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小说:黑与红(26)

作者:李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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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8年04月09日讯】23   初尝运动苦果

首先是1953年的“忠诚老实运动”,上面要求每一个人必须老老实实地将自己的全部历史,曾经隐瞒的任何问题,必须无保留地交待清楚。我的家庭出身,我参加国民党远征军的事,我在刚参加工作时就已经交待过了,只是有一件事我当时没有说,不是不说,更不是有意隐瞒。而是我当时认为这与我的历史无关,现在既然是搞运动,上面又要求任何事都要说清,我又是一个申请入党的人,更应该将任何没有说过的事交待请楚。

我写到: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在成都念书,我的表哥在成都空军部队,当时日军轰炸大后方频繁,急需我们的空军迎击敌寇,我表哥作战任务很紧张,我们很少见面,以后我参加了远征军去了缅甸,我们就失去了联系。我还自作聪明加了一句:以后他可能去了台湾。就这四个字:去了台湾(事实上他根本没去台湾,而是去了美国)可惹了大麻烦啦。以后无论大大小小的运动,群众斗争我时,都高喊:李科林不但自己参加了国民党军队,他表哥也是国民党的空军!天哪!我们抛弃了学业,离别了父母亲人,将生死置之度外,开赴战斗激烈的前线抗击日寇,是保卫祖国和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壮举,怎么竟成了罪人了?

1954年,三反五反运动开始,报上登载揭发出两个大贪污犯 ,张子青,刘子善,赃款是一万元。经过审判,给以最重的刑法,枪毙。各单位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贪污,反贿赂,反浪费的群众运动。我们这个小小的文艺单位也和社会上一样:动员报告,开小组会,揭发,交待……

我们有一位小提琴演奏员的夫人,是我们乐队的抄谱员,她人很老实,乐谱也抄得很好,在小组会上交待说,她曾经将公家的谱纸,带回家给他丈夫抄自己的乐谱。这么大点儿芝麻粒的事,何况是自己交待的,她不说,谁也不会知道,说出来应该受到鼓励,说明她很忠诚老实。但事与愿违,运动进行了好几天,除了学档,没有揭发出一件贪污的事,这下可好了,终于有了批判的对象了。首先将他们夫妇俩关在自己的屋子里,继续交待,不准外出,不得与其他人串联。上厕所,到食堂买饭,都必须有人随行监督,这个监督看管他们的人,就是我。

因为我是共青团员,又是申请了入党的准党员,我想这正是在大风大浪中,党考验我的时候。可我这个人偏偏不给党争气,因为他们两位平时和我的关系不错,我心里很同情她们,认为这事太小题大作,几分钱一张的谱纸,谈不上是什么贪污,顶多在小组会上批评一下是公私不分,贪小便宜罢了。我不但在小组会上表示我的看法,而且当他们的面也谈我的看法,对他们表示同情。作为看管他们的‘狱吏’不但不克尽职守,还经常和他们喜笑颜开的聊天。

几个月后,运动也就不了了之,他们俩写了一份检查,撤销监管,将多余的几张谱子退了回来,我们单位的三反五反运动,就此告一段落。可我自己并未因运动结束而结束,在开全体总结大会上,书记宣告:在这次伟大而严肃的三反五反运动中,李科林,作为一个共青团员,又是负责监管审查物件的人员,竟同情有问题的人,是非不分,和被监管的物件,有说有笑,丧失了一个共青团员应有的立场。这不,我自己最了解我自己,迟早会露出我的原形的,这第一个运动就栽了,非但入党的事成了泡影,可能连共青团都容不下我了。

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了,这次比三反运动更来势凶凶,因为是属于敌我矛盾,非同小可。照样是召开全院大会,动员报告,小组会,揭发,交待……我放眼一看我们乐团,没有一个人像反革命,我幼稚而愚蠢地将这种思想在小组会上暴露了出来,立刻招来大家劈头盖脑的批判。有的说,李的这种思想,反映了他的立场,对当前的运动极为有害;有的说,我们一定要批判这种轻敌的思想;有的甚至说,李参加过国民党军队,他当然会站在反革命分子的一边,抵制运动!

天哪!老老实实谈自己的想法,竟招来一通批判,把我划到反革命阵营一边去了。从此,不论大会小会我一声都不吭了。肃反运动在我们这个乐团里静悄悄,可演员队那边却是热闹非凡,据说已揭发出来好几个肃反物件。最让我震惊和没想到的是,我在青岛的老朋友,作曲家赵民礼,也入围反革命了,听说对他已实行隔离审查,限时交待他的反革命组织和活动。这真是飞来横祸,我认识他多年,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香港少爷,又是一个从不关心政治的音乐家,他都会成了反革命,那我的出身,经历,就更是百分之百的反革命了。

这些想法,我再也不敢向任何人透露了,深埋在心中,自己受煎熬。不久,肃反领导小组找我谈话,我紧张地认为,这下该轮到我了。领导严肃地对我说:你和赵民礼在青岛是好朋友,你必须揭发他在青岛成立的反动组织的一切活动,你是共青团员,这是党团对你的要求,也是对你的考验!我简直懵了,他在青岛成立过反动组织?我居然会不知道?我绞尽脑汁,冥思苦想说:我不知道他组建过什么反动组织,我只知道我们成立了一个业余音乐爱好者的团体,叫‘幻想乐团。肃反小组见我已进入他们想要了解的主题,于是说:我们知道你也是这个反动组织的成员,为了团结大多数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少数反革命首要分子,你必须站稳立场,不徇私情,毫无保留地揭发他的反革命罪行。你最近期间不必参加各种会议了,三天之内,写好揭发材料。

肃反小组走了,我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我不敢提出疑问,更不敢去为赵争辩,只得日以继夜地写所谓的揭发材料。我老老实实地具实交待:我们几个山东大学爱好音乐的同学,经常去赵民礼家,请教他一些有关音乐方面的问题,因为他是专业的音乐家,又是青岛中学的音乐老师,有时也一起合奏一些乐曲。我们几个同学感到每次到他那里去,演奏音乐,说说笑笑,非常愉快。久而久之,有同学建议,我们为什么不成立一个业余的音乐团体,选出负责人,扩大吸收成员,定期练习,还可以开音乐会。我们征求了赵民礼的意见,他表示非常同意。因为我去的次数最多,和他最早认识,因此都选我为团长,做些打杂跑腿的事,赵是音乐顾问。

没想到我们成立乐团的消息一传出去,不胫而走,来报名的络绎不绝,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有学生,教师,银行职员,天主教徒,基督教牧师,游泳教练,海军军官等。每逢星期六下午,都聚集在赵的寓所,排练,说笑,品尝赵夫人做的美味小吃,在这个集体里,不分老幼,身份,职业,信仰,大家都感到非常愉快,和睦。

我们练习了贝多芬的小步舞曲,莫札特的奏鸣曲,萧邦的夜曲等等。我们还组织了一次公开的音乐会,邀请青岛的外国乐师协助演出,还特地聘请了音乐修养很深的天主教的德国神父来担任我们的指挥。音乐会开得很成功,得到了市长和各界人士的好评。

这哪是揭发材料,简直是在评功摆好,说这个团体如何团结,友好,还得到市政领导的表扬等等。我一边写一边暗自好笑,这份揭发材料交上去,领导一定会很不满意,说不定会狠狠地训我一通,说我不老实,没有老实彻底揭发,交待。三天后,我上交了材料。

出乎我意料的是,领导并没有找我谈话,表示对揭发材料的不满。又过了两天,书记对我说:你可以参加小组会了,不过,还要进一步深入揭发。什么叫深入?难道要将我们和赵一起演奏过什么乐曲,一个一个乐章,一个一个音符,都写出来才叫深入?我们当时对什么是反动,反革命,还稀里糊涂,我们只知道反对共产党就是反革命,但我们“解放”前游行,是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是反对国民党,共产党在哪里我们都不清楚,怎么会去反呢?

后来,才听演员队那边传话说:没想到平时嘻嘻哈哈的赵民礼,“解放”前,居然和德国天主教神父,基督教牧师,国民党海军军官,勾结,组织了一个表面上是音乐团体,实际上是在搞反对共产党的特务活动。一个“解放”前的业余的音乐团体,“解放”后,就成了反革命组织,这是什么逻辑?神父,牧师,解放前都是受人尊敬的神职人员,是一种信仰。神父还是受希特勒迫害的犹太人,逃到中国来……我真为这些和蔼可亲的神父,牧师叫屈,更为民礼喊冤。

我又交待过几次材料,还是像背音乐会节目单似的,没有什么上级认为是过硬的,或爆炸性的揭发。民礼被关了三个多月,放了出来,又不作什么结论,就不了了之。从此,挡案里加上一条:控制使用。 (待续)#

责任编辑:马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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