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03月15日讯】（大纪元记者林怡香港报导）香港前大律师公会主席、资深大律师石永泰近日接受《大纪元时报》专访，点出本港法治面对的威胁来自香港的宗主国中共当局，当中以人大释法对司法独立伤害最大。
石永泰在2014年1月法律年度开启典礼上致辞引用“淮橘为枳”的典故，暗讽中共的法治徒具法律。他说：“假若一个社会只是徒具一套法律和对一般百姓执行这套法律的机制，法律便会沦为当权者统治人民的工具⋯⋯好像中国古代传说在淮河以南的橘子，本来很甜美，但拿到淮河以北种植便变了味苦涩的枳，不宜食用。”
同年，中共人大常委会作出“8‧31决定”为政改设下框架，引发了持续79天的“雨伞运动”。四年后的今日，香港经历了九七后第五次中共人大释法，乃至人大就一地两检以“决定”代替法理依据，香港法治面临空前冲击。
而在2015年的法律年度开启典礼上，石永泰谈到在法律被任意执行的体制、法律被当权者任意诠释的危害，“⋯⋯法律按政府喜欢的方法诠释，用来打压一些令当权者不悦的人或组织。这往往被包装为‘法治’（Rule of Law），但说穿了其实就是“我以‘法’来‘治’你”（Rule by Law）。”谁料一语成谶，次年中共人大在香港法院就宣誓复核案判决前释法，最终导致6名民选立法会议员被撤销议席。
法治威胁 直指“阿爷”（中共）
在社会一片担忧香港法治不保的氛围下，石永泰再次为法治精神正名，重申包括几个要素：司法独立、公开公平公正的司法程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内容要明确清楚容易让大众明白，以及人人皆可在有法律争拗下，有同样权利诉诸法庭（access to justice）。
石永泰指，大部分港人一提到法治，就会指向“司法独立”及权利的保障，主要原因是两者凸显中港两地的矛盾。他直言，香港法治精神的威胁来自宗主国北京当局：“我们法治精神的威胁，若你问我，我可以一针见血告诉你，就是我们的宗主国——香港人所讲的‘阿爷’，或是‘主权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所信奉的一套政治理念，和它们眼中的所谓法治精神，和我们香港一直以来所沿用的法治精神不同，这个不同是建基于背后政治理念的不同。”
他又说，大陆与西方社会的政治体制不同，对法治的诠释也不同，西方法治（Rule of Law）背后是联系着民主自由的理念，大陆则是“中国大陆的‘法治精神’，由于背后是社会主义，所以它的法治是什么呢？‘依法执法、严格、不敢犯法’等这类的东西。⋯⋯最大威胁的源头就是大陆对法治的看法和我们不同，我们用同样的词语，但同样的词语背后的想法完全不同”。
人大释法冲击司法独立
他直言，若两个法治不同的地区“老死不相往来”就没问题，但问题是香港和大陆在法制上有一个交集点，就是“人大释法”。
石永泰指，2016年10月11日他在港大以“不便明言的真相”为题演讲，“‘不便明言的真相’就是指香港法治完全维系在人大释法的权力如何运用⋯⋯因为你香港法庭无论如何独立，无论如何有腰骨，但是人大一用释法权，它将《基本法》中的条文，随便拿一条出来，它可以说这条条文‘我说是这样就是这样’，它说‘基本法这个字黑，我可以说白，一我可以说二’”。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就在演讲后第二天，青年新政梁颂恒及游蕙祯在立法会宣誓就职，引发宣誓风波，一个月内人大进行释法。
石永泰强调，人大释法正切中香港行之有效的法治精神最重要一环──司法独立。他指，司法独立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法官判案不受外来干预，二是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有争拗则交由独立的法院处理。“人大释法这个权正是切中，不是由一个独立的法院解释人大制定的法律，而是由人大自己讲，也就是写法律的是你，解释的也是你。”
他又说，虽然人大有权释法，但此权力行使得多，便会令国际社会有不好的观感，“香港所谓的普通法制度，原来一有事‘阿爷’就会出手”。“所以我说释法是来自香港以外的一个威胁，是香港法治面对最大的一个威胁”。
第一及第五次释法最伤
1999年中共人大第一次就居港权释法，当年法律界发起香港史上首次沉默大游行，600多名法律界人士身穿黑衣，静默游行到终审法院，抗议特区政府提请人大释法，场面震撼。
石永泰表示，当年法律界及港人认为发声后人大会聆听意见，但没想到2016年在很多港人反对下人大仍然要释法。“‘不便明言的真相’现在就表现出来，大家很明显知道原来‘阿爷’不会理会大家怎么想的，‘阿爷’不需要考虑外界的看法，只需要我政治上想stamp my authority（宣示权威），我不惜牺牲外界的看法。”
九七后，香港至今共有五次人大释法，他认为最伤害香港的是第一次和最近的一次，“第一次是打完官司终审庭判决后，等于人大刮你一巴掌，实际上是推翻了终审法院判决⋯⋯最近这一次是打官司期间拿出来，很多人问过我哪一样比较差？我不会讲打完官司推翻差些，还是打官司期间拿出来差些。我是说与打官司有关，无论你是正在打，或是将要打或打完之后，其实我都觉得不应该释法。”
他强调中共人大有权但有权要慎用，“因为正在打官司，你用释法的手段，便表示你不觉得这个问题应由法院处理，正在处理你就从法院手上抢过来”，他说表面上好像没威逼法院，但印象上“就是宪法条文已不是由独立的法院处理，重要是印象上好像‘阿爷’恨不得DQ你，所以要自己出手”。
非普通法与大陆法之争 而是体制差异
石永泰指，香港法律界对人大释法一向有很大反应。他观察到近期来自内地或本港亲内地人士，认为是香港法律界以普通法的眼镜去看大陆法，又说大陆法下由立法机关解释法律没问题。他不同意此看法。
他说，许多欧洲国家施行大陆法，英国则施行普通法，没见到两者之间有什么冲突，问题在于中港两地的体制不同。“香港与内地的矛盾不是在于普通法与大陆法的矛盾，而是在于香港沿用的法治精神，是建基于西方民主、自由政制的产品。而内地的法治精神及法律制度的大陆法，是建基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这个才是问题所在。而非单纯的普通法与大陆法的分别。”
人大决定无法可依
再说到正在立法会法案委员会审议的“一地两检”草案，石永泰指中共人大今次以一个“决定”方式指有关安排符合《基本法》。他说，在《基本法》下，人大可以透过释法、修改《基本法》，令人大的决定在港有法律效应，如《国歌法》便是透过修改《基本法》附件三加入全国性法律，姑且不论港人是否接受，但算是“跟足规矩”。但一地两检是透过一个所谓人大“决定”，“你也不是释法，你也不是修法，那是什么呢？这就是问题所在。”他指大陆常言“依法办事”，现在却没有任何法理基础，“没有还要逼我们接受，很多人认为这是民生事项是小事。但是问题是，你做这一次，以后你其它情况下，也可能有类似的事出现”。
认清根源勿失信心 港人勿自毁长城
石永泰1984年刚进大学，同年签署《中英联合声明》，他说当年的中国与现在的中国对香港态度很不同。当时中国百废待兴，将香港作为模范，现在则很“自信”，“以前内地对香港的司法制度本身有其尊重，甚至会向我们学习⋯⋯现在你经常会见到一些内地的学者，他们会无端端地指指点点，然后说你们太多洋人了，什么什么。你会见到官媒党媒越来越多鹰派的言论，好像它以前韬光养晦，大家忍着我收敛。现在最怕的是什么？一些以前你想它会收敛，会要面子，现在它会说中国模式，我不怕你了，你去上街啊！”
他引用前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说过“永恒的警惕是自由的代价”，他直言无从得知政治的底线，今天不能说港独，明天不能说反对23条，可能以后连不应人大释法都不能说。但他强调仍要持续发声，并提醒港人要认清威胁香港法治精神的源头，不要自毁长城，令公众对法律制度失去信心。“你不可能是判抗争者赢就是法治的彰显，抗争者司法复核上诉胜诉，那些‘蓝丝’又会说法官是否是‘黄丝’。近这3年，这类的辱骂就无日无之，实际是把法庭当磨心。”
他以梁国雄在立法会抢文件被控藐视罪为例，西九龙裁判法院裁判官严舜仪裁定控罪不适用于议员。自然就有人说法官是“黄丝”。当日“13+3”（双学三子及新界东北案十三人）重判后，又有很多人说法官“染红”，“这类属于谩骂性质或立场为先的批评，完全无助于保障香港法治”。
石永泰补充说，港人勿妄自菲薄，法治包括在有法律争拗下，人人皆有同样权利诉诸法庭，正是指香港的法援制度。他忆及在担任大律师公会主席时，曾到国外参加国际会议，留意到2008年金融海啸后，西方国家大幅削减开支，尤其在法援方面，“很多人看到香港的法援制度都用羡慕的目光。所以我觉得有时香港人看自己的制度，要记住‘你看我好，我看你好’。我固然有受威胁的地方，我们整体的制度在外人看来还很多人羡慕”。
石永泰观察到，北京当局只看重香港的经济地位，如一带一路、大湾区、股市、仲裁中心等等，全是在赚钱方面。但是他强调，“香港人有必要跟内地、全世界及港人说，很难有一个地区法律制度只保障赚钱方面的行为。⋯⋯一个正常的法律制度，做生意的人都有权利，做生意的人都有宪制上的权利。”他强调要让从商者明白法治精神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譬如政府有政策的改变，是否有足够咨询诸如此类，很多时候政府的举措都会影响做生意的商业机构。你平时不会想到与宪法权利有关的团体或个体。要让他们知道一个地方保持良好的法律制度，维持法治精神，对做生意的人都很要紧。因为中国现在将香港当做它经济上走出去的桥梁，仅此而已。我们要让一些生意人知道不能将香港当成打官司的工具。”他重申律师不能仅是帮人做合同和仲裁，他呼吁港府及北京勿将香港法律制度及法治，打造成政府手下排解纠纷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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