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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图:接受日本投降的徐永昌将军及其时代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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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8年03月07日讯】(大纪元记者钟元台北报导)民国著名军事家、曾代表国民政府接受日本投降的前国防部长徐永昌相关文物与档案,正在国父纪念馆展出,展期至3月18日,其中也体现出中华民国建国的艰辛,与现今民主自由的台湾相互辉映,带给观展者无限怀想。

由国立清华大学文物馆筹备处主办、国立国父纪念馆协办的“徐永昌将军及其时代”文物特展,彰显其军人风范、行事特性与独特品格。该展览以国立清华大学教授杨儒宾伉俪、李玺林先生的私人收藏,以及徐将军家属提供的照片、公文书为基础,分为三个主题:“抗战”、“受降”、“陆军大学与军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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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立清华大学文物馆筹备处主办、国立国父纪念馆协办的“徐永昌将军及其时代”文物特展,彰显其军人风范、行事特性与独特品格。(国父纪念馆)

徐永昌(1887—1959),字次辰,山西崞县人。早年因家贫,受清军师爷收留,民国成立后,进入陆军大学等校进修,接受新式军事训练与教育,且担任直隶团教官等军职。1928年加入阎锡山麾下参加北伐。北伐成功后,曾先后担任绥远省主席、山西省主席等职。

组图:接受日本投降徐永昌将军及其时代展
曾代表国民政府接受日本投降的前中华民国国防部长徐永昌相关文物与档案在国父纪念馆展出。图为阎锡山致河北行营电文。(国立清华大学文物馆筹备处)

在中国对日战争期间,徐永昌充分发挥其军事长才。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被任命为河北保定行营主任,协助指挥华北第一战区战情。1938年被任命为军令部部长,主持军事参谋的训练工作,并负责收集敌情、拟定各区作战大纲。

1945年9月2日,同盟国统帅麦克阿瑟将军于日本横滨主持受降典礼,中国代表团由团长徐永昌将军登上密苏里号战舰,与各国代表依次签署〈降伏文书〉。从奉派受降的重任,足见他所揭示的策略,对赢得战争确实有卓著贡献。在这象征二战结束的历史时刻,徐永昌之名从此为世人所熟知。

组图:接受日本投降徐永昌将军及其时代展
曾代表国民政府接受日本投降的前中华民国国防部长徐永昌相关文物与档案在国父纪念馆展出。图为记者会当天贵宾合照(左3为故宫前院长冯明珠、左4为国父纪念馆馆长林国章,右1为文物馆筹备处主任马孟晶教授,右2为清华大学副校长信世昌)。(国立清华大学文物馆筹备处)

展览主题一:抗战

1937年芦沟桥事件爆发,拉开了中国对日八年抗战的序幕。在中国华北展开全面作战之际,徐永昌将军因其军事谋略长才以及对华北军务的熟稔,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为“河北行营主任”,指挥华北第一战区作战。在坐镇河北期间,徐将军积极联络、协调华北地区各军团首领齐心抗日,如宋哲元、万福麟、孙连仲、卫立煌等部皆受其指挥。此外,由于徐将军对山西军务的深厚了解,也担负联络平型关之役战情的任务。

组图:接受日本投降徐永昌将军及其时代展
曾代表国民政府接受日本投降的前中华民国国防部长徐永昌相关文物与档案在国父纪念馆展出。图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密令。(国立清华大学文物馆筹备处)

在结束华北地区的指挥工作后,徐永昌将军领命担任“军令部”部长,负责整顿对日抗战之情报、军纪等问题。在抗战期间,徐将军重新建立了军事情报部门,统一军事参谋系统和陆军大学等事务。另一方面,他也着力于协调各派系军事力量的合作,使对日抗战策略得到贯彻与实现。徐将军对国际局势和敌情研判、内部军务的统整,对于战争情势的扭转可说是居功厥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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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代表国民政府接受日本投降的前中华民国国防部长徐永昌相关文物与档案在国父纪念馆展出。图为军令部出入证。(国立清华大学文物馆筹备处)

“军令部”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38年因应对日抗战之需要而改制的军事单位,主要掌管的业务为:国防建设、地方绥靖及陆海空军动员作战;后方勤务之筹划运用;情报及国防政情之搜集整理;参谋人员、陆军大学和驻外武官等人员的统辖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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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代表国民政府接受日本投降的前中华民国国防部长徐永昌相关文物与档案在国父纪念馆展出。图为新彊剿委战报。(国立清华大学文物馆筹备处)

在对日抗战八年期间,军令部部长一职皆由徐永昌将军执掌。其主要的任务在于建立战时军事参谋系统和情报工作,尤其是日本战情与国际局势讯息的收集。除了与各国合作军事情报工作之外,在对日抗战步入尾声时,军令部亦涉及国内地方武力集团动向情报之研判。如1946年新疆东土耳其斯坦组织、东北地区共军活动,皆在军令部的管辖范围之内。

组图:接受日本投降徐永昌将军及其时代展
由国立清华大学文物馆筹备处主办、国立国父纪念馆协办的“徐永昌将军及其时代”文物特展,彰显其军人风范、行事特性与独特品格。(国立清华大学文物馆筹备处)

展览主题二:受降

1945年8月12日,在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投降的前夕,同盟国各国与日本政府已秘密展开受降与战后处置的讨论。徐永昌即在此日被任命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将前往日本会同参战同盟国出席受降典礼。在奉命代表受降后,徐永昌指定杨宣诚、朱世明、王丕成、李树正、陈延煇等人为团员,于8月17日率团飞往菲律宾马尼拉,与同盟国元帅麦克阿瑟将军会晤。在停留菲律宾期间,各国受降代表与日本政府反复商议降书内文。延宕多日后,各国最终敲定9月2日于东京湾正式举行受降典礼。

受降典礼当日清晨,各国代表依序登上停泊于日本东京湾南端的密苏里舰。重光葵、梅津美治郎分别以日本政府和大本营代表的身份在降书上签字。同盟国则由麦克阿瑟元帅为首,依次由美国代表尼米兹元帅、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等国代表签字接受日方投降。受降典礼结束返国后,徐永昌将降书及当日典礼签字所用的钢笔进献于国民政府,完成由抗战到和平的使命。

1945年9月2日所举行的受降典礼,象征二次世界大战的正式结束。在各同盟国赴日与会期间,国际媒体大幅刊载报导,并邀请各国代表发言。位列同盟国第三位签字代表的徐永昌,自然也受到各界的瞩目与访问。在受降典礼结束后,也陆续有出版社与媒体来信向徐永昌索求签名照与个人简历,以作为编辑二战名人录、筹办纪念活动之用。

展览主题三:陆军大学与军事教育

中国现代陆军军事教育的开端,起于李鸿章于天津设立武备学堂,各军团内部即由此陆续设立培育军事人才的教育机构。徐永昌幼时进入清军武卫左营服役,后来进入随营学堂接受现代军事教育,就受益于陆军现代教育机构的培养。在随营学堂与将校讲习所内,徐永昌学习战术、战史、三角、代数,奠定了军事知识的基础。民国成立后,他考入陆军大学第四期学习高阶战术,从此建立日后与陆军大学深厚的关系。

1946年,徐永昌卸任军令部部长之职,转任陆军大学校长。在其治校期间,陆大延续之前培育高阶军官与参谋人才的任务,共有三期将官自陆大毕业。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之际,徐永昌率领陆军大学师生迁至台湾新竹复校。在台复校之初,陆军大学为因应台海战略的变化,开始模仿美国国防大学的制度,着手修改陆大的教育章程。1952年,陆军大学正式改制为国防大学,徐永昌也正式卸任陆军大学校长一职。

《徐永昌将军求己斋回忆录》为徐永昌将军晚年口述之作,由赵正楷整理记录成书。本书依照年次编辑录存,共十三卷,时间起于清光绪十三年、迄于民国二十一年,涵盖了徐永昌将军童年至主政山西时期为止的生平见闻。内容包含徐永昌讲述早年投身军伍,凭借自身苦读完成高等军事教育而成为著名军事战略家的经历;以及徐永昌亲历史事,对民国人物、事件的相关评论。

赵正楷在徐永昌主持山西省政期间,因与徐将军有同乡之谊而结识交往。1948年来台后,于新竹煤矿公司任职,并在公余之暇着手记录徐永昌言论。在1954年至1959年期间,赵正楷每周一次前往徐永昌府邸进行采访,历经多年奔波始完成《求己斋回忆录》的编纂工作,后根据访谈史料写就《徐永昌传》一书,为徐永昌将军的事功风范留下珍贵的资料。#

责任编辑:林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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