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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黑皮书》第一部分 苏联的暴力、镇压和恐怖(47)

《共产主义黑皮书》:大规模杀戮的逻辑

作者:尼古拉‧韦尔特(Nicolas Werth)

大纪元获得授权翻译、发行《共产主义黑皮书》中文版。(大纪元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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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8年05月29日讯】知识分子是又一个沦为大恐怖受害者的社会群体。关于他们,现在有比较丰富的资料可得。作为19世纪中叶以来被公认的社会群体,大多数俄罗斯知识分子一直是反抗暴政和心智约束(intellectual constraint)的中心。这一事实说明了他们先前在1922年和1928至1931年的清洗中为何受害。到了1937年3月和4月,一场恶毒的报刊宣传运动痛斥经济、历史和文学中的“路线偏差”。各门学问和各领域创新都成为攻击的目标。政治的、教条式的借口往往用来掩盖个人的野心或争斗。例如,在历史领域,米哈伊尔.伯克洛夫斯基(Mikhail Pokrovsky,已死于1932年)所有的追随者都遭到逮捕。教师和教授特别容易受害,因为他们的授课很容易被狂热的告密者所利用。大学、研究机构和学者都大幅减少,尤其是在白俄罗斯(105名学者中有87人被当作“波兰间谍”逮捕)和乌克兰。在后一个共和国,1933年发生了首场针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清洗。当时有数千名乌克兰知识分子被捕,因其“把乌克兰科学院、舍甫琴科研究所、农业学院、乌克兰马列主义研究所,以及教育、农业和司法人民委员部,改造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的避风港”(1933年6月22日帕维尔‧波斯特舍夫发表的演说)。因此,1937至1938年的大清洗,完成了一项其实在四年前就已开始的行动。

所有与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或国防哪怕有一丁点儿关系的学术领域,也受到波及。航空工业的主要人物,特别是著名航空工程师安德烈.图波列夫(Andrei Tupolev)和苏联首个太空计划的创始人之一谢尔盖.科罗廖夫(Sergei Korolev),都被逮捕并送往NKVD各研究中心。它们类似于索尔仁尼琴在《第一圈》(First Circle)中所描述的那些研究中心。普尔科沃(Pulkovo)大型天文台的29位天文学家中,就有27人被捕。国民经济各总部几乎所有的统计学家,都在完成1937年1月的人口普查后被捕。这次人口普查,因“严重违反统计学基本程序和违反政府命令”,被宣布无效。无数语言学家也遭到逮捕。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家尼古拉.马尔(Nikolai Marr)的理论。而马尔获得了斯大林的官方支持。被捕的还有数百名生物学家。他们反对“官方”生物学家特罗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的江湖骗术。其他受害者包括:医学遗传学研究所所长所罗门.莱维特(Solomon Levit)教授;谷类研究所所长尼古拉.图莱科夫(Nikolai Tulaikov);植物学家亚纳塔(A.Yanata);列宁农业科学研究院院长、院士尼古拉.瓦维洛夫(Nikolai Vavilov),他于1940年8月6日被捕,1943年1月26日死于狱中。

由于被控捍卫敌对的外来观点,以及偏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界线,作家、出版商、戏剧导演和记者,都在叶若夫时期付出了惨重代价。作家工会约2,000名成员被逮捕、放逐到集中营或被处决。最著名的受害者包括:《红色骑兵军》和《敖德萨故事集》(Odessa Tales)的作者伊扎克.巴别尔,他于1940年1月27日被枪决;作家鲍里斯.皮利尼亚克(Boris Pilnyak)、尤里.阿廖沙(Yury Olesha)、潘捷列伊蒙.罗曼诺夫(Panteleimon Romanov);诗人尼古拉.克留耶夫(Nikolai Klyuev)、尼古拉.扎博洛茨基(Nikolai Zabolotsky)、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Osip Mandelstam,1938年12月26日死于西伯利亚一中转营)、古尔根.麻亚里(Gurgen Maari)和提齐安.塔比泽(Titsian Tabidze)。许多音乐家也被捕,包括作曲家安德烈.日尔亚耶夫(Andrei Zhelyaev)和指挥米科拉泽(E.Mikoladze)。剧院的名人也一样,如大导演弗谢沃洛德.梅耶荷德(Vsevolod Meyerhold)。1938年初,其剧院被以“与苏联艺术不相干”为由关闭。由于拒绝公开忏悔,梅耶荷德于1939年6月被捕,遭受酷刑,并于1940年2月2日被处决。

在这些年间,当局寻求“彻底肃清”(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最后剩下的神职人员。1937年1月的人口普查显示,尽管受到压力,约70%的人口在被问道“你是信徒吗?”时,仍给予肯定的回答。从此,苏联领导人着手对教会发动第三场且具决定性的攻势。1937年4月,马林科夫(Malenkov)发便条给斯大林,暗指关于宗教组织的立法过时了,并提议废除1929年4月8日的法令。“这项法令”,他提到,“为教会和邪教最活跃的部分创建整个有组织的、敌对苏维埃政权的个人网路,提供了法律依据。”他总结说:“到了了断所有神职人员组织和教阶体制(ecclesiastical hierarchy)的时候了。”数千名神父和几乎所有主教被发配到集中营。这一次,绝大多数人都被处决。1936年仍活跃的2万座教堂和清真寺中,1941年初仍举行宗教仪式的已不足1,000座。1941年初,所有宗教经官方注册的神职人员数量,已从1936年的逾24,000人下降至5,665人,其中一半以上来自波罗的海地区、波兰、摩尔达维亚和乌克兰西部。而所有这些地区都于1939至1941年被纳入苏联。

由这些信息,或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大恐怖是在斯大林的最高指示下,由党内最高层发起和领导的一场政治行动。

而且,大恐怖实现了它的两个主要目标。第一个是建立由年轻干部组成的民事和军事官僚机构。这些干部是在上世纪30年代严格的斯大林主义精神下成长起来的。这些官员,正如卡冈诺维奇在党的十七大上所言,“会毫无异议地接受斯大林同志分派给他们的任何任务”。在30年代末之前,政府各管理部门是旧政权下培养的“资产阶级专业人员”与布尔什维克干部组成的大杂烩。这些干部中很多人在内战期间接受过在职培训,且相当无能。每个机构都试图保持某种职业精神和行政逻辑,并且对来自中央的意识形态唯意志论和命令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这一点尤其表现在1935年核查所有党员身份证的运动中。当时地方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消极抵抗。这一点也明显体现在统计员拒绝把1937年1月人口普查的数字“弄得光鲜”,使之迎合斯大林的愿望。斯大林认识到,相当一部分干部,无论是否是共产党干部,都不愿盲从听命于中央。他的目标就是,用更顺从其意愿的人,取代这些官员。

大恐怖的第二个目标是完成肃清“社会危险分子”的任务。该群体在当时成员持续增长。正如《刑法典》所指出的,任何个人,若“犯有敌对社会或对社会有危险的行为,或者与犯罪环境(criminal milieu)或犯罪记录有关”,都可能被划为“社会危险分子”。因此,任何人,若其社会群体的称谓包含前缀“ex-(前)”,都是“具有社会危险性的”,如前富农、前犯罪分子、前沙皇时期公务员、前孟什维克党成员、前社会革命党人等等。所有这些类别都必须在大恐怖期间予以消灭,因为正如斯大林1937年2月至3月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所宣称的,“我们离社会主义越近,垂死社会阶级的残余势力就越是反扑。”

此次演讲中,斯大林强调了这一观点:苏联──唯一一个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被敌国四面包围。据斯大林所称,与苏联接壤的国家──芬兰、波罗的海诸国、波兰、罗马尼亚、土耳其、日本等国,在法国和英国的协助下,正派遣“大批间谍和颠覆分子”,执行破坏该社会主义工程的任务。作为一个独特而神圣的国家,苏联有着不可侵犯的边界。它们是打击无时不在的敌人之斗争的前线。在此背景下,搜捕间谍(即任何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人,无论联系可能有多么脆弱)显示出极大的重要性。消灭潜在和虚构的“第五纵队队员”,处于大恐怖的核心地位。

以上列出的受害者的庞大类别──干部和专业人员、社会危险分子和外来分子以及间谍,都彰显出大恐怖大规模杀戮的逻辑。大恐怖在两年内导致近70万人丧生。#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译者:言纯均,责任编辑:张宪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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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30 2:1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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