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补岁月
修改衣服的技工在澳门还算普遍，因为制衣业曾经是澳门的三大产业之一，那时候的女子大多是“车衣女”，即使九十年代末制衣业式微，女工们还是留有一身好手艺接点补补缝缝的活儿。（公有领域）
粗鲁女子如我，东西要修、要补，总是全年“无休”。
现在的产品制造商的用料、手工也远不及旧日讲究，与其让消费者买一件产品用上一辈子，倒不如折旧快速，每隔一段时间推陈出新。
手机萤幕不稳定、手提电脑越跑越慢、闹钟日夜颠倒；手表、皮带半年不到便破损严重；衣服破洞想要缝补、大衣钮扣过半被弄丢、礼服要拿去放宽；平底鞋鞋底因胶水干掉快要宣告独立、高跟鞋鞋根被碎石路磨蚀得掷地有声、羊皮靴子要打蜡上油保养；牛皮手袋的扣子因受不了重量而断裂罢工……
在都巿，东西坏了、旧了、过时了，最便捷的处理办法居然是丢掉。全球化的当下，一件快速时装商制造的新衣，有着大量生产的平均成本和第三世界的廉价劳动力作支撑，售价可以不到四十港元，比修改一件旧衬衫还要便宜。
修改衣服的技工在澳门还算普遍，因为制衣业曾经是澳门的三大产业之一，那时候的女子大多是“车衣女”，即使九十年代末制衣业式微，女工们还是留有一身好手艺接点补补缝缝的活儿。
很多人觉得拿东西去修补，既麻烦又小家子气，我却不以为然，有时候连补衣的阿姨都说这破衣不能穿了，我还是舍不得，把每件破烂东西都说成是宇宙唯一此生最爱。我对旧衣的迷恋，非因喜欢二手古着，大概是由于先母做了一辈子制衣女工，让我潜意识里对每件衣服多少也心存敬意。
澳门人懒于修理旧物，说穿了，其实是因为澳门细小的巿场支撑不起大多数国际品牌的维修部，总是望穿秋水才能修理好一个零件，所谓的售后服务，经常是漫长等待加上高额邮资。
早前友人送我项链，镶在上面的小水晶一年间就掉了两次，拿到指定的专门店去维修，每次一等就是数个月。黏几颗小水晶不是太高难度，难就难在没有专业师傅，维修部设在香港，货物一来一回全是时间，售货员抱歉地说：
“恐怕只能等了……不然买一款新的？”
维修部设在香港，的确是很多澳门消费者的恶梦。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尚未普及的年代，最怕就是电子辞典坏掉，寄去对岸修理再寄回来，运费都要消费者自负。去所谓的澳门维修部订一个三年前的手提电脑电池，等香港那边寄来就至少要三个月，因为香港的维修部要先等零件从美国运来再转运。
三个月？在这个急速的世代，三分钟都嫌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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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修衣补衣，想在澳门街头找专业的补鞋匠要艰难多了，要找这些“世外高人”还得到处打听。
澳门硕果仅存的补鞋匠大多是老师傅，有时候鞋子坏了跑不动，我干脆坐下来看他们缝补，顺道聊天。澳门民间近年热衷于做口述历史，却很少关注这些长驻街头的老工匠——他们本身就是一部活的城巿志，是快将消失的城巿风景。
澳门最张扬的补鞋匠，大概就是高园街圆环那位伯伯，在摊档旁边挂满各种手写大字报，内容围绕毋忘抗日战争和阶级斗争，直抒胸臆，左派得很。
事实上，年轻一代往往对维修器具一窍不通，东西一有损坏便随即丢弃，连送回原厂维修的费用和时间都省掉，但长者的阅历、经验和手艺，却常常意想不到地让看似没救、没用的旧物起死回生，甚至在修理的闲聊过程中，寻得社会交往的渠道，向年轻人传递实用的生活知识和智慧的同时，从中重新获得快乐、自信和尊严。
近年，从外地引进、收费昂贵的名牌手袋翻修保养店大行其道，兼具维修服务的老店在新的消费模式面前却节节败退，不少专门修理钟表的老师傅只好提前退休。澳门最热闹的新马路一带过往老店林立，当中不少物业是从前的善长仁翁捐给镜湖慈善会，慈善会再以低价租予商户。
近年澳门经济大好，慈善会乘势大幅加租，导致许多老店被迫搬迁或关门结业，由外地连锁式高档金铺、珠宝店取而代之。当时商界代表暨慈善会负责人面对传媒质询更直言不讳：
“你要卖些高产值的东西，譬如卖手表，现在好多手表店，游客买一只动辄十几万，这些才能赚钱，卖些赚不了钱的有什么用？当然负担不起昂贵租金，社会是需要进步，不能停滞不前。”
“维护旧的东西就是导致社会停滞不前的原因”，和大陆改革开放时代“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逻辑一脉相承，更不幸地成为当今许多大陆二、三线城巿的发展信条，“大破大立，拆掉重来”这种短视的都巿更新思维，忘记了文物保育其实是对城巿文化的持续增值。
对具历史或艺术价值的旧建筑的修补、活化、再利用，的确没有另建新楼那样有即时的高产值回报，但它滚存的文化红利将随岁月的流逝而递增。如果当初澳门的文化管理者对岁月和旧物没有半点敬畏之心，现在的澳门很可能只是香港大卖场的翻版，澳门历史建筑群就不会被纳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早就随岁月烟消云散。◇
——节录自《喧闹的岛屿：台港澳三地文化随笔》/ 联经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李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