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04月25日讯】（大纪元记者㑩琼综合报导）19年前，上万名法轮功学员亲身经历了“4.25”上访，成为这次“最理性平和的上访”的见证人。
原清华大学讲师孟军、前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李元华、北京某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刘志春、曾饰演《雍正王朝》中三阿哥而出名的明星姜光宇就是他们其中的几位。
孟军说：“‘4.25’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官民分歧冲突通过和平理性手段解决的先河。”
19年前的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信访局和平请愿，要求当局释放此前在天津被当地警察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同时要求当局允许法轮功的书籍合法出版，并给予法轮功修炼民众一个合法的炼功环境。在此之前，天津的一家杂志刊登了一篇无中生有诋毁法轮功的文章，部分天津的法轮功学员去相关机构反映实情，却遭到警方的殴打，45人被抓捕。
自发去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表现出的理性、和平、自律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而中共却在当年的7月20日对法轮功学员发动了至今长达19年的灭绝性的迫害，甚至犯下了这个星球上最惨烈的活摘器官的罪行。
今天，一些当年“4.25”的亲历者生活在海外，在纪念“4.25”和平上访19周年之时，他们参与了各地举行的游行、集会、烛光悼念等活动，并公开讲述自己当年参加上访的亲身经历，以揭露中共的所谓法轮功“围攻中南海”的欺世谎言，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邪恶迫害。
本文摘录19位见证人的讲述，他们的经历互相印证、补充，从多角度展现给人们“4.25”上访的起因、过程、结局的真实面貌。
全文涉及到12个方面的问题。
1. 上访消息的来源？
当年天津的法轮功学员们被抓后，其它地区的许多法轮功学员在4月24日或25日早上听到了消息，便自发地到北京信访办去上访。
孟军是清华大学硕士、前清华大学讲师，后在澳洲昆士兰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回忆，当时考虑到1996年以后，全国各地陆陆续续有一些警察骚扰法轮功学员炼功，再加上这次的天津事件，大家觉得有必要向中共政府反映情况。他从当时所在的清华大学炼功点那儿得到消息，说学员可以自愿前往信访局反映情况。他就去了。
前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李元华说，4月25日那天是周日，他不用到学校上班。一早5点多，他听到母亲说天津法轮功学员被抓了，她想去信访办表达心声，李元华也想去。于是一家人搭上公共汽车就去了。
姜光宇，中国知名青年演员，1990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1995年开始拍戏，1997年在《雍正王朝》中饰演三阿哥而出名。
那时姜光宇走入法轮功修炼才四五个月，但听到辅导员告知天津法轮功学员被打、被抓后，毫不犹豫地说“我愿意去”上访。
现生活在德国的徐慧当年在辽宁锦州九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担任质量检查员。1999年4月24日晚，她吃完晚饭，照常去炼功点。当时她生活的小区到处都有炼功点，炼功之前，一个学员把她叫到一边，悄悄地跟她说了天津的事。
那位学员对她说，自己要去（北京）上访，晚上就走。当时围上来好几个学员，徐慧当时决定也要去上访。
英国法轮功学员周凤玲当时也参加了上访，她说：“当天早上我们照常去公园炼功，听有的学员说现在天津抓人了，抓了四十多个法轮功学员，我们应该到上访局去和他们讲清真相。”大家听说之后，就纷纷去了信访局。
1999年4月25日，北京朝阳区的法轮功学员花蔚群（现在居住在纽约）带着当年仅2岁的儿子，到中南海参加上访，她说：“24号下午我接到一位学员的电话，说天津抓了几十名学员，我们要去北京信访办说明情况才能解决，我第二天抱着孩子、给孩子带了点吃的就出门了。”
2. 为什么要去上访？
很多学员得知天津的消息后，想法很简单，法轮功学员被抓了，大家都是法轮功的受益者，要向政府反映真实情况，要求释放天津被抓的法轮功学员。
现居住在海外的张立曾是天津冶金研究所实验室的一名化验员。她当时作为天津法轮功学员的一名代表见到教育学院的领导及杂志的负责人，向他们澄清法轮功事实真相。
天津事件发生后，4月25日的凌晨4点，张立和三位法轮功学员开车到达了北京。“北京天还没亮，我们在街上等到6点多钟才去到府右街国家信访局，那时已经有很多的法轮功学员站在那里了。”
张立讲述了她那时的心情：“当时就是本着对国家、对政府的一种信任，告诉他们，修炼‘真、善、忍’的这些人都是好人，对社会、国家和人民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不应该这样对待我们，希望他们能了解法轮功的实际情况，然后把这个事情解决好，释放所有被抓的学员，我们应该有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
对于上访的目的，李元华教授谈到：“没有太多的想法。修炼受益了，当时没有打压，就觉得是政府不了解我们。抱着获得新生的感激之情、对师父的那种感恩，想去告诉政府我们受益了。”
法轮功学员、英籍华人学者谢卫国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当年他和清华大学炼功点的其他法轮功学员自发地、和平地向政府反映法轮功真相，希望政府取消打压、允许他们自由修炼法轮功。他还想告诉人们，19年来法轮功学员的和平诉求一直没有变。
1999年4月24日星期六是休息日，单位还有一个班组要加班，作为检查员的徐慧得跟着上班，车间的钥匙在她手上。
徐慧特地请了假，因为她觉得上访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同修受难了、被抓了，大法受到诬蔑了，自己作为身心受益者，出于良知，觉得有责任去支援”，所以她就去了。她说：“当时心里也是出于对政府的信任吧。”
今年4月24日，在澳洲悉尼著名景点海德公园内法轮功学员举行了“4.25万人大上访”的烛光纪念活动，近80岁的来自北京的法轮功学员陶月芳也来参加活动，她是当年万人上访者中的一员。
她回忆道：“当时天津警方殴打并抓了45名法轮功学员，他们仅仅只是向天津教育学院反映修炼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并不是他们杂志中像何祚庥所诬蔑的那样。”
她和儿子早晨听闻天津抓人后，“本着非常朴实、平和的心态想向政府反映，法轮功教人向善，按‘真、善、忍’要求做好人、做一个道德更高尚的人没有错，自己炼功后身心受益。法轮功对国家和个人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警察抓人是违法的。”
原为北京荣宝斋职工的陈嘉琦（现居于美国旧金山）说，“4.25”的前一天，她和先生决定一起去国务院信访办说明真相：法轮功学员是无辜的，他们是一群遵照“真、善、忍”修炼的人，没有违反任何国家法律，希望天津放人。上访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
纽约法轮功学员花蔚群参加了4月22日纽约烛光纪念“4.25”和平上访19周年的活动。她说，她当年上访的目的是因为她自己学炼法轮功后鼻炎、阑尾炎都好了，“1998年体育总局调查学员身体变化的时候，我都填了表，大法的神奇我是亲身感受到的。”所以才会深切地希望把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告诉国家，去上访。
3. 怎么去信访局的？
刘志春是坐电车去上访的。19年前，59岁的刘志春是北京某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1999年4月25日早晨6点多，他来到中南海附近。此时，府右街已经有很多人了，他们静静地站在马路边。
坐在车里的刘志春，头转向窗外，表情凝重，因为信访局所在地府右街的位置很特殊，它紧邻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中南海。
刘志春是法轮功的受益者。他曾身患多种疾病，为了祛病健身，上世纪80年代初热衷于练气功，但收效甚微。1992年经朋友介绍，他参加了李洪志大师当年在北京办的第二期讲法班，开始修炼法轮功，从此获得身体健康。他前后共参加过8期李大师亲自传授功法的法轮功学习班，且全家人都走入法轮功修炼行列。
现在居住在英国剑桥的杨女士19年前的“4.25”曾经从辽宁朝阳去北京上访。参加今年4月22日法轮功学员在伦敦举行的纪念“4.25”活动的她，还记得当年怎么去上访的：“炼功点大约二十多人一起去的，坐的夜车，25日一大早到了北京。”“其中有中学老师，也有小学老师，还有党校老师，都有。”
旧金山的陈嘉琦在当年4月25日那天和先生是骑车前往国务院信访办的，抵达后，警察把他们带到中南海外面的街道上。
4. 当时街上的情景如何？
李元华教授回忆，25日那天早上6点多，他就到达了府右街，看到越来越多的法轮功学员前来。维持秩序的警察把部分法轮功学员领向中南海西侧的便道上，“西侧墙外是机动车的便道，学员站了一侧便道的一半，也就是所有便道（机动车道和自行车道）的1/4。”
后来，府右街已经站不下了，再来的法轮功学员不得不站在文津街（中南海北面）和西长安街（中南海南面）的便道上，“等于是南北向、东西向都站了很多人。”
刘志春来到中南海附近时，是早晨6点多，当时，府右街已经有很多人，他们静静地站在马路边。
刘志春说，法轮功学员主要集中在府右街，国务院西门外是府右街，南门外是长安街，北门外是西安门大街东段，东面是中南海，不可能站人，长安街也没有站人。（事实证明，后来中共诬蔑法轮功学员 “围攻中南海”根本不成立。）
8点左右，警察要求让出人行道。于是，法轮功学员自觉分成两排或三排，留出人行道，前排临街，后排靠墙。年轻的自动站到前排。
马路上，每隔30米就有一个警察，他们看起来有点紧张。刘志春说，但随后慢慢放松了。这些法轮功学员看起来一点儿不危险，都很平静、祥和、自律。有些警察干脆回到车里休息，也有的跟法轮功学员聊天。
刘志春沿着府右街往南走。一路看到，有的法轮功学员在自觉地维持秩序，疏通道路。他们一遍一遍地喊：“请自行车和行人不要在此停留！不要在此停留。”
法轮功学员都站在人行道上，马路上的自行车、汽车，畅通无阻，只有警察在马路上来回走动，并不时地与学员聊天……对此，刘志春还记得很清楚。
国务院信访办正对着中南海的西门，法轮功学员当时是按照警察指示的路线沿着马路两边站着。张立说：“由于人很多，所以就顺着马路站下去了，当然靠近中南海的一侧也站满了我们的学员，但大家是非常有秩序地分两行排着队，不在队列中、在后边坐着的学员都在看书或炼功，不是中共所说的包围。中共的‘围攻中南海’的说法是诬陷、是别有用心，我们只是去信访办反映情况。”
5. 当时的表现如何？
清华学子孟军于4月25日上午9点多到达中南海旁边的府右街，街道两旁站满了全国各地前来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他来到北海公园旁边的文津街。当时场面很祥和，法轮功学员在街道旁边静静地站着，非常理性、非常有秩序，没有人大声喧哗，没有标语口号，大部分人站着，也有些人坐着看书，有少数人在那打坐，街道中间交通秩序正常。
警察在旁边监视布控，每隔10～20米站一个警察。他们看到学员们很平静祥和，觉得没事可干，有的警察抽起了烟，有的警察在闲聊。
李元华教授说：“从警察的反应就能看出来”，当时在附近的警察们流露出来的不是恶意与紧张，而是放松，“他们跟学员互相聊天啊，没有任何不当的行为，他们也能感受到这个群体的善意、感受到平和。”
那天姜光宇曾沿着街走了一圈，看到法轮功学员站在那里或者不讲话，或者在阅读、背诵法轮功书籍，没有喧哗、没有不雅观的表现，反而都面带微笑，一动不动。
“有学员不小心丢掉东西，马上就有人捡起来，甚至把路过的人丢掉的垃圾也捡起来，感觉素质高。”姜光宇记得当时在长安街大草地周围，有不少人骑自行车路过他们上访的地方，“好多人往这儿看。怎么突然聚集这么多人？很多人在看，朝我们看。但也没人走进来问。”
据多伦多的法轮功学员卞建武回忆，那天，整个白天大家就是静静地等待。没有口号，没有任何不文明行为，没有妨碍交通，更没有任何肢体冲突。相反，江泽民集团派人在现场一次又一次录像、拍照。谁都知道，共产党是讲究“秋后算账”的，但法轮功学员表现的是镇定与坚强。没有一个人在录像、照相过程中扭头或低下头。
卞建武亲眼看到站在第一排的一位同修，是和他同一个炼功点的一个三十多岁的武警消防兵。摄像机一次又一次从他脸上扫过，他丝毫不害怕。后来，他们部队领导出现在马路对面，他依然面色平静、不畏惧。迫害开始后，“这个小伙子是最早被隔离审查、开除军籍而遭受迫害的同修。”
悉尼的陶月芳回忆，她和儿子到信访局后，发现已有很多的法轮功学员在那里，“有的看书、有的炼功，甭说影响车辆，就是人行道、盲人道都没有挡住，都空出来了。整个过程中没有喧哗、没有口号，非常安静平和。”
在刘志春的记忆中， 那天，来上访的人相当安静。他们有的看书、有的炼功、有的在切磋交流，听不到大声喧哗，也没有人随便乱动。
现场的法轮功学员彼此都像熟人一样亲切，他们就地食用自带的水和食品。很多人两顿饭都是就地吃的，垃圾自动放进包里，没人扔垃圾。有的学员拎个塑料袋，捡学员不小心掉出来的垃圾，整个场面理性、平和。
他们带着共同的心愿，静静地等待着政府接受他们的公平、合理的基本诉求。
沿着府右街由北向南的灵境胡同有一个很大的公共厕所。下午2点多，刘志春进厕所看到，厕所被法轮功学员打扫得干干净净，后听到一位居民说：“嗨，这个厕所从来没有这么干净过。”
刘志春继续沿着胡同往前走，那里有一个副食店。一位工作人员正好驾车出去进货回来，说：“这么多人，进出竟然都不受影响。这些人素质真好。”
6. 当时的心态怎样？
给姜光宇留下很深的印象是：“没想到共产党还会再来这么搞镇压，压根没想到（镇压会）跟修炼有关系。当时大家很平和，警察也挺客气的。不让在马路牙子上站。有的警察还跟学员乐呵呵地聊天。”姜光宇觉得当时大家都没有压力，也没有敌对，只有平和。
早上9点多到达国务院信访办的姜光宇，发现西长安街上已经站满了人，绵延到很远。尽管中途有当局的车队开到队伍中，给学员们拍照，不过大家的想法很朴素，态度也很平和，丝毫没有不祥的感觉。
姜光宇站在长安街上，心里很踏实，因为不断有法轮功学员传递消息，告知事态的发展进度：派代表进去了，正在谈解决天津的事；朱镕基总理做批示了，天津法轮功学员被释放了⋯⋯
那次的万人大上访，在李元华教授看来，大家心态平和、坦荡，目的纯净、简单。
当时法轮功学员的行为素养就是最好的写照。李元华记得，当时有一位法轮功学员拿着塑料袋，沿着人群边走边询问：“有没有垃圾啊？有垃圾请扔到我这个袋子里面。”
“他这样一做，就提醒了那些还没有注意到这问题的学员了。上万人待那么长时间，什么东西都没有，地上一片纸都没有。”
他表示，因为大家都是修炼法轮功的，明白为他人考虑的道理，再加上其他法轮功学员善的感染，自然就意识到：“是不是我扔的？就都给捡起来了。”
目前人在德国的徐慧那时看到，有人带着他们走到人行道的一侧，她也没问，只想着支援上访，就静静地站在那里了。“当时每个学员都特别自觉，很安静地站在那里等待，没有人说话。”
后来，那地方就戒严了，警察几步一岗，都喊话，让他们赶快撤离，否则后果自负。徐慧还看到，有录像镜头几次给他们录像，感觉气氛很紧张，但“大伙始终非常祥和地站在那里，没有人走”。
7. 出现了什么意外？
刘志春还记得，那天下午大约3点，突然30来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急急忙忙地从西门出来，手握冲锋枪，站在法轮功学员站立的街道两边。紧接着，一辆黑色轿车从西门出来。车子绕一圈，往南边走了。据说那是江泽民的车。
不久，何祚庥从西门出来，对着现场的法轮功学员讲了一通阴阳怪气的话，企图挑衅。但没有一个人理他，只是对他轻蔑一瞥，继续平静地站在那里。
当天下午3点多，官方开始戒严，外面的人不能进府右街。刘志春从府右街的南边往北走，从北口出来，刚过马路，他看到一辆绿色帆布大篷军车开进靠北海的老北京图书馆。
刘志春一下警觉了，他曾经经历过1989年“六四”，当时这种大篷军车拉过军人去镇压无辜的学生，一辆车可以足足装载五六十个全副武装的官兵。他马上问旁边的学员，看到多少辆进去了，旁边的学员告诉他：“有五六辆啊！”
啊？那就是300余个官兵在里面，刘志春不由得警惕起来。
1999年4月25日，现居奥克兰的裴女士当时和同乡的法轮功学员结伴而行，25日晚上才到达中南海府右街，他们和那些白天已经到达的全国各地大批学员一起，在路边静静地等候、炼功，平和地等待着在楼内与领导人谈话的学员的消息。
裴女士记得，当时有人神情非常紧张，叫大家赶紧撤离，似乎再晚一点就会有出现血腥镇压的可能，就像天安门六四事件那样。裴女士说，她不怕开枪，大家都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只为了给自己的信仰讨一个公道。
裴女士表示，因为学员们都是态度很和祥地等候消息，所以警察在边上没什么事情可做，只是三三两两地说话。
8. 怎么离开现场的？
清华学子孟军回忆：大概到晚上8、9点钟，传来消息说法轮功学员的代表已经和中央领导见面了，事情已经顺利解决了。后来大家就静静地撤了，撤走后在地上没有留下一张纸屑、连警察扔下的烟头都被捡走了，整个过程平静祥和。第二天看新闻说政府没有反对群众炼功。
那天傍晚，淅淅沥沥的雨飘了下来。刘志春回忆，大约5、6点钟，法轮功学员的代表进了信访办。大约晚上9点。代表们一边走，一边和学员打招呼，告诉大家，天津已经放人，朱镕基总理重申政府不会干涉群众炼功；学员有意见可回当地向信访部门反映。
消息一路传下去，大家马上撤离，站了一天了，有的学员都还没吃饭。大约晚上10点，全部学员静静离开现场，只听到沙沙的脚步声，前后大约半小时后，府右街一片寂静。有的学员一边走一边捡地上的垃圾，现场连一片纸屑也没留下。
张立同样说到，上访的法轮功学员静静地离开了府右街，走之前，大家把周围的垃圾包括警察扔的烟头都捡起来，最后扔到垃圾桶里，连值班站岗的警察都感到惊奇和不好意思。
戚建莉（现居多伦多）和母亲也参加了当年的“4.25”上访，但随后遭受中共江泽民集团的迫害，包括非法监视、监听、威胁、株连家人、抓捕、绑架、拘留、关押、抄家等，直到她们来到海外。
戚建莉回忆说，当时现场上万的人，但大家静静等候，没有人表现焦灼、激动，所有人都心平气和。反而警察和便衣先沉不住气了，劝说大家离开，但没有人听他们的。直到天黑以后，学员间传话说，代表们已平安出来了，天津学员已释放，基本条件已达成，之后学员才散去，过程安静、平稳、迅速。
9. 上访后中共的反应？
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谁也没有想到，事情并没有像他们相信的那样结束了。当天夜里12点，刘志春被单位找去。从那以后，他就被软禁起来。
1999年7月1日，刘志春被强行逮捕，遭非法判刑2年。
徐慧上访回去后，单位就开始调查炼法轮功的学员的情况。各个单位的领导被要求到指定的地点看录像，辨认哪个是自己单位的人。7月20日，迫害正式开始。
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告诉民众真相，徐慧被记录在黑名单上，所在单位也被迫对她进行监视。她曾三次被非法抓捕，尤其2007年在马三家教养院里曾受到多种酷刑折磨，三颗牙在强行灌食时被敲掉，多次被昼夜吊拷在铁床上……因受折磨，徐慧迄今两个手腕和手臂依然伤残，不能自如活动。
中共后来说法轮功学员“围攻中南海”，李元华认为这是诬陷，因为当时是中共的警察带法轮功学员进去的，同时中共又对外把路封锁了、戒严了，导致行人和机动车无法过去，“不是法轮功学员拥堵在那里，（留出的空道）机动车和行人都可以走的。”
李元华说，“后来还成了中共打压的一个罪名了。那么多人，不可能没有垃圾。中共升旗，每次留下多少吨的垃圾。”
10. 中使馆的反应？
“4.25”的消息传出，西方社会也为之轰动。华盛顿DC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葛敏女士说：“当时的报导都很正面，好像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这么和平解决问题的先例。我记得ABC电视台的一位主播，在节目上特别讲了这件事，感到很震撼。”
“4.25”之后，华府的法轮功学员曾进到过大使馆内，跟工作人员面对面讲述了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其实在那个时候，他们对于国内发出的迫害命令，也是消极的，并不情愿做这样的事。”葛敏说。
国内同修的遭遇也牵系着法国法轮功学员的心，早在1999年4月25日法轮功万人和平上访事件发生当天，法国的法轮功学员就决定行动起来，向中共驻巴黎大使馆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们国际上也有很多人修炼，而且身心受益。
法轮功学员成法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我们半夜联络学员，电话打到凌晨3点钟，联络到37名同修，4月26日我们就去了大使馆。”当时大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接待了学员们。“这名使馆人员说他的小姨子就炼法轮功，把肝炎都炼好了。”成法回忆道，“当时我们就像朋友一样交谈，他最后承诺把情况如实地反映上去。”
7月20日，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学员的全面镇压，而大使馆的态度也变了，成法回忆说：“7月26日，我们再去大使馆，他们看到我们就把门关上，不让我们进去了。”
11. 天津事件到底是什么情况？
1999年4月，天津教育学院的杂志《青少年教育博览》刊登了何祚庥的一篇《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的文章，引发6,300多名法轮功学员自18日至24日陆续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相关机构反映实际情况。
张立回忆说，教育学院的领导们听完学员们的介绍后态度都非常好，他们还做了笔记，然后也答应重新做一个更正、澄清事实。
23日，院方一改先前礼貌、客气的态度，并表示他们做不了主；同时，大批便衣警察出现在教育学院周围，学院操场对面的楼上也架起了远红摄像机监视器，而随后警察也开始暗中抓人。
“有很多学员中午出去吃饭就失踪了。当时晚上我去接一个同修，回家晚了，但是派出所的人就到我家找我了，最后没等到我，他们就回去了，他们就没抓到我。”张立说。
24日下午，警方开始清场，他们用大喇叭喊，叫现场的人离开，同时，公安防暴警车开到教育学院的门口并进入学院操场，大批防暴警察开始现场驱赶人群。
清场持续到晚上9点多钟，法轮功学员于是赶往天津市政府陈情，被告知公安部已经插手，天津政府也无能为力。
“天津市政府已经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了，要想让天津公安局放人，你们要到国务院信访办去反映情况，寻求解决的办法。”天津市市政府的一个处长对陈情的法轮功学员说。
来自天津、目前生活在法国的张春芳也是4月23日和24日天津事件的见证人。
她说：“1999年4月23日下午我去天津教育学院，当时来了很多学员，有的看书、有的打坐，静静的，只有少数学员在杂志编辑部平和地澄清事实真相。
“没想到大约晚上9点左右出动了很多警察，一边驱赶学员，一边用警棍开始疯狂殴打学员。我认识的一位近70岁的老年同修在被一名年轻警察殴打时，还在试图告诉他法轮功的真相：‘我修炼法轮功二十多种疾病都好了，法轮大法好！’”
警察在驱赶法轮功学员时，张春芳也被打到：“我的背部被打到，之后一段时间背痛，右臂抬不起来。当时坚持不走的学员被扔上车，一些学员被打伤、被抓捕。”
24日下午，张春芳又去了天津市市政府门前，天黑时她听说“市政府的人说，北京介入这个事了，必须去北京才能解决，天津没权力放人”。
“晚上四十多位学员被抓，有人被打，打得还挺厉害，被往车上扔。后来就听电视报导说天津事件中警察没打人，接受采访的警察就在电视上说根本就没打人。”
当时张春芳听后觉得特别震惊，这次的经历让她清醒地认识到中共在明目张胆地说谎。
12. 怎么走入修炼的？
“4.25”上访发生后，海外媒体广泛报导，令世人瞩目。当年许多人因为关注此事件而得以了解法轮功，也因此走入修炼“真、善、忍”的行列。旧金山湾区系统分析师张新宇就是其中之一。
当年，1999年4月，张新宇看电视时，看到中国法轮功学员在国务院信访办和平请愿的节目。他对节目中提到的法轮功非常好奇，因为他知道法轮是佛家的。他认为中共反对的，可能就是好的，因为中共是“假、恶、暴”。因此他就去奥克兰书店寻找法轮功的书籍，就买了《转法轮》。
阅读了《转法轮》后，他发现书中是教人向善、做好人，与中共的说辞完全不一样。 “这本书太好了，我的很多疑问在书中都给解答了，我知道了人生的意义。如果人人都以‘真、善、忍’为准则，世界就会变得美好。”
19年前，渥太华的蒲槐林女士在加拿大CBC电视台上看到中国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的新闻，很想了解法轮功是什么，于是联系到渥太华法轮功学员开始炼功。
蒲槐林女士原来是一名红斑性狼疮的患者，修炼后她获得新生，不但身体健康了，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她说：“修炼以后，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学会了宽容，尽量从别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内心也变得平和与安详。”
“我现在就想把法轮功的美好告诉给世人，尤其是被谎言蒙蔽的中国人。现在，许多中国人都能接受真相了，这方面变化很大。”
圣地亚哥的西人法轮功学员Mark Matthew说，他当时看了电视新闻后，从法轮功学员肃穆平静的表情就感到他们很不一般，同时本着他对中共的了解，他想，被中共镇压的，很可能其实是好的。他于是开始去了解法轮功，最后也走入了修炼。#
资料来源：明慧网、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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