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03月09日讯】大陆著名导演陈凯歌在其回忆文章中曾写道：作为思想教育的一部分，我们从小就被告知，爱是有阶级性的，阶级，是区分爱与恨的最终界限。血族亲爱关系也不例外。爱领袖，爱党，爱自己人。但在阶级社会中，“自己人”是一个变量，所以，昨爱今仇的事时常发生，唯一不变的是对领袖的爱。既然爱是暂时的，局部的，特定的，非普遍的，那么恨就是长期的、全面的、普遍的。爱是毒药，爱情是堕落，人性是虚伪，仇恨代表正义、仇恨和安全感。在一个人口众多而格外拥挤的国度里，以仇恨作为火炬而加以传递，其结果就不难设想。
在中共这样的毒化教育下，父母与子女间、夫妻间、亲戚间、朋友间、同事间的人伦惨剧在中国大陆不断上演，共产党成立早期有方志敏杀死亲五叔的惨剧，而到了延安时期以及中共建政后的历次运动中，“大利灭亲”都并不罕见，且尤以文革时期为剧。
延安时期开始广泛提倡“大义灭亲”
1943年延安整风期间，曾任毛秘书的陈伯达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人性•党性•个性》一文，认为“任何种人性并不是先天带来的东西，而是某一种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所以，在阶级社会中，人性的问题就是阶级性的问题”，换言之，人性中的“爱”是有阶级性的。
于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人人相互“揭发”成为常态。做过人民日报社曾彦修回忆道：下层整风从查“小广播”开始，“小广播”是指延安的青年人之间互相传递意见和看法，有些看法是对上层领导有意见，对领导不满意。这些意见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王实味《野百合花》里面的东西，不过没有王实味讲得那么尖锐。上面的听到了，“不得了，虽然这些小青年在延安，但他们不是来革命的，他们是反革命的”。这样人人要求填小广播表，填了再填，搞了大半年。后来发展为“抢救运动”，就是从这个事情干起来的，青年统统都变成了特务。
小广播表填了之后就“互相批判、揭发、告密”，开始叫“半条心”。后来一“揭发”，就说你们是两条心。一连几个月，日日夜夜都斗，你就变成国民党特务了。然后是交代，要写你在延安还有什么同伙。有些人经不住斗，就“招”出来一大批，于是就搞成了一个子虚乌有的特务网。
整风运动后，人们完全停止互相交往。整个延安分成了几十块，包起来了，互相之间有几年没有来往，1942年到1945年都不来往了。
另据曾做过高岗、陈云、毛泽东秘书的李锐的女儿李南央撰写的文章披露，她的母亲范元甄在李锐于整风运动中被诬陷为特务，被关进延安的监狱后，写道：“想到一切都是在做梦。他的一切都为了麻痹我，为了他的政治目地。我就很平静，想到将来，想到我正需要一个新的开始，摆脱了他正是一个解放，想到这些我是很冷静的。在所谓感情上，我真是对他毫无留恋了。……”范元甄不仅要抛弃自己的丈夫，还与后来的中共“左王”、也是当时去“抢救”她的邓力群“睡到了一起”，影响极为恶劣。
如果说延安整风运动时，中共还是在党内小试牛刀，那么在其1949年建政后，开始公然在全社会破坏传统五伦关系，公开提倡“大义灭亲”。
文革前“大义灭亲”下的人伦惨剧
在1951年中共开展的针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中，留在大陆的著名国学大师胡适的次子胡思杜，违心地批判自己的父亲，还亲自编写和登台演出反美话剧。此外，他还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以示与之划清界线，断绝往来。1957年“反右”时，他还是被打成了“右派”，他随即上吊自杀。
而这样的惨剧在文革前的若干运动中并不少见。据大陆媒体文章，对“大义灭亲”式告密的鼓励和宣传，早在文革之前即已开始。以1952年“三反运动”中的《人民日报》为例，1月24日报道了《北京市第五中学青年团员王世桓检举他父亲贪污行为》；2月4日报道了《北京大学学生展开坦白检举运动不少学生检举了自己亲属的违法行为》；2月6日，报道了《许东才站稳人民立场检举奸商父亲》；3月8日，又报道了《门头沟机电厂职工家属大胆检举和规劝丈夫坦白》……而被“检举”的他们的亲人或被抓，或被批判。
从这些报道里，不难看出当时的宣传，竭力有意突出“阶级情感”与“血缘情感”之间的斗争。譬如：“在运动开始时，（北京大学的）很多同学对检举贪污是有顾虑的。但随着运动的展开，同学们对这一次运动的认识渐渐提高，顾虑也逐渐打消。中文系二年级同学胡祥达在运动开始时，想起他的家里有两本账簿，其中一本是专门对付收税人员的假账。他想动员他的父亲坦白，但是怕他的父亲说他‘忘恩负义’，因此他把这事放在心里没有说。后来他记起‘中国青年’杂志上批评郑辉人包庇地主家庭一事时，立刻恍然大悟，就一方面向天津工商业联合会节约检查委员会检举他的父亲，另一方面动员他的父亲坦白。到一月二十日止，北京大学检举的案件达一百九十三件，其中百分之四十是检举自己家属的。”
“王世桓看出他父亲心中有病，就对他解说人民政府的政策，希望他赶快坦白。但他依旧不肯低头认罪。王世桓最后对他说：‘你不坦白，我要向学校方面检举你。’他父亲听了非常气愤地说：‘我把你养大，你却要检举我，你还有良心吗？我要是特务，你也要检举？’王世桓坚决地回答他：‘你要是特务，我更要检举你！’”
从上述案例中，让人最感恐怖的是很多人是发自内心地相信了中共的宣传，相信了阶级感情高于人伦间的情感——虽然有些也是出于自保的心理。
1957年，针对社会上“不近人情”、“六亲不认”的批评，《学习》杂志刊文指出：“‘人情’是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六亲’也各有自己的阶级地位，都是有阶级性的。问题在于‘近’什么人的‘情’，‘认’什么人的‘亲’。其中有一个显明的界限，这就是阶级立场。”文章公开支持以“阶级立场”为标准“大义灭亲”，并认为“一个好公民、好干部为了社会主义事业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否则，就要成为反革命分子或反动阶级的俘虏。”
在中共制造的这样的恐怖中，中国人的人性愈加被扭曲，在文革期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文革“大义灭亲”下的人伦惨剧
如果说文革前的“大义灭亲”式告发、批判的以“右派、地主”等家庭为主要群体，那么文革爆发后，中共各级官员的家庭成员也加入其中。
陈丕显之子陈小津回忆称：1968年，上海徐汇区举办了两期“叛徒、特务、走资派子女学习班，共有138名14岁到20岁的初、高中学生被迫参加。他们的117位父母全部是被关押、隔离、靠边审查的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领导干部。在学习班中，他们被迫参加对他们父母的批斗大会，当众“揭发”父母，与父母“划清界限”。这些学生先后有3人患了精神分裂症，其中1人自杀身亡，1人离家出走后下落不明。
再来看看这些发生在父母与子女、夫妻之间的人伦惨剧：
14岁的陈凯歌在文革父亲被批斗时，不仅跟着喊“打倒”的口号，而且在上台“揭发”父亲时，“伸手在父亲的肩上推了一下”……
13岁的习近平因说了几句反对文革的话，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列为“敌我矛盾”，在中央党校的院子里关押了起来。在其被批斗时，他的母亲齐心就坐在台下，被迫举手喊口号打倒自己的儿子。一天夜里下大雨，趁看守不注意，习近平跳窗户跑回家，这吓坏了齐心。齐心不但没有给饥饿的儿子做饭吃，反而在他不知情的清况下，冒着大雨向领导报告去了。习近平绝望地离开了家……
1970年2月安徽省固镇县少年张红兵举报自己的“走资派”母亲、固镇县人民医院门诊部副主任方忠谋，只因她在家人面前说了些支持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批评毛搞个人崇拜的话。当晚，方忠谋被捕，张红兵和父亲张月升写的揭发材料成为审判方忠谋的证据。张红兵在材料最后写道：“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枪毙方忠谋！”2个月后，方忠谋被判处死刑，三天后被枪杀。张红兵所谓“大义灭亲”的事迹被陈列在县革命教育展览馆。不过，“卖母求荣”并未给张红兵带来什么“好处”。方忠谋死后不久，张红兵和弟弟就被下放到当地农村劳动。他仍然是“黑五类”子女。文革后，张红兵才意识到是他这个畜牲不如的儿子，把母亲亲自送上了断头台，他陷入了终身的悔恨中。
写过“红色经典”《青春之歌》的杨沫，在文革期间与丈夫、中共党员马建民相互揭发并长期分居。他们的儿子老鬼坦言：“这是文革的残酷性所致。在那种高压之下，人首先要生存，为生存而奋斗。别的如夫妻之间的感情、伦理、道德、亲情等等全顾不上了。”
而延安时没有与李锐成功离婚的范元甄，在1949年后的很多运动风潮之中，她疯狂的揭发李锐、揭发亲人，甚至连女儿都不放过。那些让李锐致命的“攻击”毛的话都是其揭发的，而李锐却连一句范元甄的坏话都没有说，尽写了关于她的好话。
大陆独立时评人士冉云飞曾从一名上海网友处拍得一些“文革”资料，十六开，共58页，钢笔写就，多为告密、交心、汇报材料，作者名为吴大昌。这一叠检举告密资料显示，吴大昌检举揭发的就是其直系亲属和远房亲戚，包括自己家的保姆，以及自我交心。其中的告密内容尤以告其父母和哥哥为多。
…… ……
这样的惨剧成千上万，在文革期间无以计数，子女检举父母，妻子检举丈夫，哥哥检举弟弟者层出不穷，红卫兵告密“弑母”这类案例，亦非鲜见，实难一一尽述。可以说，传统社会“亲亲相隐”的底线已彻底崩溃，原因就在于中共宣传的爱是有阶级性的，人性要服从党性。
中共颠覆伦常 泯灭人性
“五伦”，是中国传统儒家的理论之一。“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父子、夫妇、君臣、长幼、朋友，这五种伦常关系乃天下共有。违背伦常之事，不可为。
孔子还曾说过：“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一理念后来逐渐发展成“亲亲相隐”，即历代朝廷为了维护五种伦常，保存人性，甚至不惜放过眼见的罪犯，而允许“同居亲属相容隐”。具体来说，作为中国古代刑律的一项原则——亲属间有罪应当互相隐瞒，不告发和不作证皆不论罪，反之要论罪。
也就是说，传统社会从来没有提倡过背叛家庭抛弃父母批判父母去求功名富贵。相反，如果谁这么做了，将会受到舆论谴责与司法追究。而朝廷在选材用人机制上，特地制定了血缘回避与地缘回避制度；同一亲属不在同一行政系统内工作；科举考试，参考人回避亲属主考官员而取消考试资格；官员不在家乡身份任职等。古代王朝的统治者早已明白，将血缘引进国家管理中，必然损害国家利益，增加结党营私机会。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道德价值观，也是历代王朝统治者所倡导的，就是注重维护伦常，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仁爱、信义、孝悌，并以此维系家庭与社会的稳定和安宁。
然而，以毁灭传统文化、毁灭人类为己任、不讲任何道义的中共，在以无神论治国的同时，以“党性”压制“人性”，强调党的利益至上，要求党员和民众放弃亲情、背叛良知，大义灭亲受到鼓励。今年“春晚”宣传的那个三十年不回家看父母的院士就是中共洗脑后的产物。
在中共暴力高压下，众多的中国人人性被严重扭曲，良知被吞噬，在彻底革命的名义下不断上演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兄弟争斗、朋友弃义的人伦惨剧，社会道德急剧下滑。当今中国社会中五伦关系间的乱象，与此同样有着密切关联。
一个人性无存的社会，还有存在下去的理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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