧师、教徒、德国神父和国民党的海军军官。 每周一次在肥城路三号二楼赵家进行音乐排练。
我们演奏了莫扎特的小夜曲、贝多芬的小步舞曲、四重奏、奏鸣曲和交响曲等，还在市民礼堂开过音乐会。
我们的乐队只有赵民礼一个大提琴，低音部的音量太单薄。我给我在上海的大姐写信，请她为我买一个国产的大提琴。我大姐知道我是个音乐迷，她居然不惜血本给我买了一个九十美元的舶来品大提琴。
在1946年，九十美元就是一笔很可观的数目了。为了感谢大姐的深情厚意和我们乐队的需要，我不分昼夜的练习，竟然练会了好几首乐曲。
我们乐队的小提琴首席，是来自德国被希特勒迫害的犹太音乐家，是德国“莱比锡交响乐团”的副首席。他的音乐修养很深，琴艺高超。他白天教学生，晚间和他的大提琴和钢琴朋友，一起在音乐茶座演奏三重奏。
我曾狠一次心，买了一张昂贵的音乐茶座票，特地去听他们的演奏。有次我们开完音乐会，准备回学校，我正在收拾乐器，那位首席递给了我一张小条，上面写着他的地址，他诚恳地邀请我到他家喝咖啡。我受宠若惊，当然一口答应。能够认识这位音乐造诣很深的小提琴家和其他两位音乐家，我可以经常向他们学习和请教了。
几天后，我准时赴约，几杯咖啡下肚，又聊了会儿，音乐家将乐谱拿出来，摊在谱架上，要我一起和他们演奏三重奏。我傻眼了，脸红到脖子根，我不得不老实地告诉他们，我不认识大提琴谱。
他非常惊讶地说：“UNBELIEVABLE（难以置信）！你那么多的乐曲包括交响乐都演奏下来了，怎么可能不识谱？”
我说我是连背带看简谱。西方音乐家是用五线谱，他们根本没见过什么12345的简谱，我解释了半天，他们还是一头雾水，连连摇头，不识五线谱居然有另一种办法能将乐曲演奏下来。
事后我才知道，他们的合作伙伴大提琴乐师病了，他们已歇业几天了，急于要找一位大提琴替手，万万没想到却找到了我这个冒牌货。唉，真不好意思，白喝了人家几杯咖啡。
1949年前夕，内战如火如荼，青岛外围大部被解放军占领，青岛市兵临城下，市内一片混乱，有外地逃来的难民，有卷款乘飞机潜逃的国民党高官，有丢盔卸甲争先恐后抢着登上军舰的国民党士兵。
我们山东大学也是一片混乱，当时三青团大批抓捕亲共的人。我的医学院同学周为民，是一个书虫，从不问政治，但也列入黑名单，被捕入狱。
我们多方奔走，也托了德高望重的周教授，向有关方面疏通，说肯定是抓错了人。但在那兵荒马乱的时刻，错了就错了，谁会坐下来审核，然后放人？我们只好去监狱探视，给他送些东西。后来才听说是三青团的一个头头，把周错抓关进了牢房。
当时人心惶惶，国民党政府已自顾不暇，靠不住了。我们对共产党也心存疑虑。听外地逃来的人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无恶不作。每个人的心都七上八下，好似等待末日的来临。
没有学上了，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几乎每天都去同学杨真家，一来是他家有宽敞的房屋和院子，有什么动静可以住在他家，二来同学在一起，互通消息，有什么紧急的事好商量。
战事愈来愈紧，晚餐时大家都无心吃饭，议论著共产党来了我们学生该怎么办？给我们做饭和上菜的女佣王嫂听着我们的议论，她的神色也显得异常和慌乱，有时竟将一盘还没做好的生菜端了上来，我们很晚才从杨家返回学校。
第二天一早，天曚曚亮，还下着大雪，我想去告诉杨真，听人说郊区已能听到枪炮声，共产党的军队在这一两天内就可能进城了。当我进入杨家的大院时，远远地看见树上挂着一个黑色长长的东西，我还以为是因刮风什么黑纸或黑布挂在了树上了。当我走近一看，吓了我一大跳，是一个人吊在树上！穿着新的棉袄，棉鞋，脸上还抹上白粉胭脂，这不是王嫂吗？我摸了摸她的脚，已僵硬了。
我三步并着两步，急忙叫醒杨家所有人，大家慌成一团，有的吓得直哆嗦，有的说报警，有的说去请邻居来帮忙抱下来。正好这时周为民也来了，他是学医的，经常解剖尸体，他说先赶紧抱下来，看看是否还有救？我在缅甸战场曾抬过好多尸体，一点也不害怕。
我抱着王嫂的身体，周为民用刀砍断挂在树上的绳子，王嫂连我一起倒在了雪地上。周为民摸了摸她的脉搏，翻开她的眼睛，连连摇头说：不行了，时间太久了。
后来在她的卧房里发现桌上有白酒、花生、蚕豆、化妆品，还留有一张纸条，上面歪歪斜斜写了几行字，看来是写给她丈夫的，大意是某某我对不起你，我没有给你打一个招呼就从家乡跑出来了云云。
我们分析大概夫妻之间有什么不和，她独自离家出走，他丈夫是共产党的军人，听说共产党的军队见人就杀，害怕她丈夫也来杀她，选择了自尽，一场悲剧就这样收场了，给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留下一片抹不去的阴影。@（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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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