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有句话叫“君子务本”，就是人凡事要致力于根本，才能真正做成大事。勤政爱民的唐太宗，治国安邦也讲究“务本”。在他看来，国家以百姓为本，百姓以衣食为本，因此，督促和鼓励农业发展一直是太宗所有政务的重中之重。
他曾和大臣对论，重视农事的关键在于不违背农时。如果国家连年征战，大兴土木，皇帝役使百姓又想不占用农时，怎么可能做到？大臣王珪也认为，历朝历代的衰落，大多因为皇帝没有合理地安定百姓。刚建立的唐朝百废待兴，却保留了隋朝遗留的弊病，需要皇帝善始善终，巩固国本。
太宗非常赞同，安定百姓和国家，关键就在于皇帝。他说：“皇帝能让百姓休养生息，百姓就能安居乐业；皇帝只顾满足私欲，百姓就会陷入痛苦之中。这也是我不敢任情纵欲，不断告诫自己的原因啊！”
的确，在整个贞观时期，太宗身上多次发生重视农事、爱民如子的感人故事。贞观二年（628年），京城旱情严重，蝗虫成灾。忧心百姓的太宗走出宫门，来到田野中察看庄稼。他见蝗虫猖獗，就捡起几只喝斥它们：“百姓把稻谷视为生命，你们却把它们都吃了，你是在危害百姓啊！”
为了杜绝蝗灾，太宗像对人说话一样告诉蝗虫：“如果说百姓有罪过，那么责任也只在皇帝。如果你真的有灵性，就啃噬我的心脏吧，不要再害百姓了。”说完，他就把蝗虫吞下。随行的臣子们大惊失色，担心太宗患病，纷纷制止。太宗却镇定地说：“我只希望把灾祸转移到我身上，还怕什么疾病呢？”果然，天子的诚心感动上天，蝗灾很快结束。
三年后，到了为太子举行加冠礼的时刻。按照阴阳家的推算，初春二月是吉时，主事大臣请求太宗在二月举行典礼，并增加仪仗规模。太宗认为，二月正是春耕的关键时刻，举行典礼将妨碍农事。说到时辰的吉凶，太宗更是不以为然，“阴阳学有禁忌，我却不理会那一套。如果做事不顾天理道义，只追求所谓的吉时，怎么可能求得上天的福佑？”
在太宗看来，农事是关乎百姓生存的大事，绝对不能耽误片刻。因而他敢于打破阴阳理论，坚持将太子的典礼推迟到十月。
衣食无忧只是让百姓解决温饱问题，太宗常常希望赏赐天下子民，让他们过着富裕尊贵的生活。天下人真能如太宗所愿而大富大贵吗？贞观十六年（642年），太宗就此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他说，皇帝是百姓的衣食父母，只要皇帝清心寡欲，不追求奢侈浮华的享受，就能造福于民。因而，太宗努力减少赋役，不去占用农耕时间，这样百姓就能顺应天时，粮食也能丰收，这就是让百姓富裕；他还在民间重视教化，倡导礼仪谦让的风气，这样年轻人尊敬长者，妻子尊敬丈夫，这就是让百姓尊贵。
太宗一心为民，说到此，他无比憧憬地说：“如果天下真的变成这样，我即使不听音乐、不打猎，也乐在其中了。”（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贞观政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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