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04月09日讯】23 初尝运动苦果
首先是1953年的“忠诚老实运动”，上面要求每一个人必须老老实实地将自己的全部历史，曾经隐瞒的任何问题，必须无保留地交待清楚。我的家庭出身，我参加国民党远征军的事，我在刚参加工作时就已经交待过了，只是有一件事我当时没有说，不是不说，更不是有意隐瞒。而是我当时认为这与我的历史无关，现在既然是搞运动，上面又要求任何事都要说清，我又是一个申请入党的人，更应该将任何没有说过的事交待请楚。
我写到：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在成都念书，我的表哥在成都空军部队，当时日军轰炸大后方频繁，急需我们的空军迎击敌寇，我表哥作战任务很紧张，我们很少见面，以后我参加了远征军去了缅甸，我们就失去了联系。我还自作聪明加了一句：以后他可能去了台湾。就这四个字：去了台湾（事实上他根本没去台湾，而是去了美国）可惹了大麻烦啦。以后无论大大小小的运动，群众斗争我时，都高喊：李科林不但自己参加了国民党军队，他表哥也是国民党的空军！天哪！我们抛弃了学业，离别了父母亲人，将生死置之度外，开赴战斗激烈的前线抗击日寇，是保卫祖国和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壮举，怎么竟成了罪人了？
1954年，三反五反运动开始，报上登载揭发出两个大贪污犯 ，张子青，刘子善，赃款是一万元。经过审判，给以最重的刑法，枪毙。各单位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贪污，反贿赂，反浪费的群众运动。我们这个小小的文艺单位也和社会上一样：动员报告，开小组会，揭发，交待……
我们有一位小提琴演奏员的夫人，是我们乐队的抄谱员，她人很老实，乐谱也抄得很好，在小组会上交待说，她曾经将公家的谱纸，带回家给他丈夫抄自己的乐谱。这么大点儿芝麻粒的事，何况是自己交待的，她不说，谁也不会知道，说出来应该受到鼓励，说明她很忠诚老实。但事与愿违，运动进行了好几天，除了学档，没有揭发出一件贪污的事，这下可好了，终于有了批判的对象了。首先将他们夫妇俩关在自己的屋子里，继续交待，不准外出，不得与其他人串联。上厕所，到食堂买饭，都必须有人随行监督，这个监督看管他们的人，就是我。
因为我是共青团员，又是申请了入党的准党员，我想这正是在大风大浪中，党考验我的时候。可我这个人偏偏不给党争气，因为他们两位平时和我的关系不错，我心里很同情她们，认为这事太小题大作，几分钱一张的谱纸，谈不上是什么贪污，顶多在小组会上批评一下是公私不分，贪小便宜罢了。我不但在小组会上表示我的看法，而且当他们的面也谈我的看法，对他们表示同情。作为看管他们的‘狱吏’不但不克尽职守，还经常和他们喜笑颜开的聊天。
几个月后，运动也就不了了之，他们俩写了一份检查，撤销监管，将多余的几张谱子退了回来，我们单位的三反五反运动，就此告一段落。可我自己并未因运动结束而结束，在开全体总结大会上，书记宣告：在这次伟大而严肃的三反五反运动中，李科林，作为一个共青团员，又是负责监管审查物件的人员，竟同情有问题的人，是非不分，和被监管的物件，有说有笑，丧失了一个共青团员应有的立场。这不，我自己最了解我自己，迟早会露出我的原形的，这第一个运动就栽了，非但入党的事成了泡影，可能连共青团都容不下我了。
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了，这次比三反运动更来势凶凶，因为是属于敌我矛盾，非同小可。照样是召开全院大会，动员报告，小组会，揭发，交待……我放眼一看我们乐团，没有一个人像反革命，我幼稚而愚蠢地将这种思想在小组会上暴露了出来，立刻招来大家劈头盖脑的批判。有的说，李的这种思想，反映了他的立场，对当前的运动极为有害；有的说，我们一定要批判这种轻敌的思想；有的甚至说，李参加过国民党军队，他当然会站在反革命分子的一边，抵制运动！
天哪！老老实实谈自己的想法，竟招来一通批判，把我划到反革命阵营一边去了。从此，不论大会小会我一声都不吭了。肃反运动在我们这个乐团里静悄悄，可演员队那边却是热闹非凡，据说已揭发出来好几个肃反物件。最让我震惊和没想到的是，我在青岛的老朋友，作曲家赵民礼，也入围反革命了，听说对他已实行隔离审查，限时交待他的反革命组织和活动。这真是飞来横祸，我认识他多年，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香港少爷，又是一个从不关心政治的音乐家，他都会成了反革命，那我的出身，经历，就更是百分之百的反革命了。
这些想法，我再也不敢向任何人透露了，深埋在心中，自己受煎熬。不久，肃反领导小组找我谈话，我紧张地认为，这下该轮到我了。领导严肃地对我说：你和赵民礼在青岛是好朋友，你必须揭发他在青岛成立的反动组织的一切活动，你是共青团员，这是党团对你的要求，也是对你的考验！我简直懵了，他在青岛成立过反动组织？我居然会不知道？我绞尽脑汁，冥思苦想说：我不知道他组建过什么反动组织，我只知道我们成立了一个业余音乐爱好者的团体，叫‘幻想乐团’。肃反小组见我已进入他们想要了解的主题，于是说：我们知道你也是这个反动组织的成员，为了团结大多数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少数反革命首要分子，你必须站稳立场，不徇私情，毫无保留地揭发他的反革命罪行。你最近期间不必参加各种会议了，三天之内，写好揭发材料。
肃反小组走了，我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我不敢提出疑问，更不敢去为赵争辩，只得日以继夜地写所谓的揭发材料。我老老实实地具实交待：我们几个山东大学爱好音乐的同学，经常去赵民礼家，请教他一些有关音乐方面的问题，因为他是专业的音乐家，又是青岛中学的音乐老师，有时也一起合奏一些乐曲。我们几个同学感到每次到他那里去，演奏音乐，说说笑笑，非常愉快。久而久之，有同学建议，我们为什么不成立一个业余的音乐团体，选出负责人，扩大吸收成员，定期练习，还可以开音乐会。我们征求了赵民礼的意见，他表示非常同意。因为我去的次数最多，和他最早认识，因此都选我为团长，做些打杂跑腿的事，赵是音乐顾问。
没想到我们成立乐团的消息一传出去，不胫而走，来报名的络绎不绝，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有学生，教师，银行职员，天主教徒，基督教牧师，游泳教练，海军军官等。每逢星期六下午，都聚集在赵的寓所，排练，说笑，品尝赵夫人做的美味小吃，在这个集体里，不分老幼，身份，职业，信仰，大家都感到非常愉快，和睦。
我们练习了贝多芬的小步舞曲，莫札特的奏鸣曲，萧邦的夜曲等等。我们还组织了一次公开的音乐会，邀请青岛的外国乐师协助演出，还特地聘请了音乐修养很深的天主教的德国神父来担任我们的指挥。音乐会开得很成功，得到了市长和各界人士的好评。
这哪是揭发材料，简直是在评功摆好，说这个团体如何团结，友好，还得到市政领导的表扬等等。我一边写一边暗自好笑，这份揭发材料交上去，领导一定会很不满意，说不定会狠狠地训我一通，说我不老实，没有老实彻底揭发，交待。三天后，我上交了材料。
出乎我意料的是，领导并没有找我谈话，表示对揭发材料的不满。又过了两天，书记对我说：你可以参加小组会了，不过，还要进一步深入揭发。什么叫深入？难道要将我们和赵一起演奏过什么乐曲，一个一个乐章，一个一个音符，都写出来才叫深入？我们当时对什么是反动，反革命，还稀里糊涂，我们只知道反对共产党就是反革命，但我们“解放”前游行，是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是反对国民党，共产党在哪里我们都不清楚，怎么会去反呢？
后来，才听演员队那边传话说：没想到平时嘻嘻哈哈的赵民礼，“解放”前，居然和德国天主教神父，基督教牧师，国民党海军军官，勾结，组织了一个表面上是音乐团体，实际上是在搞反对共产党的特务活动。一个“解放”前的业余的音乐团体，“解放”后，就成了反革命组织，这是什么逻辑？神父，牧师，解放前都是受人尊敬的神职人员，是一种信仰。神父还是受希特勒迫害的犹太人，逃到中国来……我真为这些和蔼可亲的神父，牧师叫屈，更为民礼喊冤。
我又交待过几次材料，还是像背音乐会节目单似的，没有什么上级认为是过硬的，或爆炸性的揭发。民礼被关了三个多月，放了出来，又不作什么结论，就不了了之。从此，挡案里加上一条：控制使用。 （待续）#
责任编辑：马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